林培瑞：「我們為什麼覺得毛澤東的反右運動在中國現代歷史上起了關鍵作用？我覺得是因為反右毀滅了一代人的語言和信仰。」
這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理事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
林培瑞：「以前，土改、鎮反、肅反的時候，不管多殘酷，至少理想語言還在那兒，還過得去。但是57以後，理想語言變成語言遊戲。以前，你也許不能說真話；但以後你不能不說假話。我覺得，這個影響的深遠一直蔓延到現在的中國社會上的所謂犬儒主義，說假話，出假貨，賣假藥，說一套，做一套，只顧自己。」
*意在一統思想江山*
林培瑞教授的觀點帶有相當的普遍性。《觀察》雜誌總編輯陳奎德認為，毛澤東當年就是想通過反右運動形成在中國的「一言堂」。
陳奎德：「要統一意識形態，統一基本的話語系統。也就是說，通過反右這個事情，使現代中國完成‘一言堂’的奠基禮。」
這正是反右運動與其它歷次運動區別最大的地方。右派份子之所以成為右派，主要不是因為他們干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說了什麼。
*逼人發言 陷人以罪*
文革時期以《血統論》一文而聞名的遇羅克，其父母都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遇羅克的母親是民建的一個基層負責人。當時民建副主委章乃器已經被打成右派。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說：
「那個時候章乃器先被劃成右派。在大家討論的時候呢，我母親就說：‘我怎麼看不出來他哪裡像右派呢？’就是這麼一句話，她就被劃成右派了。
「我父親就更簡單了。我父親這個人不愛說話，而且他對共產黨，我覺得，看得比較透。後來給他選成一個職工代表，發言的代表。把這些所謂發言的代表集中到一個地方，不讓你回家，好像軟禁那種方式，讓你難受。本來沒想到那麼嚴重嘛。那一想，既然這樣，那就說兩句吧。就為了應付吧。我父親只說了一句，說，現在這種‘小匯報’的制度不太好。他說，這樣的話，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會冷冰冰的。
「就這麼一句話，馬上打成極右份子，當時就不讓回家了。就給他送到勞動教養。我們的行李都是我們家後來送去的。從那會上就沒回家。57年到64年，差不多將近7年。」
*軍人發表溫和意見之後*
福建人蔣鼎，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參加解放軍。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在位於四川重慶的解放軍北培步兵學校政治部組織科擔任助理員。
蔣鼎：「我在發言當中僅僅是提了幾個意見嘛。一個呢，我是說民主集中制，我們國家實行的這個制度跟西方的民主是不能相比的。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是有範圍、有限制的，不是西方的那個民主自由。就因為我這一句話，他就說我攻擊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還有呢，對於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幾個，沒有民主人士當副總理。僅僅是當部長。我就提出來，能不能安排一、兩個民主人士當副總理呢？他也說我反對中央的制度、中央的政策，就劃成右派。」
*舒蕪短文遭毛點名*
文學評論家舒蕪曾經在1955年打倒胡風的運動中提供了胡風給他的私人信件，立下了「反戈一擊」的大功。然而他1956年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說「難免」》的短文，批評一些官員以「難免」二字作為工作馬虎的藉口。
毛澤東1957年1月27日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點名批判舒蕪的這篇短文說：「這就是一種有害的言論。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應當準備及時反駁，唱一個對臺戲。」結果，《人民日報》上就發表了批駁舒蕪的文章。舒蕪自然也被打成右派。
*議論=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
大部分右派都屬於上面這類「因言獲罪」的右派。他們的言論被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美國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郭羅基說：
「從57年開始確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這個命題。」
儘管中國當時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但是，郭羅基說：
「在中國，好像言論自由只能講革命言論，只能講正確言論。只能發表正確意見，不能發表錯誤意見。在中國，要真正實行言論自由，無論是革命言論，還是反革命言論，正確言論，錯誤言論，都可以自由發表。就要推翻‘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這個命題。這個命題不推翻，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政治民主，中國就不會進步。」
*180萬人淪為「敵人」*
當時的中國大約有500萬所謂的「知識份子」。以中共公開承認的數字，55萬右派，就是佔知識份子的百分之十一。但是實際上當時被打成右派的遠不止55萬人。
在反右運動後期，中共決定在小學教師和鄉鎮幹部中不劃右派。已經劃為右派的改劃為地主或者壞份子。這些人的數量大約就有50萬人。根據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統計，各類右派有110萬，再加上「反社會主義分子」等等，反右運動一共使180萬人成了「人民的敵人」。
*五類精英落難 從此知識份子無聲*
中國獨立記者高瑜說：「作為右派的主體，我認為主要是這樣幾部分人：
「一個是以‘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
第二是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一大批全國各地的新聞出版界的黨內知識份子；
第三類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
第四呢，是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鐘惦蜚、蕭軍為代表的文藝界的領導和著名文藝家；
第五類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學家。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中國當時和未來的精英人物。摧毀他們，就是摧毀了中國。從此中國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黨派，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正所謂‘表揚了指鹿為馬的, 提拔了溜須拍馬的’。作為知識份子的群體，徒徒具有學歷的標籤，但是他們喪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會的這種功能。所以呢，一直到文革這一個歷史時期，中國的知識份子是斷代的。」
*中共官員也紛紛在劫難逃*
還有一類右派沒有被包括在高瑜總結的五類右派裡。這些人就是中共的官員。這批右派多數是不同意中共極端和非理性的整人手段，甚至是由於工作意見分歧和個人恩怨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一些鄧小平曾經親自出馬打倒的中共省部級官員。
在青海省，鄧小平將省長孫作賓打成反黨集團頭子。在甘肅省，他將常務副省長陳成義打成反黨集團頭子。在寧夏，他將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孫殿才打成反黨集團頭子。鄧小平在西安一次會議上殺氣騰騰地說：「對黨內右派，不管他的資格有多老，一律開除黨籍。因為黨內右派反黨的政治資本就是他的黨齡，我們要徹底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
當時被打成右派的還有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副省長張軫、王毅齋、劉積學；浙江省副省長楊思一；貴州省副省長歐百川；湖南省副省長程星齡；陝西省副省長翰兆鶚；廣西省副省長陳再勵；廣東省委書記古大存；新疆自治區書記塞甫拉也夫；安徽省委書記李世農；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等。
浙江省省長沙文漢，1925年參加共產黨。其夫人陳修良1926年加入共產黨。兩個人一直為中共從事地下工作。中共建政以後，沙文漢在政治上與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主流派官員不合拍，被曾經擔任中國最高法院院長、當時擔任浙江省省委第一書記的江華在毛澤東面前告狀，被毛澤東欽點為右派。夫人陳修良也成了極右份子。夫妻兩個後來的境遇十分悲慘。
據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陽謀》一書記載：「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將大眾日報總編輯劉健定為右派交給群眾批鬥，省委書記夏征農持異議。不久，劉健自殺，夏被指‘對右派有溫情主義’而撤職。因為‘對右派態度不明朗’，省長趙健民也被撤職。」
*胡耀邦欲施援手而不能*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在文革以後給右派平反時對曾經在《中國青年報》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劉紹棠說：「你的右派劃錯了，我是想保護你們過關來的，但沒有保護下來，否則我自己也會當右派。」
堂堂中共的「紅小鬼」，當時的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竟然也擔心自己保護幾個人就可能自身難保，其政治環境之惡劣可見一斑了。
*周恩來也被迫屈從*
就連在1956年還跟毛澤東唱反調，要「反冒進」的周恩來也不得不夾起尾巴順從毛澤東了。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太中心主任吳國光教授說：
吳國光：「把知識份子打一大巴掌。同時也警告這些黨內領導人，你還是乖乖地跟著我的判斷走吧。所以我們知道，在6月23號，周恩來再講話的時候，按照薄一波的說法，周恩來在那篇講話中‘痛駁右派，壯人民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周恩來已經不再是1956年時的周恩來了，說，我要‘反冒進’，毛主席講的話我都不愛聽。57年6月的周恩來已經是對毛‘聖上英明，臣誠惶誠恐’了。」
曾經在1994年到1999年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張全景在2006年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承認：「1957年反‘右’之前，民主生活會最好，相互之間能夠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被批評的同志還可以作解釋。」「反‘右’後，在說真話方面受到影響。」
*敗壞道德 顛倒善惡*
當年由於拒絕與右派丈夫「劃清界限」而被迫退出共產黨的趙根植說：
「反右最可悲的結局就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底線就沒有了，是非、善惡顛倒過來了。以前我們從小的教育就是說要忠孝仁義。對朋友就是要講仁，要講義。這個不行了，這個就是不站穩立場。站穩立場就是說，你為了保護自己，為了自己能爬上去，就可以揭發，甚至揭發自己的兄弟、姐妹、夫妻。很多妻子離婚了，揭發丈夫，她自己就保住了。傳統道德打破了，而且又沒有新的道德。
*兩面派毛澤東*
許多研究人員認為，反右運動的形成與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和個人野心有直接和重大的關係。1956年12月4日，在毛澤東即將發動反右運動之時，毛澤東還在寫給黃炎培的一封信中和風細雨地說：
「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
1957年，在毛澤東已經決定發動反右運動之後，他發表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然而他的話音剛落，1957年9月到10月間，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向，否定了自己的上述說法，不顧中共八大的方針。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而且，在反右運動的具體開展中，毛澤東也不顧中共和他本人的信譽和名譽，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倆，先讓人們大膽「鳴放」，然後將他們一網打盡。當年的右派蔣鼎說：
「你叫我提意見，你當初寬了我們的心，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當時的宣傳啊。沒有發言的還不行。你對幫助黨整風這個運動，你抱什麼態度？黨叫你提意見，你提錯了也沒有關係嘛。你為什麼不提呢？逼得你非提不可。一定要提。結果呢，你就提了吧，暢所欲言了吧。」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說：「所謂的最嚴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就是章伯鈞的所謂「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所謂成立平反委員會，龍雲的所謂‘反蘇’言論，都是5月二十幾號在鳴放座談會上發表出來的。因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反覆邀請他們說話，他們最後就提了一些意見。
*沒有毛就沒有反右*
這種公然撒謊的手段竟然被毛澤東得意洋洋地命名為「陽謀」。原來的右派、香港作家張成覺認為，毛澤東的個人品格是這場劫難的最大原因。
張成覺：「我認為是中國社會這個制度、文化，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其中關鍵的一點是毛澤東個人造成的。要是沒有毛澤東，絕對沒有反右。全世界那麼多國家，共產黨也好，非共產黨也好，誰搞過反右派這類的思想滅絕的運動啊？沒有嘛！毛澤東這個人啊，很厲害，也可以說是個偉大的天才。他就能夠想到把人的這個思想，就是把你洗腦，洗得那麼徹底。每一個人都死心塌地地聽他的。
「反右這個運動，我認為，你離開了毛澤東個人的品格，光談社會呀，什麼責任啊，什麼歷史發展啊，這些東西，都有，但是毛澤東是主要矛盾的關鍵的一點。沒有毛澤東就絕對沒有反右。」
*毛澤東受益 國家受害*
反右運動的後果，其一是使毛澤東在中共領導層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太中心主任吳國光教授說：
「毛在黨內地位改變了，影響力改變了。根據薄一波的回憶說：‘自從反右結束以後的「南寧會議」，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難像以往那樣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討問題了。這標誌著建國以後黨內的民主生活開始由正常和比較正常向不正常轉變。’毛就拉開了他和他黨內同志的權威的這樣一個落差。
*從災難走向更大的災難*
毛澤東地位的上升導致了後來的「大躍進」。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許良英在《反右派運動是當代中國第一次大災難》一文中說：「於是，是非、真假完全顛倒，謊話、假話滿天飛，人人在謊言中生活。毛澤東更是在謊言中自我膨脹，反右尚未結束就提出‘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幻想三年就要實現共產主義。結果餓死了4000萬人，造成了第二個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反右運動使中國的知識份子受到全面壓制。毛澤東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發表題為《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講話時說：「我歷來講，知識份子是最無知的。」
毛澤東對反右運動的結果一定非常滿意。中國獨立記者高瑜說：
「1957年是消滅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培養出來的中國幾代最優秀的知識份子。毛澤東消滅知識份子的主要目的是要消滅知識份子的理性的思想和批判社會的力量。毛澤東和反右運動，他是要讓知識份子的靈魂來坍塌，來扭曲。所以從這一點來說呢，57年這個整人的結果是非常嚴重的，真地使一代知識份子，幾代知識份子斷了代。他要打垮和消滅的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獨立的思想、自由的人格、自主的人格和社會批判的這種力量。」
*思想也國有化 毛氏君臨天下*
反右運動對毛澤東和中共來說，最大的成果莫過於消除了一切與毛澤東和中共不和諧的聲音。《觀察》雜誌總編輯陳奎德說：
「從主流方面來說，反右運動就是在中國剿滅自由主義的可能性和前途的一場運動。(19)57年這樣大規模的一場運動使得思想的國有化就基本上成形了。也就是說中國以後的基本的政治面目和意識形態版圖在57年確定了。
「在57年毛澤東寫了一個《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實際上就是把所有的其它黨派的聲音、其它黨派的報紙，所有的宣傳陣地全部收歸共產黨所有。本來在57年之前，各個民主黨派還是有自己的報紙，有自己的言論陣地的。到了57年，全部收編。也就是說，57年是非常清晰地畫出了以後毛澤東統治，直到1976年，1978年之前的全部中國的政治地圖，也就是說到56年的資產的國有化，到57年的思想的國有化，然後到政黨的花瓶化，報紙的收編等等，全部完成。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以後的中國的政治版圖基本上就按照毛的完全的獨立的意志往前走了，基本上中國人就沒有自己說話的語言方式，沒有自己思想的思維方式，完全是一個頭腦了。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而這個嚴重的事件是通過57年反右這個運動達成的。所以57年反右為什麼在中國現代史上如此重要，我覺得與這個共產黨統治的格局的形成有極大的相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