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本週在北京舉行。雖然在筆者結束這篇評論時，尚未看到這次會議的正式文件，但是從上個月中央政治局的會議為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定下了基調看，會議的核心議題將是在「兩個防止」上做文章，即明年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任務應該著眼於「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
不少黨內和黨外人士對中國過去數年宏觀經濟調控的結果持批評態度。當然不少批評是源於黨內的政治權利角逐，尤其是當前正處在國務院領導層的換屆過程中，這種出於政治考慮的批評就更是耐人尋味了。這也就難怪溫家寶在一個月前訪問俄羅斯時不得不通過罕見的召見香港記者的方式對他的批評者進行反擊。
除去上述提到政治因素，單純從經濟管理目標和行政管理效率的角度看，中國的確沒有能夠達到政府既定的調控政策的主要目標。過去四年來，中國的投資和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在超高速區運行；隨之而來的環境和資源的壓力也越來明顯；強調多年的經濟結構調整並沒有能夠奏效，經濟的增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對外出口和投資；大型城市的房價還沒有能夠真正的降下來，中小城市的房價又加入了瘋長的行列；今年以來更出現了自一九九四年以來的最高的通貨膨脹。這些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妨礙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的抽象的隱患，他們已經對人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直接的衝擊。
政治局會議提出「兩個防止」的新提法實際上是對前一段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工作的一個間接的批評。這一點從邏輯上看十分明顯：原本的宏觀調控目標是防止經濟增長增長「偏快」；而現在的目標則變成了防止經濟「過熱」。這無異於說，經濟不僅沒有能夠從「偏快」轉向正常，反而朝著與既定目標相反的方向繼續發展，「過熱」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了。
作為負責日常工作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制定政治和社會政策方面並沒有太大的發言權。但是作為中國的經濟主管，他卻必須為各種政治和社會政策埋單。近些年來，中國領導層面對民間的壓力，在解決多年經濟和和會發展不平衡的欠債的過程中做出了不少承諾。兌現這些承諾的財政壓力全部壓在溫家寶的身上。這種目標的多重行和矛盾性使得他不敢在宏觀調控中下藥過猛。這無疑是前一段政策無法奏效的一個重要原因。想必溫家寶在承受外界的批評時也有著滿肚子的苦衷。
迫使中國領導人間接承認宏觀調控不力的一個直接原因是今年以來的通貨膨脹。像在任何其他國家一樣，通貨膨脹遠遠超出了單純經濟問題的範疇，它通常是直接導致民眾不滿和領導層合法性消失的導火索。這一點在中國的現代史上也十分明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期的通貨膨脹導致了國民黨的全面潰敗；八十年代的通貨膨脹也在推動民眾的不滿方面也起著關鍵的作用。雖然中國領導人可以對由於結構失衡而導致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性以及由於環境破壞而導致的子孫後代的福祉受損這樣的長期後果充耳不聞，但是他們卻明白通貨膨脹可能成為導致他們下臺的直接威脅。
如果中國政府真的要控制通貨膨脹，他們就不得不在貨幣和財政政策方面採取更加的嚴格調控。這樣的調整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是必需的，但是卻將從另一個方面對中國政府帶來威脅。從緊的貨幣政策將直接導致股市的下跌，同時中國的各種 「人心工程」的財政資源也將面臨著緊缺。普通民眾的不滿可能在另一方面爆發出來。不知道中國政府能夠預見到這一點並且有相應的化解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