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文學院網站貼出的"余虹教授辭世"公告上說：余虹在遺言中，把在中國人民大學的經歷稱為"最有意義的幾年"，他將自己的全部藏書"捐給文學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時，表示："如果有來世，願一起工作"。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讀著這些報導和死者的遺言，人們不禁疑竇叢生。余虹教授的遺言給我們的感覺是：他有一個稱心如意 的職業，有一個他深深愛著的事業和單位，他還有一群願意生生世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他生活在一個無比美好而又關係融洽的社會環境中。既然如此，他還有什麼 理由要自殺呢？據余虹自己說，他早年由於出身不好被剝奪了學習的機會，高考制度恢復之後，政策神奇地改變了命運，他不僅上了大學，還讀了研究生，獲得了碩 士、博士學位，並靠自己的努力當上了文學教授。過來的路程說明著余虹有著很頑強生命力，有著對人生最為深刻的理解，並充滿著對生命的熱愛和尊重。
當然，余虹也不是掌握著什麼重要機密的人，不可能有人對他殺人滅口，警方經現場勘察，也排除他殺的可能，他殺的可能不存在。
就目前人們所掌握的資料分析，余虹教授的死只有兩種可能----自殺和他殺。如果不存在他殺的問題，剩下來就只有一 種可能：是自殺的但那個遺囑是不真實的，就是說，他在生命最後一刻所作的遺囑沒有說真話。幸好，在余虹死之前，他在博克中寫有一篇文章《一個人的百年》。 在這篇文章中，他借評價他的老師石璞教授，很深刻地闡述了生命的意義，並從多方面分析了不同形態的生命的過程。或許，他那篇《一個人的百年》是我們理解他 自殺真正原因的一把鑰匙。
在余虹看來，中國最近百年，是中國歷史上變動最大的百年，是災難和不幸最為深重的百年，是"社會和精神庇護遭到嚴重 破壞的百年"。百年中，革命、戰爭、改革、政治、資本、主義、運動、敵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權、解放、反動、進步、國家、民族、中國、西方、階 級、政黨這些宏大的詞眼忽悠了無數人為之獻身，"無數柔弱的生命都被這些巨大的詞眼壓垮"，"無數生命之火都在這些詞眼的巨大陰影中熄滅"，在這被"壓垮 "和被"熄滅"的過程中，余虹這個人大的教授看到什麼和想到什麼了呢？在這樣的壓抑和窒悶社會環境中生存，如果不願意作"蠅營狗苟的生命"，怎麼辦？
余虹斷言說："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 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在余虹看來，"像一個人樣地活著太不容易了，我們每個人只要還有一點人氣都會有一些難以跨過的人 生關口和度日如年的時刻，也總會有一些輕生放棄的 念頭"。"自殺不易，活著更難。"在這裡，我提醒讀者注意的是余虹所說的"拒絕一種生活"是拒絕什麼生活？"只要還有一點人氣"指的是 什麼？非常明顯，在余虹看來，那種促使人變得"苟且偷生"和沒有一點"人氣"的社會環境，就是人們"大不幸的根由"，如果不想過那種生活，最簡單的辦法就 是結束自己的生命。
余虹認為主，人不可能離開庇護而生存，要想好好地活著，就要想方設法的"創建自己的保護以維護生存的安全"。人的庇 護從何而來呢？"現世的社會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給人以生之依靠，後者給人以死之希望。"只可惜我們現實的社會不能給人們提供庇護，在余虹教授看來，既然已 經沒有了"生之依靠"，只能去尋求"死之希望"，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余虹在波士頓訪學期間，認識了一個九十五歲的美國老太太。並與這位老太太在同一幢房子裡住過兩個月。余虹說這位老太 太給人的總體印象就是陽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陰影與淒涼。她的衣著總是生氣勃勃而脫俗得體，她的神情總是平靜而充滿喜樂，她說得最多的兩句話是" 我能幫你什麼？""最近我很忙。"的確，她把每天的時間都安排得滿滿的，不是在廚房和餐廳裡幫忙就是在附近小學做義教或在教堂做義工，在兒子家過週末，在 教堂過週日。在與這位老太太的交往中余虹似乎明白了她之所以活得如此充實，就是因為這位虔誠的美國老太太在世靠國家，去世有上帝，她沒有生老病死無著落的 不安，換句話說，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護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大膽地斷定，余虹在死之前同樣遇到了艱難的抉擇----"蠅營狗苟"和沒有"一點人氣"地活著和有尊 嚴地死去，不幸的是余虹選擇了後者。儘管在人們看來這是書獃子的行為，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是意志脆弱的行為，余虹還是按自己想法走了，畢竟人的承受能力 並不相同，余虹不能承受沒有"依靠和庇護"的生活，甲能承受的乙不見得就能承受。
接下來那個遺囑就成了問題了，在遺囑中沒有反映出余虹的這個心理過程。每想到這個問題我就心裏發緊，渾身發冷，一種恐 怖、異常的恐怖向我襲來：是什麼力量造成余虹敢於死卻不敢於說真話呢？我想有兩個情況可能會造成自殺的當事人不敢把自己真實的想法說出來，一個是株連九 族，一個是死後鞭屍，這兩種情況在我們這個社會是常見的。49年以來，因政治問題而自殺的人多得舉不勝舉，但那些自殺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利用死 前僅有的一點機會為當政者歌功頌德，書寫毛主席萬歲和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他們怕不這樣會連累自己的親屬，或怕有人在自己死後給自己造謠、栽贓、潑糞，給死 人造謠連分辨的機會都沒有。
上個世紀的20年代，在清華大學也有一個教授自殺了。關於他的自殺，在梁啟超在1927年6月15日給孩子們的信中有記載，梁啟超在信中說：
"我本月初三離開清華，本想立刻回津，第二天得著王靜安先生自殺的噩耗，又復奔回清華，料理他的後事及研究院未完的首尾，直至初八才返到津寓。現在到津已將一個星期了。
"靜安先生自殺動機，如他遺囑上所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變，義無再辱。"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為 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時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70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 高，只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51歲， 若再延壽10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今竟為惡社會所殺，海內外識與不識莫不痛悼。研究院學生皆痛哭失聲，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半月以來，津京已進入恐慌時代，親友頗有勸我避地日本者，但我極不願往，因國勢如此，見外人極難為情也。天津外兵雲集，秩序大概無虞。昨譴人往詢意領事，據言意界必可與他界同一安全。既如此，則所防者不過暴徒對於個人的特別暗算。我已實行閉門二字 ，鎮日將外園鐵門關鎖，除少數親友外，不接一雜賓，亦不出門一步，決可無慮也。"
信中提到的王靜安教授，是很不幸的。他平日對於時局本來就很悲觀，再加上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 使他大受刺激，"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但他又是在不幸中有幸的，他敢於在遺囑中把死因寫出來，使所有人都知道他"竟為惡社會所殺"，死了也算白了 冤屈。
余虹呢？他能在他的遺囑中明明白白地寫上"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變，義無再辱"的話嗎？看來，就是到了自殺的 地步也還有幸與不幸之分。余虹不能在他的死亡遺囑上寫上他的真實想法，想"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也不可得，他的死只能由後人去分析和猜測，這才是最為 可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