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和醫生，一個代表法律，一個代表良心。兩個職業，是社會精英最為嚮往的職業之一。但是，在不同的社會，律師和醫生，其遭遇卻有著天壤之別，這不得不歸咎於社會制度的差別。
在美國，律師的工作，小則替人打官司，大則為國家立法，地位和收入都非同一般。醫生也是一個讓人羨慕的高薪職業。
同樣兩種職業換個環境到了中國，就大不一樣了。中國的律師，尤其是維權律師，其悲慘遭遇是有目共睹的。他們非但幫不了自己的客戶，自己反而被黑白勢力共同迫害，輕則挨打受辱，重則入獄受迫害。高智晟、郭國汀、鄭恩寵、李和平、李方平、許志永、李勁松、騰彪、郭飛雄、陳光誠......他們只因為接下一些政府不喜歡的人的案子，坐牢的坐牢，被打的被打。連他們這些人都受如此對待，可以想像一般的平民百姓的遭遇是何等的悲哀了。房屋說拆就拆，移民就得移，征地就得賤賣。現在風起雲湧的農民抵制土地"公有"的維生運動，其成因就有律師缺失的緣故，因為律師根本不能為他們做什麼，政府也不允許。
一個以黨的意志為法律的社會，律師是一種危險的職業。前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宣東說，"他感覺最糟糕的日子，是覺得自己只是黨的一個木偶法官。坐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庭，他代表著受譴責的司法的最後希望。他私下痛恨用橡皮圖章去核准那些本不至於要判死刑的人。他明白，這些人往往是被酷刑逼供而‘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的。當律師因為挑戰黨的意志而被毆打，被拖出法庭時，他往往要保持沉默。"他還說，他曾看到法官為了讓律師閉嘴，居然用膠布把律師的嘴粘起來。有的法官還掐著律師的脖子，讓律師同意結案。這種用文明外衣掩蓋下的野蠻，根本就沒有司法公正可言。
再看看一些法院，庭審如同趕集，法官不穿制服，中途還打電話，把人晾在一邊（見觀察網"四川庭審像趕集"）。當法官的不稱職，當律師的又不准稱職，難怪那麼多人要不遠萬里，冒著被截訪、被毆打、被勞教的危險，跑到北京上訪。
再說醫生這個職業，在中國，居然也是個高危職業。病人動不動就對醫生要剮要殺。前陣子，深圳有家醫院的醫生，還要帶頭盔上班，以防病人尋仇。這不是誇張小說情節，搜索一下就看到了。病人殺醫生、大鬧醫院的案子也不時出現在網路和其他媒體。這種提心吊膽的工作環境，使不少醫生心灰意冷，寧願改行做其他工作。
另一方面，中國不少醫生缺乏醫德，醫療制度腐敗，也造成了病人對醫生的不信任，甚至仇恨。病人花錢看病，還要送紅包；本來可以用國內的平價藥治病，卻非得給病人開高價進口藥。醫生既要為醫院，同時也為自己創造收入。這些都是公開的秘密，確切地說，這是醫院的"制度"。病人成為這個醫療制度下的被宰羔羊。所以，當出現病人鬧醫院的事情，網上看到的評論，幾乎都是同情病人的發言。
此外，對法律的不信任，也是造成病人衝擊醫院的原因之一。在美國，醫生開業都都要買保險，發生醫患糾紛，病人會去找律師尋求幫助。在中國，有多少人相信法律、依賴法律來解決問題？即使訴訟贏了，那區區幾千幾萬，根本抵償不了病人的生命和健康。
當然，美國的司法和醫界也有黑暗的地方，但相對完善的制度，可將這些問題限制到影響最小的程度。律師和醫生，是法律和良心，反過來也是"乘人之危"的高收入行業，讓人又恨又離不開。但是，美國的窮人，看病是免費的。付不起醫療費，可以分期付款。再說美國的醫生都經過多年嚴格的職業訓練，收費雖高，但提供的服務是一流的。所以，病人對醫生，也就少了幾分深仇大恨。
在文明國家，醫生是獨立的群體，救死扶傷，與政治無關。但在共產國家，醫生是政治的一部分。在文革，紅衛兵把人打得奄奄一息，可以命令醫院不予搶救；在今天的所謂改革開放年代，醫院要執行政府的強制計畫生育政策，無數胎兒被醫院殘殺，其慘像不亞於中國人描述日本人當年如何燒殺搶掠的情景（見觀察網，若蘭：人禍--計畫生育運動手記）；為了取得人體器官做移植買賣，醫生跑到刑場去搶屍體，內臟、皮膚、眼角膜，最後送入焚化爐的僅是一具血肉難辨的一團東西。看到天津武警醫院醫生王國齊在美國國會上的這些證詞，胃裡總會翻江倒海。當美國人為注射執行死刑是否真正人道而爭論不休時，中國已經決定用注射來取代槍決，"人道"地執行死刑，但卻對醫院、法院搶掠囚犯器官的行為，不加制止。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是換腎的聖地。
醫生在中國先是被剝奪了獨立的特質，而後又被暴力政治摧毀了醫德，再被當作搖錢樹，因而中國的醫生群體幾乎成了一群赤裸裸的經濟動物，這必然就和文明國家的醫生群體有截然不同的命運。
律師不能護法，醫生不能載德，借用胡紫薇的"新年獻辭"來說，"中國在能夠輸出價值觀之前，不能成為大國。" 一個恃強凌弱的政權，怎麼能建設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