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調查是關於各國民眾環保意識的。2007年，由通訊公司Tandberg贊助，英國研究公司The Ipsos MORI所主導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及澳洲消費者願意使用對地球環境友善產品(Earth-friendly products)的人數多於其他各國。約70％的中國受訪者與52％的澳洲受訪者表示會優先選擇購買來自具有環保觀念的公司的綠色產品或服務。調查還顯示，中國民眾比其他亞洲及歐洲人民更偏好在環境名聲值得信賴的公司工作--這一調查表示，中國民眾的環保意識居於世界領先地位。
另一項調查實際上是對世界上85個國家持續多年的調查追蹤，這些數據彙編成一本書，書名是《變動中的價值與信仰--85個國家價值觀調查（1981－ 2004）》。其中有一項題為"從不認為利用工作職位接受賄賂是正當的（Never Justifiable）"，從中國取得的數據是：1990年有86％的受訪者從不認為腐敗正當，1995年這一比例上升為90％，2000年則下降為 83％。用學術語言表達，這些數據表明中國人的腐敗容忍度很低，而一些發達國家，比如法國的腐敗容忍度就遠高於中國：1990年只有63％的受訪者從不認為腐敗正當，2000年為67％。
人的觀念總要化為行動。如果僅從這兩項調查來推測，中國的環境保護水平應該居於世界前列，中國社會的腐敗現象也應該少一些，政府的廉潔度相對較高。但中國的現實卻表明，中國的環境生態已瀕臨崩潰，一些高度污染的土地的產出物已經形成有毒食物鏈，環保意識強的中國人目前連食物安全都無法保證。而中國的腐敗更是成為政治之癌，其嚴重程度已經動搖政府信譽，影響到中國當局統治的合法性。
我不認為這是中國人在專制高壓下形成的講假話習慣在調查中的自然流露。在目前中國的政治語境中，有關環保與對腐敗的看法這類調查還是安全的，受訪者沒有必要說假話。因此只能做如下推測：中國的現實狀況與中國人的價值觀之所以形成巨大的反差，與中國人的雙重人格有關。就以中國公眾對腐敗的看法與行事準則為例，大量中國人的行為表明，在沒有機會參與腐敗時，他們極其痛恨腐敗；但一旦具有參與腐敗的機會，他們的所作所為與他們痛恨的貪官相比未遑多讓。一些以反腐敗起家的"廉政英雄"最後墮落成腐敗分子就是明證，反腐敗只不過成了他們向上爬的階梯。
但這種因地位轉換而改變價值觀的事情在哪種文化中都有，中國目前的狀況還有更獨特的社會原因。最近與一位因政治原因坐牢的熟人聊天，他談到牢獄的囚犯人格對我頗有啟發。
這位先生談到，他常與不同的貪官同處一室，發現這些貪官們在獄警面前比誰都更像孫子，每天考慮的就是如何"深刻"地寫檢查，盡力將自己貶得一錢不值。但只要到了地位較低的囚犯面前，頓時又端足架子，從奴隸到"主人"這兩種角色的轉換，常常因面對的角色不同在短時間內完成。這種現像在囚犯身上普遍存在，只是普通囚犯沒有多少機會扮演高高在上的"主人"罷了。末了，這位先生總結說，在每個中國人身上，暴君、暴民與奴隸這3種人格都同時並存，視不同的場合扮演不同的角色。
這是在牢獄這種特定的場景中，對中國人的囚犯人格的一種深刻感悟。我由此聯想到中國人的囚徒人格是如何形成的。應該說， 1949年以前，不少中國人身上固然有雙重人格的因子，但並未如此嚴重，更未在全體中國人身上發酵膨脹。只有到了毛澤東統治時期，殘酷的政治運動成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形象一點說，毛將中國變成了一個無形的大監獄，積極份子們成了自覺的獄卒，形同囚犯的中國人為了在政治運動中掙扎求存，只有將自己變成雙麵人，那些不善變化的人大多成了犧牲品。這種從人到非人的煉獄經歷，從當年右派們的回憶錄中可以找到不少佐證。
可以說，毛建立的極權政治體制集共產主義極權與本土專制政治之大成，對中國人人格之戕害遠遠超過東德、捷克等國家。每個中國人都深受這個制度之害，反過來，這種囚犯人格也加固了中國極權政治的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