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第一屆溫內閣政策盤點

正在北京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即將閉門，由於國家機構領導人的安排事實上早在去年十月黨的十七大以前就已經關門定奪，並且在政治局的組成上體現出來，所以此次人大的人事任免事項如同以往歷次大會一樣只是走走過場而已。但是，由於此次人大是一次換屆的人大，人們自然地會對上一屆內閣的有關政策作一些回顧。

與其前任相比，第一屆溫內閣在工作重心上有所改變，由單純地強調經濟增長轉向對民生問題給以一些關注。長期以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各級政府嚴重地忽視它們在分配領域所應該發揮的調節作用。因此，在民生問題上的欠賬日積月累，以至於五年以前溫家寶內閣成立時，這些問題已經發展到了極為突出的地步了。

第一屆溫內閣認識到民生問題對中國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因此在解決多年欠賬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這些努力主要表現在：免除農業稅；免除各項義務教育的收費；建立對低收入民眾的生活保障體系；開始努力建立醫療和養老金保險制度；對進城的農民工逐步地給以關心，等等。正是由於這些努力，使得胡錦濤和溫家寶本人在一般民眾中的聲望比較高，這些對於在過去五年間維持社會的穩定是發揮了一定作用的。

上一屆內閣在執政中也表現出了兩個嚴重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在解決民生的問題上力度嚴重不足。應該看到，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高，但是為當期的經濟增長所付出的資源、環境成本也很高。一方面，高速的經濟增長為現在的政府提供了當期財政收入的財源；另一方面，迅速的資源、環境惡化也為後代留下了許多難以解決的難題。在這種情勢下，一個真正關心民生的和對子孫後代負責任的政府本應該利用當其迅速增長的財政收入加大解決民生問題的力度，同時在改善環境上做出認真的努力。

但是上屆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的投入太不足。例如，免除農業稅實際上只花費了中央政府不到兩千億元的支出；建立農村醫療保險制度中央政府在每個農民身上花的錢也不到二十元，全國加起來還不到一百五十億元。這在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絕對數量已經達到五億元的中央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實在是微不足道；與每年一萬多億的軍費開支和近兩萬億的行政費用相比更是少得可憐。

中央政府看到了長期在民生問題上的欠賬並且認識到這種欠賬對低收入民眾的不公和對社會穩定的威脅，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解決這個問題更需要表現出誠意，加大力度。不能只是利用象徵性的民生投入來做廣告式的宣傳。如果這樣做，老百姓雖然一時會對這種變化表示滿意，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信息量的增加，他們的失望也將會隨之而來。

上屆內閣的第二個不足表現在對宏觀經濟的駕馭能力上。為了應對投資過熱的局面，從二零零三年開始，中央政府就提出宏觀調控的政策。這個政策的本意是通過降低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來優化中國的產業結構、減少對環境的破壞、降低資源壓力。應該說這個目標是正確的。但是，五年的宏觀調控並沒有能夠達到中央政府的預期目標。不僅經增長速度降不下來，環境的惡化仍然在繼續，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實際上仍然在逐年提高。更為嚴重的是，在這屆政府結束時，中國的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百分之八以上。

政府無法實現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是由於政府的經濟協調能力不足造成的。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的情況不盡相同，政府的目標也難免具有多重性，而且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的走勢常常也並不一致，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困難。但是，中央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缺乏協調能力卻也是有目共睹的。例如，財政部門對在出臺印花稅問題上的出爾反爾、銀行系統在香港股市直通車問題上的朝令夕改、中國的貨幣政策始終無法真正起到宏觀調節的作用等等。這些失誤在任何大國的經濟管理中都極為罕見。

說句公道話，溫內閣的問題恐怕很難單獨歸咎於總理一人。它更多地是由於體制的相互牽扯和宏觀經濟管理人才的缺乏。尤其是，參與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制定的常常是一些並不太懂得經濟工作、同時也無須對日常經濟工作負責的人；而總理本人在重要的經濟部門的人事任免等問題上常常也沒有什麼決定權。這些問題的解決則超出了國務院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