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代後期，黑人在政治與學術圈子發出了反對實施收養的聲音。他們的理由很簡單：被遺留下來、失去家庭的黑人孩童，不管存在什麼理由，應該只能由黑人家庭認養，這樣才能與他們的根源與文化保持連結。否則那樣珍貴的連結將受到限制，最後消失殆盡。有一部分的人，包括明白個中道理的這些人，他們咒罵這項跨種族認養行動就像是一項由歐美白人龐大策動的種族陰謀，打算將此用作消滅所有原始南非文化的足跡。
壓抑與壓迫的歷史最後是這麼寫著，歐洲人已經試著在殖民地上用各種方式消減或摧毀非洲傳統，這些觀點或許是可以被理解的。很少南非家庭有能力在經濟上多負擔一名孩子的開銷，事實上很少人能夠做到，與跨種族認養行動對立可是一場災難。
在少數南非黑人菁英的耳裡，種族與文化純粹的呼喚是很刺耳的，就像它總是在倡導種族隔離政策的白人耳裡迴盪般，一樣使人不悅。儘管那裡從來沒有對跨種族認養予以任何明文禁止或法律限制，幾位口頭反對者在新政府中躍升至具有影響力的地位。
很快地，黑人孤兒被任何白人或黑人收養的數目逐漸減少，兒童收養所與孤兒院人數卻達爆滿。即使在平常時候，那些地方已是如此地充滿著不幸，更加不幸的是出現了幾乎以指數倍增的愛滋孤兒，而新政府對於病毒或是對於國家政策所造成的問題不發一語，這簡直是雙重悲劇！
然而在國家改革的背景中，這不過是南非那些數不盡而惱人的適應方式的一環。非官方的抑制跨種族認養沒有達到公正民主國家的最低標準，也就是為最多數人謀得最大的利益。這與新南非政府的內涵目標－－－建立一個多元文化、多種族的社會是對立的。不管結果是什麼，它對許多人看來可以為窒息已久的迫切渴望解釋出一份屬於種族的驕傲與身份。
對諾西來說，種族與根源看來是個被過度簡化的結構，被建立在搖晃不安的基礎上，用作瞭解自己病情的一種方式，就像我們一起坐在諾西收容所一間臥室裡，他到達那裡之後，輕輕地碰觸我的手臂，平淡地說"聽我說，吉姆，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我希望上帝把我生成白人，原因是我相信白人孩子不會得到HIV，只有黑人孩子才會得到HIV"。
當然，他是對的。在南非以及其它大陸地區，病毒很少找上白人嬰兒，但我沒說什麼。
在其它地方，他跟我說了同樣的願望，雖然用了不同的理由。他說如果他是白人，他的膚色就能與收養家庭的人相配。我想起一些事，對他說了些有點拙劣的話，一些發自內心真誠但有些愚蠢不過的話。"你知道的啊！夥伴！每個人都應該以他生來的膚色感到驕傲，不管是像我一樣的白人，或是像你一樣的黑人，或是棕色、或是紅的、或是白的、或是黃的、或甚至是綠色的"
他聽到最後一個比喻就笑了出來，"你指的綠色像是我流出的所有鼻涕吧？"，他問道。
我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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