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現象創生於"西山會議"。2006年三月十四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莊六層會議室召開的"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網上稱之為"西山會議"）會上，北大教授賀衛方一鳴驚人，他直斥中共是一個沒有註冊登記的非法組織，他直接了當地要求首先解決"大是大非"問題：實現新聞自由、兩黨政治、軍隊國家化...賀衛方的西山發言，遠遠突破了中共的所謂"底線"（甚至內部會議發言底線），其"資產階級自由化"程度，遠遠超過了方勵之教授1986年的"自由化"言論；按中共的標準，賀衛方西山發言的"偏激"程度，於中共竊國五十八年來在體制內前所未有，直可以用"最惡毒的反革命"來形容。
《炎黃春秋》現象則轟動於2007年春，當時該刊主編人員在該刊二月號上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文章大聲疾呼：
"我常常想，德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馬克思，俄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列寧，就像我們比外國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樣。為什麼德國人揚棄了的馬克思主義不適合現實生活的部分，為什麼俄國人拋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要當作神物供奉著？當作旗幟高舉著？"
這一段筆凝千鈞、力透紙背的表述，其"叛逆"的程度，在中共國五十八年來國內媒體文章中同樣是前所未有的，這簡直可以說是挖中共的祖墳！而且它從理論的源頭上根本否定了中共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說，《炎黃春秋》刊登的這篇文章，其"反黨"的銳利和振聾發聵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包括《河殤》在內的八十年代國內公開發表的一切文章。
在胡錦濤狂喊向朝鮮學習，中共胡中央瘋狂倒行逆施、拚命加強黨的執政（鎮壓）能力的法西斯高壓統治下，整個中共國社會，底層草根崇毛復古、青年學生憤青仇外、社會精英犬儒失語、紙醉金迷...總之是萬馬齊喑、愈發扭曲沉淪，在這樣無邊黑暗中忽然閃現出賀衛方和《炎黃春秋》兩盞自由的光亮，無異讓當前不多的、苦苦守望的追尋者們深深地驚喜和意外，並深為這兩個敢為天下先的的盜火人捏著一把汗，唯恐專制的鐵爪馬上伸過來鉗滅了這兩盞孤零零的光亮。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中共的魔爪迄今沒有伸向賀衛方和《炎黃春秋》。繼"西山會議"發言之後，賀衛方教授繼續在國內發表"自由化"文章、演講，不僅安然無恙，他還能手持中共國的護照，自由往返於中國大陸與港、臺、歐洲之間，如無人之境。200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賀衛方應邀赴復旦大學作了題為《防火、防盜、防政府》，光是標題就十分尖銳，演講痛斥中共政府凌駕於法律至上、要求司法獨立、制衡政府權力；2007年1月16 日，賀衛方應邀順利地赴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在該校發表了題為《《從〈法院組織法〉的修改看中國司法的弊端和改革》的演講，賀衛方在演講中直斥中共國"法治"的虛假性，呼籲司法獨立和三權分立；今年四月，賀衛方應邀順利地抵達德國，參加聯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漢學學會聯合舉辦的奧運年"相遇中國"大型系列活動，按照活動日程，賀教授在波恩老市政廳發表的有關中國民主化和憲政的演講，還就西藏問題，這一當前中共國最敏感的話題接受了德國之聲記者的採訪。
自2007年春發炮後，《炎黃春秋》又連續刊載肯定胡耀邦、趙紫陽的文章，至今也沒有受到中共當權派的騷擾和追究。
因此，一些觀察人士據此認為：賀衛方、《炎黃春秋》現象是中共國政治進步的標誌，賀衛方和《炎黃春秋》的主編人員、支持者更是因此看好中共的自我改良，對胡錦濤充滿了期待。賀衛方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採訪時說：
"我個人的例子表明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中國現行政府制度的一個巨大進步。退回到50年代，當時許多人被打成右派，被判處徒刑，他們說的話遠遠沒有我的言論激烈。1"
《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熱情支持該刊的作家、中共開明派退休高幹李銳都表示：中共對《炎黃春秋》的容忍態度是政治進步的"小步前進"，隨著這種"小步前進" ，中國必將在中共的領導下實現憲政民主。
其實，賀衛方和杜導正、李銳等人的看法似是而非。
唯有政治體制的進步才算得上政治進步，中共對個別人和刊物"自由化"言行的容忍，並不能說明中共國政治體制的進步，因為政治體制的進步是一種制度的進步，而不是掌權者根據需要、"收放自如"的開恩；政治體制的進步，意味著對所有的國民的行為的限製出現了了同樣的變化，就對"自由化"的容忍來說，真正的政治進步，意味著不限於僅容忍某些特殊的人，而必須容忍所有國民的"自由化"言行；而且，真正的真正的政治進步，必須是由制度所保障的進步，而不能只是統治者主觀"容忍"的結果，政治進步不在於掌權者"大肚能容"，而在於權力制衡，在於改舊制度為新制度，以制度限定了統治者不能做某某事，就對"自由化"的容忍來說，真正的政治進步意味著：統治者對言論自由行為的不加干涉不是什麼優容的"恩德"，而是遵守制度的本份！
以此觀之，中共當權派對賀衛方、《炎黃春秋》"自由化"言行的容忍，不是因為政治制度改變而生發的新政，而完全是掌權者根據需要而有意網開一面，也就是說，迄今為止，賀衛方、《炎黃春秋》享受的超過其他人士、刊物的自由度，是一種不受制度保障的自由，是一種當權派"恩賜"的、隨時可以收走的自由！
迄今為止，中共胡錦濤中央沒有任何要實施政治體制改革的跡象，相反，近六年來，中宣部、政法委的法外權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強了；中共對司法的操控不是弱化了，而是強化了；黨政不是分開了，而是更加合一了......十七大後，隨著胡錦濤權位的鞏固，中共更是發起了封鎖網際網路、迫害法輪功、打壓維權人士、異議人士、鎮壓藏人的新高潮。最近對網際網路不計代價的封鎖，已經達到令大多數破網代理軟體失效的地步，其瘋狂程度前所未有！而對剛剛發生的山東列車撞車這一重大事故處理，居然採取朝鮮手法，嚴禁採訪、大搞信息封鎖、傷員隔離、手機信號屏蔽...這一事件中，強令所有媒體一律採用新華社通稿，一面倒地報導胡錦濤、溫家寶、張德江指揮搶險救災，壞事幾乎變成了好事！中共對新近列車撞車災難的處理，其極權程度，遠遠超過江澤民時期，一如中共國"十七年"時期！
中共當權派在容忍賀衛方、《炎黃春秋》"自由化"言行同時，不僅沒有放鬆對其他國民言論自由的剝奪，以言治罪反而變本加厲，十七大以後，更是上升到新的瘋狂程度：針砭時弊的網路作者荊楚，儘管身居山高皇帝遠的廣西全州，仍然遭到抄家、繳電腦、非法關押一個月；維權人士楊春林只因為喊出"要人權不要奧運"，就被判處五年徒刑；愛滋病維權人士胡佳，更是僅僅因為五篇文章、兩次採訪，就被判處三年半徒刑！而且，中共胡中央對胡佳的枉法判刑，是在強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頂硬而上的行為，其侵犯人權、反西方的強硬姿態，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前所未有。
至於因為"自由化"言行和維權行為，遭到中共政治警察監控騷擾、被非法剝奪出境權利的人現在更是比比皆是。
提醒賀衛方等人，不要墜入"我好天下好"的心理誤區，只有多審視普通人的人權狀況，才能夠對當前的政治文明程度有客觀的判斷。賀衛方教授以對比五十年代的極權暴政，來表明"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中國現行政府制度"有了"巨大進步"，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為對五十年代的政治進步，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取得的，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廢除"惡攻（惡毒攻擊）"罪等決議，從此中共不再抓打"右派"、不再槍斃言論信仰上的"反革命"（現在改稱"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分子，這才有了賀衛方所指稱的"巨大進步"。
因此，衡量現在中共國政治是否有進步，不能夠拿現在與五十年代比較，而應該拿現在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比較。 1978年以後，尤其是"六四"屠殺之後，中共不僅繼續以言治罪，繼續製造政治犯、良心犯，尤其是"六四"以來，中共對異議信仰人士的迫害，比起1978 年不僅沒減少，反而發起了對法輪功的新迫害。
實際上，中共國現在的政治開明程度連七十年代末都不如：七十年代末湧現出了"民主牆"運動這一自由民主的啟蒙運動，代表言論自由追求的"民主牆"挺立於中共統治的心臟地帶超過一年之久，成千上萬的民眾於民主牆下閱讀、辯論、演講，經受了啟蒙春風的沐浴洗禮，而現在，中共不僅杜絕一切民眾的政治 活動，連維權的聚集也動輒鎮壓、露頭就打，連規模大一點的演唱會都不准舉辦，總之把一切群眾聚集當作"不穩定因素"，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國各大城市湧現出一批非黨員獨立人士參選人大代表現象，各高校也出現了獨立人士競選人大代表熱，當時這些獨立參選人沒有遭到中共的騷擾和迫害，而今，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現象不僅今不如昔，而且獨立參選人士普遍遭到中共的騷擾、打壓和迫害，呂邦列、孫不二等獨立人士，因為參選人大代表，被中共整得死去活來，中共甚至指使黑社會流氓，對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人士進行迫害。
"六四"屠殺後近二十年來，中共國政治體制比起八十年代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大幅倒退：八十年代由趙紫陽提出並已經試行的"黨政分開"、減弱黨對行政、司法、對新聞出版的干預等政治改革措施，"六四"以後統統被取消，江澤民高唱"加強黨的領導"，中宣部、政法委的職權重新增加和強化，胡錦濤上臺以後，狂喊"加強黨的執政（鎮壓）能力"，中宣部、政法委的職權更是急劇增長，中共對行政、新聞出版、公檢法的控制更是強化三十年來登峰造極的地步，大有重回"十七年"之勢。
八十年代，中共胡耀邦中央對民間知識精英自發組建社團、沙龍、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趙紫陽主持中央兩年期間，更是沒抓過一個異議人士，八十年代中後期，揭露中共歷史罪行的政治性書籍大量出版發行，央視、中共黨報等主流媒體政治性的敢言節目、敢言文章層出不窮，以致中共頑固派頭號大佬陳雲驚呼："黨報已經不在黨的手裡了"；整個八十年代，民間社團、沙龍活動踴躍，異議人士及其"有組織"的活動基本上沒有受到政治警察的騷擾。實際上，在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的新聞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已經基本成為事實，只待改換政治體制來保障和正名。
如今，中共幾乎絕對禁止發表一切"敏感性"的文章和節目，更遑論敏感的政治性作品，中共絕對禁止一切獨立的民間社團，更不要說政治性社團，胡錦濤上臺後，中共不僅嚴禁法輪功，連中功、香功等十多種氣功組織也一概禁止，在胡錦濤的領導下，中共防"和平演變"防到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連"釣魚協會"、 "花鳥協會"等完全與政治無涉的社團也要派出政治警察進行調查、摸底。八十年代中後期，作為政治警察部門的公安局一科普遍（也稱"政保科"、"反革命科"）門庭冷落、人員寥寥、無所事事，面臨被拆撤的前景，"六四"以後，特別是鎮壓法輪功之後，政治警察部門起死回生，編製、待遇大大增加，紛紛升級為 "政治偵查支隊"、"總隊"，胡錦濤上臺後，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更是大幅增加政治警察的的編製、待遇，將政治警察部門與610合二為一，升級為 "國內安全保衛支隊"、"總隊"，地市一級的國保頭子享受公安局副局長級待遇。如今，地市一級的中共政治警察數量，已經由八十年代十多人、數十人的陳舊 "一科"，壯大為今天數百人的專業"國保"隊伍，資金設備車輛優先保障，一應俱全！
這，倒生動地反映了"六四"近二十年來的政治"進步"！
賀衛方避開八十年代不談，卻拿今天的政治狀況與五十年代作比較，以此說明中共國的"巨大進步"，就如同一個成年人，不去和自己昨天比，卻拿自己的三歲孩童時期的智識與今天作比較，以證明自己才學的"巨大進步"，這兩種比較都是同樣的荒謬。
那麼，為什麼中共會在政治上大開倒車的情況下，對賀衛方和《炎黃春秋》的"自由化"言行特別網開一面呢？
這首先是因為：賀衛方與《炎黃春秋》現在都對中共政權構不成威脅。對此，有人大不以為然，強調賀衛方與《炎黃春秋》的言論遠遠超越了中共底線。的確，賀衛方教授直斥中共為"非法組織"的言論，其"顛覆性"遠遠超過了1986年方勵之教授的"自由化"言論，《炎黃春秋》馬列主義的根本否定，其境界也超過了八十年代只否定毛共的主流意識，但是必須看到：今天的中國社會還是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嗎？今天的中國民眾還有沒有八十年代那種追求政治進步的熱情？今天的知識份子還有沒有八十年代知識份子那種普遍的社會責任心？今天北京的老百姓還有沒有"六四"時期那種冒著槍林彈雨救死扶傷的道德激情？
沒有了，八十年代年代中國那些可貴的條件和品質，今天統統都沒有了！"六四"以後近二十年來，中共成功地借用民族主義轉移了視線，在中共精緻化的灌輸洗腦下，"六四"新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即所謂"八零後"、"九零後"，人文素養嚴重滑坡，在政治上普遍淪為無常識、無人格、無理想的"三無"牌智障腦殘，這些"新生代"大量淪為極端民族主義垃圾素養的"大糞青年"（即所謂"憤青"）、普遍淪為為一切向錢看的經濟動物，只懂吃喝玩樂的娛樂消閒動物，這些人的共同特點，就是對自由民主人權等政治文明理念兩眼一摸黑、或是充斥著極為扭曲的謬見，如認同中共的"人權等於生存（牲畜）權"、"主權高於人權"等歪理邪說，這些人毫無追求政治進步的覺悟和激情，卻在中共所謂轎造偽飾的、賴以障眼的"國家尊嚴"、"中國人的臉面"等方面極為敏感，動輒蠢血沖頭，咬牙切齒、仇美反日、盲目排外，令正常人倍感莫名其妙。最近，中共胡錦濤中央在海外發起反法、反藏獨、反西方的新義和團運動，反響熱烈、效果巨大，海外華人大糞青年的聲勢和狂熱程度，大有趕超中國八九民運之勢，而在舊金山，向這些"新生代"講述中共"六四"屠殺罪行的民運義工周封鎖等人，反被痛罵"漢奸"，被圍攻至抱頭鼠竄、落荒而逃。
在如此政治素養如此扭曲、政治熱情如此冷漠的社會整體面前，賀衛方、《炎黃春秋》的"自由化"言行能激得起多大的漣漪？所以，賀衛方、《炎黃春秋》儘管數年來顧動"資產階級自由化"不遺餘力，卻始終曲高和寡，始終在社會上翻不起浪：
賀衛方教授儘管數度親赴國內大學演講，大力鼓吹多黨政治、三權分立，一如當年方勵之教授，其"偏激"程度，比起當年方勵之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迄今是應者寥寥、社會反映淡漠，這與當年方教授安徽科技大一席演講，激起八六學潮的那乾柴烈火的效應，實在不能同日而語。
八八年一部《河觴》的播放，儘管只敢問祖宗之罪，不敢觸中共之痒，就對激發了成千上萬大眾加入八九民運大遊行的行列，如今《炎黃春秋》刨中共的祖墳、接連為胡耀邦、趙紫陽翻案，其社會反響如何？不要說謝韜的文章，大學生當中知道《炎黃春秋》這本雜誌的有幾人？瞭解胡耀邦、趙紫陽是什麼人的又有多少？
這二十年前後播種"自由化"效果的迥異，原因正在於八十年代與今日國情的不同：在八十年代那種寬鬆的政治環境裡，在那種追求熱情政治進步的社會氛圍中，當時的大學生、知識份子及眾多民眾在追尋政治自由方面普遍就是一點就燃的乾柴；而今天"自由化"的傳播者面對的是根肥葉壯、欲水淋漓的物慾藤蔓，和濕漉漉的糞青，你要賀衛方、杜導正、袁偉時等人怎麼點得燃這把火？
可見，今天，賀衛方、《炎黃春秋》"自由化"言行，其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由於激發不了社會效應，賀衛方、《炎黃春秋》對中共政權形成不了威脅。
對賀衛方、《炎黃春秋》的"無用"，中共看得十分清楚，這是中共"恩准"賀衛方和《炎黃春秋》在中共國內享有大大超過其他人和媒體的自由的首要原因。
中共之所以"恩准"賀衛方、《炎黃春秋》特立獨行，還在於賀衛方和《炎黃春秋》迄今既沒有結社組黨，也沒有和任何聯合底層民眾（如參與維權）的行為，因此，他們在當今的社會中，就如同"自由化"的孤島，其言論如何自由化，也不可能形成威脅中共政權的力量。
另外，由於賀衛方和《炎黃春秋》主編人員，都屬於上流社會的知識精英人士，在海外知名度較高，中共容許他們特立獨行，可以達到用以往"統戰"手段達不到的欺騙國際社會的效果，藉此彰顯中共國"人權"進步。
對中共來說，製造賀衛方和《炎黃春秋》現象，既於政權無害，又可以作秀欺世、"統戰"西方國家、製造"胡溫新政"假象、麻痺反專制陣營的鬥志，一舉而數得，何樂而不為？
事實上，賀衛方和《炎黃春秋》無形中淪為中共第九大花瓶--即在八個"民主"黨派花瓶之外，扮演著御用"反對派"的角色，為胡錦濤等專制寡頭們秀一秀中共的"政治進步"，儘管，這是賀衛方和《炎黃春秋》主觀上不願意的。
提醒賀衛方、杜導正、李銳等人，你們認為中共國政治進步正在"小步前進"的判斷完全是誤判，胡錦濤等中共當權派對你們"自由化"的容許不是什麼"政治進步"，而是中共胡中央對抗自由民主、麻痺人們鬥志的新花招。
致力於中國民主化事業的人士，絕不能因為賀衛方和《炎黃春秋》的自由度增加而盲目樂觀，再次誤以為胡溫又會有什麼"大動作"，對特定人士的"恩賜"的自由是靠不住的，要獲取中國自由的明天，非得對中共"哪壺不開提哪壺"，在最"敏感"掙脫中共當前嚴厲的 禁錮，比如說，中共最恨結社組黨，我們就非要結社組黨，哪怕在地下秘密結社組黨...反專制人士必須親手剪斷專制漁網的網繩，而不能滿足於中共策略性地主動把某一兩個網孔放得大了一些。
曾節明 成稿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一日上午
注1：德國之聲中文網，2008年四月十三日報導，題：《賀衛方：改變中國國際形象需開言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