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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天涯》2008年3期）
達爾文說，人類各個部落之間、各個種族之間，自古以來就為生存空間和資源問題進行著非常激烈的競爭，如果相爭的兩個部落之中，有一個部落因某種原因出現暫時的人口減少、力量減弱，那麼，另一個部落就將"通過戰爭、屠殺、啖食人肉、以俘虜為奴隸、兼併吸收等手段而把兩者之間長期以來的矛盾很快給解決了。一個弱小的部落，即使不是這樣被人一掃而光，只要一踏上人口減削的路途，一般就會一直減削下去，直到滅絕。"（達爾文《人類的由來》，商務印書館1997年出版，283頁）達爾文這種總結性的言論，比魯迅列舉的一個例子，更能表現事情的嚴重性。多少萬年以來，許許多多的部落和種族，就是在這樣的險惡環境中奮力搏戰的，其中一部分發展壯大起來，漸漸演變為政治國家，另一些則無聲無息地滅絕了，在今天的歷史著作中，找不到關於他們的片言只語。
達爾文在著作中提供的南太平洋地區弱小種族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擠壓之下迅速滅絕的材料，堪稱那個時代的重要見證，算是對歷史著作的一點補償。
第一個種族滅絕的故事發生在塔斯馬尼亞島（今屬澳大利亞）上。西方人剛剛侵入這個島嶼時，他們估計島上有原住民七千人（有的人估計有兩萬人）。他們在跟英國殖民者進行戰鬥的過程中，人口銳減。有一次全體殖民者通力協作，對他們進行了一次大圍剿，他們最後不得不從血泊中舉起白旗向英國人投降的時候，僅僅剩下一百二十人。這時候他們對殖民者構不成任何威脅，英人政府對他們的態度也轉為寬厚。可是，一個種族的元氣與靈魂已經死滅，再也無法恢復。他們的身體越來越壞，一個個相繼死亡。1824年，他們只有成年男人47人，成年女子48人，兒童16人，合起來111人。第二年，只剩下100人。英人政府趕緊給他們更換了一個住地，希望這樣有利於他們的民族發展。1847年12月20日他們遷居到本島南部牡蠣灣的時候，只有14個男人，22個婦女，10個孩子，總共 46人。十幾年間人口減少一大半。疾病和死亡繼續緊緊糾纏著這個衰竭的民族。到1864年，這個民族只剩下1個男人和3個上了年紀的婦女。當那惟一的男人 1869年死去的時候，這個民族實際上已經滅絕。
紐西蘭麥奧利人的遭遇跟塔斯馬尼亞島人很相近。1858年的人口普查，他們人口為53700人，十四年後的人口普查，只有36359，人口減少32.29%，如此迅速的人口削減，離種族滅絕已經不太遙遠了。
與此相恍惚，散德威奇諸島的原住民也在急劇減少。當1779年西方人發現這些島嶼的時候，島民共有約300，000人，1823年人口普查，143， 050人。只有四十四年前的一半人數。1853年普查，71，019人，比三十年前又減少一半。1872年普查，人口數為51，531，只有一百年前的六分之一。
另一位英國學者布朗，曾經對印度洋上孟加拉灣的安達曼島居民進行過考察。在受到殖民者侵入之後，安達曼島也出現了人口銳減。西方人剛剛進入他們的世界時，他們十三個部落總共有5，000人，到了1901年，僅剩下不到2，000人。1947年印度獨立的時候，這裡只有1，000居民。幾十年後減少為900 人。直到2004年那次世界著名的大海嘯中，這個奄奄一息的民族終於不幸覆滅。
導致這些種族滅絕的直接原因是什麼？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大屠殺。英國政府的一次大屠殺，就把塔斯馬尼亞島上的幾千居民變成了一百二十人，這麼直接的肉體消滅，一個種族還能壯大起來嗎？照此規模殺下來，滅絕的何止可憐的塔斯馬尼亞島人，我看全世界都可以變成廢墟。
然而，將殖民地原住民殺光，未必是殖民者的本意。留著原住民為他們創造稅收和利潤，想來更加符合殖民者的需求。所以，那些慘遭滅絕的弱小種族，大多數不是被直接殺光的，而是在強勢民族的威脅、擠壓、奴役之下，整體上生機委頓，精神崩潰，最後導致滅頂之災。
而在生機委頓，精神崩潰的過程中，直接影響人口減少的因素究竟是什麼呢？
達爾文說，是很多婦女失去生育能力。
塔斯馬尼亞島人遷居到牡蠣灣之後，二十二個女人中只有兩個女人生過孩子，兩個人總共只生了三個孩子。沒有後代出生，年長的死一個少一個，這個民族自然就非得消失不可。
散德威奇諸島（屬於夏威夷地區）人口銳減的情況並非特例，它所屬的整個夏威夷群島看來基本如此。1835年一位美國海軍醫官研究了夏威夷主島一個地區的人口狀況，在這個地區的1434個成年男子中，只有25個人各有一個三個孩子的家庭，另一個地區的637個成年男子之中，只有10個人擁有這樣的家庭。他所調查的80個已婚婦女之中，只有39個生過孩子。官方提供的信息說，全島所有已經婚配的男女，平均每一對夫婦只有半個孩子。夏威夷政府曾經頒布過一個法律，凡是養育三個孩子的家庭可以豁免一切賦稅，三個以上孩子的家庭可以得到土地和其他獎賞。這個規定從側面證明了當地婦女的生育力長期萎靡不振。
這些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人口不斷減少、婦女生育力嚴重下降的情況，引起了西方學者的興趣，他們做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五花八門的分析和解釋。達爾文是一個態度客觀、目光銳利的學者，他提出，這些婦女生育力下降，"不先不後，幾乎恰恰和歐洲人的來臨同時發生"（達爾文《人類的由來》，商務印書館1997年出版，292頁）這個判斷中暗含了一種尋求答案的思路：他們的種族繁殖能力的下降和消失，乃是由西方殖民者的槍炮、制度、文化、生活方式等等因素的介入引起的。
那麼，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是什麼呢？
達爾文是一個生物學家，他傾向於相信這樣的結論：這些島民生活條件、飲食結構、生態環境在五十年之間的改變，超過了英國人一千年之間所發生的改變。正是這種急劇的改變，導致了他們生理機能的不適應，免疫力下降，體質衰弱，紛紛生病致死，女人呢則因此喪失或減弱生育能力。
這些改變究竟包括一些什麼內容？達爾文說，他1835年訪問群島灣的時候，那裡已經種植馬鈴薯、玉蜀黍和其他農作物。還引述另一位學者的意見說，大約在 1830年，用水長期泡製玉蜀黍而使之變得腐臭的方法被發明而廣泛流行起來。（達爾文《人類的由來》，商務印書館1997年出版，288頁）這些簡單的品種對人們的生理機能會產生多大的影響併進而影響到婦女的生育能力，得進行非常詳細的論證。在缺乏科學論證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憑藉日常經驗予以判斷，我的經驗告訴我，這種影響只能是微不足道的。達爾文提供的原因之原因，完全沒有說服力。
達爾文還列舉了一個重要的人文事件作為證據。一個主教為了培養基督教傳教士，從斐濟群島西邊的一些島嶼上選拔了一些梅蘭尼西亞人，送到紐西蘭等地進行文化和宗教培訓。可是這些人來到新的地方後，儘管生活條件大有改善，健康卻大大地惡化，最後他們一批批地死去。（達爾文《人類的由來》，商務印書館1997年出版，288頁）生物界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一種物種突然改變生存環境之後，他們的健康和生命會大受影響。達爾文還專門談到，那些從野外抓到家裡來囚養的動物，一般都很難生育。這些動物失去生育能力，難道真的是因為圈養期間食物結構的改變所致，而不是因為囚禁起來失去自由之後神經壓抑、精神痛苦導致了生理機能的衰竭和退化嗎？想想那些集中起來被迫捧著聖經接受宗教訓練的原住民，他們文化上的脫節、精神上的不適應跟那些囚養的動物能有多少區別？
即使那些准傳教士的集體死亡是由生活條件的改變導致的，可是絕大多數原住民並沒有像這些不幸被選為傳教士苗子的人那樣，突然來到幾百幾千公里之外，在另一個陌生的生物圈中不知所措。這些原住民除了少數人充當西方人的僕人、工廠的工人，其他人基本上保持著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可以斷定這些人食物結構的改變，是非常微小非常緩慢的，僅僅這麼一個因素足以讓婦女不生孩子嗎？
何況還有完全相反的例子。達爾文認為，殖民者與原住民雜交可以產生生物學上的優勢，有利於當地人口的增長。我引用達爾文的原文來說明問題。"塔希提人和英國人所生的雜種子女，在移植到匹特開恩島之後，增加得非常之快，以致不久以後島上就有人滿之患，而於1856年6月，不得不再轉移到諾福克島。當時這批人包括六十個已婚的男女和一百三十個孩子，共一百九十四人。在諾福克島上，他們增加得也快，儘管其中有十六個人於1859年又返回匹特開恩島，其餘，到 1868年1月，增加到了三百人，男女恰好各佔一半。試想，這和塔斯馬尼亞人的例子相形之下，是何等的一個對照呀：諾福克島上由雜交而來的島民，在短短的十二年半之中，從一百九十四人增加到三百人；而塔斯馬尼亞人，在十五年間，從一百二十人減少到了四十六人，而四十六人之中，只有十個孩子。"（達爾文《人類的由來》，商務印書館1997年出版，295頁）
然而達爾文顯然忽略了一些重要問題，他根據這個例子所推出的結論，可能跟事實相去甚遠。
首先，那些有機會跟英國人做愛和雜交的塔希提女子，他們的食品結構、物質生活條件、生活習慣，一定比依然處於傳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其他地區的女子具有更大的改變，這種改變為什麼沒有影響她們的健康狀況和生育能力？第二，那些千里迢迢來到太平洋地區進行屠殺的殖民者，完全是來到了另一個世界，他們的生活條件、生態環境乃至人體寄生微生物的改變，比任何原住民的改變都大得多，為什麼他們的健康沒有因此惡化？他們跟當地女子所生的孩子，如果機能和習性接近母方，那麼，他們就應該像母方絕大多數原住民那樣鬱鬱而終，如果機能和習性接近父方，他們就應該因為生態環境的更大改變而更加萎靡不振。可是，他們偏偏活得生機勃勃、精神飽滿，跟那些殖民者本身一樣瘋狂繁殖，最後佔滿整個印度洋地區和南太平洋地區。其中的奧秘真的能夠從生物學方面去探尋嗎？
我看不是。殖民地原住民悲慘命運的最根本的奧秘，應該從文化和精神方面去尋找。他們最後滅絕的直接原因是婦女失去生育能力，到這一步為止達爾文無疑是正確的。而關於這個原因之原因的追究，達爾文則有點"唯科學主義"，甚至有點"唯物質主義"。對於人類的精神存在，就此問題而言，達爾文漠視得太徹底了。
我們不妨想一想，在幾千同胞屍橫遍野的大屠殺中僥倖存活下來的那一百二十個塔斯馬尼亞島民，他們還是普通意義上的"人"嗎？我聽說過一個村姑因為親眼見她哥哥為了搶奪食物殺死了他們的叔叔，從此就發瘋了。我聽說過許多不幸的母親因為突然失去兒子而發瘋了。我聽說過一個每天必須飲食三頓的人，因為突然降臨的災難導致的巨大精神痛苦而可以整整一週不吃不喝。我聽說過一個女童因為父母離異而患上長期腹瀉的毛病。
所有這些例子說明，巨大的恐懼或者情感痛苦，可以迅速改變一個人的生理機能、理性和神經系統。經過這種改變之後，一個人的性格和人格乃至生理機能進入完全不正常的狀態。那些從親人的血泊之中倖存下來的塔斯馬尼亞島民，經受著如此慘絕人寰的恐懼和痛苦，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精神氣質、生活願望、對民族神的信仰等等精神方面必將出現重大變異，他們的神經系統、信息反應系統、整個內分泌系統以及排精排卵系統等等，也難免出現各種各樣的障礙和抑制。他們對於生命尊嚴的體驗、對生活詩意的感受將會全面崩潰。就生育問題而言，他們想來還不至於完全不交配，但是由於正常精神生活和生理機能的崩潰，交配已經很難導致懷孕。
最大的問題是，部落與部落的競爭對抗中，他們在社會組織、技術水平上都很接近，即使某個民族一時受挫，總還有報仇雪恨、復興壯大的希望。可是，在西方殖民者的社會組織能量、武器裝備、技術能力，對於那些海島上的原始民族來說，簡直像天神一樣不可把握、不可思議。如此不對稱的能量交鋒，如此無法描述的慘痛失敗，別說無力復仇，連弄清楚這些高鼻樑的敵人究竟怎麼回事也不可能。一個奄奄一息的民族，被如此深重的屈辱和如此深廣的絕望所籠罩，他們除了惟求一死，還能有什麼別的奢望呢？
當代學者常常喜歡拿集體無意識說事，不是沒有道理的。個人的潛意識會主宰個人的意願和命運，集體無意識也會主宰集體的意願和命運。塔斯馬尼亞島民的悲慘遭遇，如果落在個人頭上，這個個人早就自殺一百回了。塔斯馬尼亞島民的生育力下降，我看真正的原因就在於這個民族由深重的絕望意識所激發起的惟求一死的死亡意志。生存本能與死亡本能本來就是一張紙的兩面，當這個民族的生存本能無力實現時，他們只能通過死亡本能的實現捍衛自己的尊嚴。
在被西方殖民者摧殘幾百年、無數種群慘遭滅絕的拉丁美洲，有一位偉大的作家對這個問題作了最明白的表述："遭遇囚禁的大象不願意生養第二代；秘魯的羊駝在印第安人粗暴地訓斥它或者強加給它超負荷的負重時，就躺倒在地上死去。人至少應該像大象和羊駝那樣知道自尊。"（轉引自索颯《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雲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198頁）說這話的古巴作家馬蒂晚生於達爾文四十餘年，前三十年生命跟達爾文相交，勉強算是同時代人吧。一個作家從動物行為中，發現了生命尊嚴的奧秘，作為生物學家的達爾文，為什麼在這麼基本的問題上閉上了眼睛呢？
殖民主義者最大的魔障就是看不見人的精神存在。西班牙人竟然首先用文藝復興所創造的偉大人文學術，論證美洲人不是人，然後一口氣殺了1900萬。英國強大以後，更是殺遍全球，讓西班牙相形見絀。可是達爾文是一個生物學家，他對各種生命現象的感知和認識，遠超過其他人。即使所有的"野蠻人"都是比大象和羊駝還"低級"的物種，他們就沒有求生的本能和自由的精神需求嗎？就會揚起脖子歡迎英國的屠夫舉著屠刀蜂擁而上嗎？達爾文能不懂得這個道理嗎？是不是因為他下意識中在為他的屠夫（殖民者的本質特徵就是屠夫）兄弟開脫一些什麼、遮掩一些什麼？而且是用科學的名義？西方人的科學原來還有這樣的功能，可是我們卻把西方人的科學看得如此神聖。
天哪！我們被忽悠得太徹底了。
至於達爾文對塔希提人命運的解讀，也是完全錯誤的。塔希提人的命運正好可以作為相反的印證。塔希提人之所以生機勃勃，原因正在於他們的精神生活已經適應，因而生理機能也基本實現了平衡。想來他們跟主流社會（殖民者）比較親近，彼此關係比較和諧，受到主流社會較多的認可和尊重，因而他們對於生命尊嚴的體驗、對生活詩意的感受、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精神氣質、生活願望、對民族神的信仰等等精神內容，沒有因為殖民者的侵入而受到嚴重破壞，於是他們就能保持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發展。據說有一位美洲印第安人說過一句極為深刻的話，這位印第安人祈求這個世界說：不要走得這麼快，請等一等靈魂。塔希提人的幸運在於：由於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和尊重，他們的靈魂適應了過來，終於度過了那個生死之坎。
塔斯馬尼亞島民沒有這樣的幸運，所以他們選擇了種族滅絕。這顯然是被迫的，是殖民者的刀劍造成的。在某個特殊的角度上，又確實是主動的，就像那些富於尊嚴的大象和羊駝那樣。一個個人可以為了捍衛生命的尊嚴而寧願折斷自己的身體，一個民族也可以這樣。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