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功臣：船運鉅子盧作孚之死內情(圖)

發表：2008-06-05 00:50

盧作孚(1893－1952)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愛國實業家，以創辦經營民生實業公司和主持重慶北碚鄉村建設著稱於世，被毛澤東稱為四個不能忘記的中國實業家之一。在抗日戰爭初期的危急關頭，盧作孚指揮了被譽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領民生公司船隊為抗日戰爭作出了卓越貢獻。1950 年盧作孚拒絕去臺灣，毅然從香港返回內地。1952年2月8日，盧作孚因服用過量安眠藥物不幸逝世。本文作者盧國綸是盧作孚的幼子，他以親身經歷揭開了盧作孚自殺之謎。

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親盧作孚在重慶民國路20號家中服用過量安眠藥物，不幸遽離人世。半個多世紀以來，圍繞父親逝世的原因、經過，以及父親所留下的遺囑，無論報刊書籍或是民間口傳，都有著各種不同的版本和評說，然而多與事實嚴重不符。在陸續出版的各類文獻中，關於父親的逝世，或是有意隱諱、隻字不提，或是以「病逝」二字一筆帶過，還有個別書刊引用不實傳說，以訛傳訛。某些不負責任的作者甚至就父親的逝世編造所謂「史實」和「盧作孚遺囑」，以致謬說流傳，誤導世人。

此事我當屬最有發言權者之一。父親逝世當晚，家人除母親蒙淑儀在家外，我們五兄妹中僅我一人住在重慶市區。那時我大哥盧國維在香港，大姐盧國懿在美國，二哥盧國紀在北碚，二姐盧國儀在上海，他們都是後來陸續得知父親逝世之噩訊的。我當天午夜即得知消息，惶然趕回家中，協助母親處理現場事宜。之後，又全程參與了父親所有後事的處理。作為親歷者，今特地將父親逝世的背景、原因、經過一一寫出，並澄清關於父親遺囑的種種謬傳，從而對歷史負責並告慰父親在天之靈。

盧作孚去世的背景

1950年6月，經過中央黨政高層領導的安排，父親離開香港回到北京，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後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在北京期間，父親曾兩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多次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中央領導見面，還見到了張瀾、黃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陳銘德、鄧季惺等老朋友。在與領導、朋輩的暢談中，他對新中國的建設，對公司的未來，都充滿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親回到重慶，受到了當地黨政軍方面及民間的熱烈歡迎。鄧小平等西南地區軍政領導更予以親切接見。不久，他又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父親返回重慶後，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對父親來說，民生公司是他畢生心血所寄。

父親1893年出生在重慶合川，因家境貧寒，剛上完小學即輟學，後艱苦自學成才。早年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中國，但由於連年軍閥混戰而很難實現他教育救國的理想。1925年，父親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創辦了民生輪船公司並出任總經理，轉向實業救國的道路。經過苦心經營，抗戰前民生公司已統一川江航運，將外國輪船公司逐出長江上游，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抗日戰爭爆發後父親率領民生公司員工積極投入抗日救國事業，尤其是現場指揮了被譽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的宜昌大撤退，為國家保存了工業命脈，而最為後人所稱頌(詳見2002年3月21日本報文章：《抗戰時期：宜昌敦刻爾克大撤退》———編者)。抗戰勝利後，民生公司除改進內河航運外，同時開始發展海洋運輸。遺憾的是，由於內戰爆發，導致民生公司的經營狀況一直不佳，實力大受損傷。

49年以後，父親尤為振奮。他返回內地後，即安排和指揮民生公司滯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駛返內地的行動，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機構和船員的同心協力之下，18艘滯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鎖，陸續駛返內地，參加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在重慶期間，父親相當重視學習時政，經常讓我與他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譬如《矛盾論》、《實踐論》等篇章，他在思考著民生公司的發展方向，積極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滯留香港期間，父親就通過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實行公私合營的請求，6月他返京後，又向中央提出關於民生公司公私合營的具體方案。經毛澤東決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親的請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與民生公司的代表協商簽訂了《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過渡辦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長章伯鈞又和盧作孚簽訂了《民生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此舉意味著民生公司在全國率先進入公私合營程序。父親去世以後，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實現了公私合營。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報導了民生公司的合營情況，發表了短評《公私合營企業的一個範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營作為一個典型，給予了高度讚揚。

1951年初，父親到川南參加土地改革。在此期間，我和妻子馮俊蘭決定放棄在重慶大學的學業，報考西南鐵路工程局會計統計人員訓練班，參加革命工作。我為此事發電報並寫信給父親，徵求他的意見，得到他回電贊同，父親又寫信鼓勵我「不問在任何環境，必求前進」。1951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鐵路訓練班學習時，父親在給我的信中提及我二姐盧國儀正在參加土地改革。父親在信中稱土地改革是「當前國家最偉大的革命事業」，並斷言「只有為人民服務的人們最受人民歡迎」，對國家民族復興的熱忱嚮往之心，白紙黑字，歷歷在目。

1952年1月20日，父親又曾給二姐盧國儀寫了一封信，這是父親一生中給子女寫的最後一封信。信中除對女兒的生活表現出父親無微不至的關心外，還殷殷教導女兒如何做人做事，以便更好地為國家、為人民服務。在這封信中，絲毫看不出父親的精神狀態有什麼問題。

盧作孚去世的原因

正當父親滿懷壯志，準備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時，國家形勢發生了變化。民生公司內部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層層累積以至於集中爆發，最終導致父親無法承受而遽然離世。

自父親返回重慶後，相繼而來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已普及於全國基層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順應大勢開始民主改革進程。由於基層運動的領導者執行政策有偏差，在運動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層管理人員受到不應有的衝擊，父親對此甚感惶惑。

建國初期，戰火方熄，百廢待興。由於業務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經營狀況沒有得到改善，反而由於各種費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國內外的債務還本與付息的壓力而日見艱難。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財務陷入困境，員工的工資發不出來，員工的情緒出現嚴重波動，公司局面非常不穩定，父親為此憂慮重重，深感難以撐持。

1952年初，中央決定對民生公司特殊對待，在暫停對私營企業貸款的情況下，破例給民生公司貸款一千萬元(舊制人民幣一千億元)，並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將此舉措轉告民生公司。西南軍政委員會立即邀請民生公司某負責人談話，轉達了中央這一指示，並囑他待盧作孚從北京回來後，馬上轉告，請盧作孚放心。遺憾的是該負責人卻沒有將這一情況告訴父親。在父親去世的前兩天，北京又發電報來確認為民生公司解決經濟困難貸款一事，仍然是這個負責人先得到這份電報，但並沒有交給父親，原因甚不可解(父親去世後，該負責人解釋說他忘記告訴父親，並忘記把電報交給父親)。事情至此具有了濃厚的悲劇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關懷下，民生公司的難關本來可以安然渡過；而另一方面，父親卻根本不知道中央有這個決定，仍在為財務危機空前嚴重、從而可能引發公司更大的危機而憂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鐸」輪在豐都附近水域發生事故觸礁沉沒。2月6日父親親赴豐都察看，處理善後。當時有傳言說這個事故是潛伏特務在搞破壞，公司裡人心惶惶，氣氛緊張。對於父親來說，這一事故無異於雪上加霜。據母親後來回憶，那幾天父親守著電話疲憊不堪，通宵睜著眼睛無法入眠，不時喊著公司某幾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名字，情緒極為緊張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會議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國家幹部，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坐在台下第一排，父親又特別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間位置。在會上，公股代表張祥麟在會上帶頭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後，父親的通訊員關懷便跳上臺去，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他並嚴厲追問張祥麟還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其間會場多次高呼口號，氣氛十分緊張，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親十分困惑和難堪，心情極為沈重。

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年輕服務員，父親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雖然跟隨父親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父親讓他住在家裡，抽出時間親自教他學文化，對他可謂仁至義盡，關心備至。可是在2月8日大會的前幾天，這個年輕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們家，在開會時又上臺去「揭發」，表面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父親。會後，父親把關懷找到辦公室談話，在場的有民生公司副總經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層人員。父親勸導關懷發言要負責任，應該實事求是，有一說一，誇大事實、無中生有的話不要亂說。但關懷拒不接受父親的勸告，並且有恃無恐，態度非常不好，這對於父親無異火上澆油。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污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此刻，他很難理解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麼就成了腐蝕幹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怎麼會如此對待他？父親是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絕對不能接受。可以說，2月8日的大會對於父親是一個極大的刺激，直接成為他當晚自盡的導火索。

盧作孚去世的經過

2月8日下午，母親到位於觀音岩的重慶市婦女互助會開會後，便到張家花園路來看我僅有兩個月大的女兒盧曉南，傍晚才回到民國路家中。據母親事後回憶和我瞭解到的情況，大致經過如下：

當晚大約7時，母親到家後，廚工溫師傅對母親說，父親回來時，交代說要睡一下，不要孩子們打擾，便進入臥室沒有出來。母親考慮到近來父親過於勞累，難得有這樣的機會休息，認為這個情況完全正常，並沒有意識到將會出事，還叮囑孫女盧曉琪、孫子盧曉雁保持安靜，讓祖父好好睡覺。等了一段時間，仍不見父親的動靜，溫師傅便進房間察看，發現父親臉色有變，情況異常。

母親遽逢大變，沒有絲毫心理準備，頓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電話到民生公司求救。連挂了數次電話之後，公司一位副總經理方攜醫護人員來到家中。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本應把父親立刻送醫院搶救，但是，母親倚靠的公司來人竟沒有把父親送到離我家距離尚不到百米遠的仁濟醫院！他們只是把悲痛欲絕的母親扶到其他房間，由醫生給父親打強心針，此時經護士提醒，才發現父親服用了大量安眠藥。雖然進行了簡單的搶救，但已無力回天———父親就這樣走了！

待公司來人離去後，母親才派溫師傅去叫我，我趕到家時已是深夜，強忍哀痛的我一面安慰悲傷過度的母親，一面設法通知在渝的親友，料理後事。所有的忙亂過去後，留下母親和我為父親守靈，失去至親的巨大悲痛籠罩著我們，突如其來的打擊令我們母子難以承受，淒清、孤苦和震驚之情，是我永世也難以忘懷的！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報告後，西南軍政委員會對此事十分重視，當即派公安部門有關人員到家裡瞭解情況，佈置安全保衛工作，並安排專人和我保持聯繫。他們離去時，帶走了剩餘的安眠藥片和父親留下的遺囑。2月9日，西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孫志遠代表軍政委員會領導，到我家裡對親屬表示了慰問。

2月11日，我二哥盧國紀一家從北碚趕回重慶，其他兄姐或不及趕回，或尚不知父親已經離開了人世，未能回來為父親送行，至為遺憾。

2月12日，是父親出殯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關部門做了週到的安排，送葬的隊伍人數很多，靈柩從民國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龍門，再由父親創辦民生公司時的第一艘輪船「民生」輪載運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個山坡上。

父親走了，但是他活在了人們心裏。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長在當天父親出殯之時，拉響了船上的汽笛，為父親送行。他說，是盧作孚把我從一個水手培養成為一個大船的船長，我應該紀念他。這樣的事例，讓我們全家人都忍不住熱淚沾襟！

關於盧作孚的遺囑

父親留下的簡單的遺囑，是寫給母親的。遺囑用鋼筆寫在一張毛邊信紙上，字跡非常清晰。這張遺囑，事後被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的人員帶走，至今下落不明。親眼見到這份遺囑的，僅有包括母親和我在內的少數幾個人。當時我根據回憶記錄了下來，這份遺囑的內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傢俱，送還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這裡有必要對父親的遺囑逐條做一下說明。

「借用民生公司傢俱，送還民生公司」，指的是我們家1948年從南京搬回重慶，我二姐盧國儀主持搬家時，誤將借用民生公司的兩件舊傢俱一起搬了回來，當時我們家除這兩件誤搬回來的舊傢俱外，並沒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傢俱。後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訴了父親。父親非常在意這件事，特別於1952年1月 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寫給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為南京破舊東西寫信給羅昌揚，尚未得回信，正準備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確實內容，以便歸還或賠償」(羅昌揚為當時民生公司南京辦事處主任)。父親一生大公無私，兩袖清風，絕不佔公家半點便宜，臨終時仍記掛著借用公司的傢俱，特別首先叮囑母親一定歸還。

「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父親在這裡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會獎勵給父親的、從未參加過分紅的一點干股。父親去世後，母親遵照父親的囑託，將此股票寄給了在武漢的民生公司董事會。但民生公司董事會按照國家政策沒有接受，後又寄還給了母親。

「今後生活依靠兒女」，母親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有職業，自然也沒有收入。父親雖然是著名的實業家，擔任民生公司的總經理，但多年來只靠一份工資維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職收入都捐給了北碚的公益事業，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一直是相當緊張的。而此時，我們兄妹已陸續就業，因此父親才叮囑母親今後生活依靠兒女，為母親以後的生活做了安排。

「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這表現出父親對自己所擔任的政治職務負責任的態度。

父親的遺囑由於從沒有完整地公開披露過，以致社會上流傳著不同的版本，多數系以訛傳訛。比如，四川一家媒體1998年曾刊出過一篇《盧作孚自殺之謎》，其中失實之處甚多，在提到父親的遺囑時，出現了很大的錯誤，其原文是：「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傢俱，送還民生公司。二、無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三、今後生活靠兒女。四、為立信會計學校潘序倫先生代募捐款，送交潘先生」。文章中所述「遺囑」的內容有兩條與真正的遺囑不符。一是「無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事實上，父親在世時，母親就從來不到公司去，不用說「無事」，便是有事也是要等父親回家再說。該文作者特別就遺囑的內容強調，「從上面可以看出，臨終之前的盧作孚，對民生公司內部人情的冷暖，世態的炎涼是何等的痛恨。」這當是指「無事不到民生公司去」而言，父親不可能在遺囑裡寫出這樣的內容，這段文字顯然是某些人想當然的。二是所謂「為潘序倫先生代募捐款」，更是不可能。既然是捐款，當屬公款。父親從來就不把公款放在家裡，因此，就不可能有囑母親「送交潘先生」一說。這兩條所謂「遺囑」純屬謬傳。還有一本傳記文學則把遺囑簡化為「把傢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這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說法。

分析父親的遺囑，可以看出，他雖然下定了必死的決心，但臨終前他的頭腦是非常清醒的。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為父親作出了政治結論，結論中說：「盧作孚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父親的一生從辦教育、辦實業到鄉村建設，不畏艱難，艱苦奮鬥，為公眾造福，為人民服務，始終秉持「忠實地做事，誠懇地對人」的宗旨，一心一意為社會為國家做實事做好事。儘管他創下了龐大的事業，卻嚴於律己，就是最後離開人世，也是兩袖清風而去。

1999年，父親盧作孚和母親蒙淑儀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慶北碚公園的「作孚園」內，從此長眠於他親手創建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北碚，永遠伴隨著他的母親河———嘉陵江。早在1927年，父親出任重慶北碚地區峽防局局長，主持北碚鄉村建設，大力發展經濟、文化、科學、衛生等事業，開辦工廠、煤礦、農場、學校、醫院、圖書館、公園，修筑鐵路，並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民營科研機構———中國西部科學院，把北碚從一個盜匪橫行、貧困落後的窮鄉僻壤建設成為名聞遐邇的模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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