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股小流，動輒以臆想來拿前人說事，要顯示什麼呢，標新立異？獨立思考力？我看弄不好露會出自己的淺薄與無知。比如，對國民政府苦撐八年的抗戰，一些不學無術的小子，坐在21世紀的電腦前指揮70年前的政府應在1931年就與日寇大打，諷刺淞滬會戰愚蠢，甚至嘲笑時政府在與日寇戰至1941年底才宣戰等等，不一而足。我們今天回頭看看當時的政府是在怎樣的艱苦條件下與世界軍事強國日本所作的生死搏鬥.
實在講我們的抗戰不過就是空城計加苦肉計
以異族統治華夏的滿清，至後期,只是一個由無數小村莊組成的大集團，土地分割破碎，技術落後，人口眾多，人口質量素質底下，全國幾千萬人口吸食鴉片， 90%以上是文盲。對外戰爭連戰連敗，從1840年到1911年光賠款就達750，000，000兩白銀，而清末王朝年歲入也僅一億兩上下，還不算利息，關稅，鹽稅統統交給列強作為擔保,請了英國人赫德當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相當於中國海關總關長），而地方就靠賣鴉片，釐金維持.甲午後4年，在空前的壓力下,光緒意識到了不光搞洋務運到，有機器，有槍炮,，還要有健全的,近代行政機構，財政機構做後盾。但是一個還逗留在17世紀的國家是不可能靠皇帝的幾張詔書，就可以飛躍進20世紀的。12年後辛亥革命成功，其快速讓革命D人也感到吃驚。根本原因就是清朝已經山窮水盡了。中山先生奮鬥10次，最後推翻了這個舊的體制和異族壓迫。
革命之後，還是苦，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就想做皇帝，以後又有張勛辮子復辟鬧劇，頒布的法律與社會脫節，成為擺設。舊的體制解散了，新的體制又沒有登場。(用國父的話是"舊廟拆除了，新堂還沒蓋好，所以民眾依然苦")，只有私人軍事力量可以暫時維繫局面，軍閥的性格是私人忠義，而不是以國法，紀律為向心力，也就是私人從屬關係，靠鴉片，釐金，搶掠維持。以前有個袁大哥壓著，大哥駕蹦，弟兄們混戰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所有人與所有人作戰。
蔣先生從廣東起兵,經過2次北伐，從形式上統一了中國。1927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定都時面對空蕩蕩的國庫首先想到的就是整理財政，先是收回了被清朝，北洋軍閥抵押給外國的鹽稅，廢除了釐金，實行關稅自主，到1931年才有了一點現代國家的財政與稅收。國民政府實施現代化的中央體制必將和地區無數利益集團發生衝突,戰爭也就不可避免了.1930年先是閻錫山在5月私自扣押了天津的海關收入，後是倒戈將軍馮玉祥等人反對裁軍，對於這些勇於私鬥，恐於公戰的軍閥。經過近一月之久無數的電報大戰後，戰爭還是爆發了，中原大戰，雙方動員140萬軍隊，血戰5個多月，軍隊傷亡30多萬，民間損失無數。戰鬥激烈時老馮依靠過去蘇聯的援助，每天發射20,000發炮彈，這個在抗戰中我們也是達不到的。戰爭以蔣先生中央軍的勝利結束，這個時候距離全面抗戰還有7年。
蔣先生確實控制了黃河以南和北緯25度的附近，而張學良控制了整個東北，華北，又是艱苦的談判，張學良同意放棄釐金制度和賣鴉片，由政府的財政部統稅局來領導，但是收入全歸張學良的軍隊。而中國的統一和逐漸走向正軌，是日本大陸政策所不能容忍的，這也為抗戰埋下了伏筆。
未來和日本的戰爭也就成了急迫的事情，我們知道打仗靠鋼鐵(歐盟就是戰後從最早的法,德,意等的"煤鋼聯盟"發展起來的),當時我們的鋼產量只是日本的一個零頭，沒鋼鐵,就只有他圖,跟著中央把力量推廣到了西南，(這也是未來和日軍相持的本錢，)蔣公忍辱負重，埋頭苦幹，精打細算，以稀有金屬礦產與德國貿易(至於英,法,波有沒有罵咱們助紂為虐就不知了),建立起了以新式裝備為核心的20到30個中央軍師團，外圍是用津貼的方式維持的100個師的地方部隊，更外圍的部隊，只要名義上服從中央，細節也就不過問了。這種小心翼翼的平衡局面，終於迎來了抗戰。其實蔣公在西安事變以前，希望將對日戰爭推遲3-5 年，以期待準備的更充分一些,這個計畫被打破了.縱是英雄，也必然要受時代的限制啊。
1937年盧溝橋開戰不是蔣先生所企望的，（至於是否是有組織故意挑起，現有多種說法，尚難採信）如果可以的話，他一定繼續安內再攘外，而外交方面呢，是蘇聯希望中國和日軍大打，好讓他可以專心於西線。而蔣先生則想先犧牲局部利益滿足日本，讓日本北進，去和蘇魔拼，中國保持中立，看以後情況發展再決定，反正屆時中國也準備好了。
蔣先生也沒有什麼全面的抗戰計畫，以中國的國情也不可能有什麼計畫。一個國家的軍備要靠社會組織的能力，交通通信，工業，科技，能源等等，拿幾百萬，買飛機可以，但是配合的幾十個飛機場，高射炮，探照燈，保養維修，人員，器材一樣也少不了。飛機缺一個輪子就不能起飛，這個就是設備最先進的部門被不能協同的落後部門拖累。
儘管局面艱苦,但中國抗戰的總設計師蔣百裡將軍早就說對蔣講過:"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和他講和。"
蔣先生領導的是一個以17世紀農村社會為基礎的國家,時美國大作家海明威重慶期間在疫區看到賣糞的小販居然讓農民用一根稻管去吸糞便，通過吸得出吸不出來測量糞便的濃度，由此他在文章中認定這是一個沒有前途的民族。就這樣一個不具備實質統一，衣食不周的國家，怎樣和當時的世界強國日本抗衡呢？但蔣意志已決，曰："與日寇死拼，痛苦，若亡於日本，雖經過幾十，幾百年的時間，我們仍然可以復國，但同樣是痛，長痛不如短痛"。這必須要有極大的勇氣，高度的想像力，不惜犧牲的精神，操作內外因素的手腕，以及絕好的運氣。抗戰中期重慶緊迫時甚至有要將首都遷至拉薩抗戰打算的蔣先生還說："在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與中國作戰，沒有什麼決戰，除非日本佔領中國每一里土地，他們佔領我們一個省，至少要一個月，我們18個省，至少要耗費18個月，那國際變化還了得？何況他一個月也不可能佔領我們一省，時間久了，日本的地位就危險了，我們現在就是時時可死，步步求生。"
蔣先生向各地軍閥要兵，不是靠統帥的命令，多是要稱兄道弟的講交情。1936年的黃金年全中國財政收入只有4億美元，約合現在二,三十億美元，用這麼點錢維持幾百萬軍隊作戰，免費教育，維護建設，絕對是捉襟見肘。及至廣州陷落，海岸被封鎖，關稅收入全部喪失，國家經濟更是雪上加霜。這樣微小的數目，無法應付巨大的預算，只能由負責人用採包辦制度，導致經手人有了貪污的可能，但是追根溯源，還是掌握的資源不足以對付眼下的問題。
松滬大戰,國軍30個精銳師消耗殆盡，蔣先生以為日本就17個師團，已經無力再進，但日本這個軍事制度及工業非常發達的現代國家，軍令一下，就又調來了幾個訓練有素，裝備齊全的預備役師團。在杭州灣登陸後合圍國軍，國軍被迫撤退。徐州會戰以後，面對快速的機械化師團，為避免賴以後續抗戰的幾十萬國軍被圍殲，只能用決開黃河來阻止日軍以爭取時間，這才爭取到時間在武漢與日軍激戰。
蔣先生敗而不降，給日本帶來無盡的苦惱，第一次長沙會戰失敗後，中國通岡村寧次對軍部報告《關於迅速解決日華事變的作戰意見》中不無沮喪地認為："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中國四億民眾，亦不在於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於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內之200萬抗日敵軍，而只在於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直系軍隊的抗日意志。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介石，一介頑石抑或是仗信如介石?總算苦撐到1941年， 11月底美國國務院通知日本必須從中國，越南撤軍,日本的強硬派索性放手一搏，太平洋戰爭爆發。有人講蔣公從此作戰不積極了，這很片面，國軍10多師與日軍3，4師團的會戰，每年都有。何況日軍師團14000到16000人，火力強大，國軍一師6000到7000人，缺乏騾馬，車輛，徵兵已及至人力的極限，且士兵體力，智力不堪教練，不知道協同，各個部隊特別是雜牌部隊，各成體系，自操方言，難以協調，什麼社會就有什麼部隊，中日雙方的軍隊根本就不是一個世紀的產物。國軍的300到500萬軍隊，只有100萬步槍，800門火炮。美國經過艱險無比的駝峰航線從印度空運來的300噸製作武器的材料，在重慶全部做成子彈，每個士兵，一個月也只有4發子彈，（包括機槍手）。史迪威說過，他在江西看到一個團，只有4挺機槍，800發機槍子彈，最多打10來分鐘，就沒有了。但是依然勇敢的向日軍進攻，五天五夜，全團只倖存400人。
到了戰爭後期，通貨膨脹，國軍離沒有補給已經不遠了，部隊以經商，走私來維持，軍隊開始敗壞。蔣先生如何支撐呢?只能咬緊牙關硬拚，部隊只求吃夠，不求吃飽.1944年全國鋼產量只有1萬多噸（同期日本是接近一千萬噸,美國是八千多萬噸），不夠現在一個小時的產量。蔣先生就以一個中世紀國家的社會所構成的五花八門的雜色軍隊憑劣勢武器和強大的敵人對抗8年之久。國軍一師6000人，行軍，紮營，埋鍋，砍柴，挑水等等全部系農村習慣，除了軍裝和那個燒火棍與明朝軍隊區別不大。
國軍一度低到90萬，以後全靠不斷拉壯丁，素質每況愈下，史迪威曾經看到,鐵道上一節車廂沒有機車，無法拖走，只好用上百人用手臂挽拉。
1945年勝利，上海市民去機場迎接國軍，以為是英姿颯爽，結果看到的是身體贏弱，擔著水桶，扛著籮筐與苦力無異的士兵，景仰之情頓時失去。而接收臺灣的國軍士兵看到當地民眾把鐵管插進牆裡就能出水（就是我們稱作的自來水）均感到十分好奇。
蔣先生動員300到500萬軍隊，以全國為戰場與強敵做8年生死之戰，可以說是前無古人。但是他沒有合適的組織，缺乏支持的社會，強有力統一的政府，如果有，日本也不會侵略中國了。好些事只有馬虎將就，也就沒有什麼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黃河決口，拉壯丁等等，一切都來。只要能維持當前的局勢，就不惜這些犧牲了
蔣先生最大的貢獻在於，替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包括統一的軍令，徵兵法，稅收制度，新的教育制度，中央銀行，新的貨幣，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但是只是建立在一個殘餘的，舊有社會的基礎上的，缺乏中下級支持，效能脆弱，一個中世紀的農村社會缺乏支持一個現代高層機構的功能，但是使得中國有了一個高層機構和自由，獨立的國家主權。國府雖也發布過很多法律，但是缺乏社會強迫性的支持，也就是17世紀的社會形態當時無法實施20世紀的法律。而今日教育的普及，使法律可以逐漸的通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