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城的上訪社會
北京，首都，皇城根，天子腳下，最高政治、經濟、文化、司法中心，是訪民們懷抱著最後一絲希望的地方。或者是村、鄉、縣、市、省已經對他們封閉了申冤的大門，或者是中央政策所賦予給他們的權益被下層剝奪而他們不得不求助於出臺政策的最高層，或者是 "青天"情結與"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傳統讓他們幻想在燕山腳下求得正義與公平。總之，北京在他們心中，是一個最高的仲裁者、最權威的裁定者、最公平的糾錯者。
但是，制度化的、結構性的、普遍化的侵犯國民權益的行政行為，其發動機正是他們祈望的對象：主持革命、共產、發展三大主題的就是中共中央，三大主題無不在全國範圍內掀起驚濤駭浪，無不傷害到一部分人的合法權益與正常生存環境。根據前一政策所作孽的基層，在後一政策糾偏時，惡果已經造成，平反、改正、補償、退賠等等，這一系列措施，都需要成本，甚至因為惡果涉及到人數之多、經濟值之大，縣、鄉政府作為執行者與得益者，往往找各種藉口拒絕執行。於是，受盡委屈的訪民絡繹不絕的出現在上市、赴省、進京的途中，大浪淘沙般，最終在京城聚集成一個特殊群體：訪民。
訪民成為京城一道不和諧的風景線，看穿"盛世"的皇帝新衣叫出赤裸裸的亂世，把"德政"的畫皮撕破露出黑烏烏的暴政，把"以民為本"的"新政"外套脫下顯現出以官為中心的本質。他們租住的廉價社區，但成為了上訪村；廉價旅館由於訪民而生意興隆；甚至，兩袖清風、一文不名的訪民，他們在地下通道、立交橋下、火車站、屋宇角落，席地而坐而睡。他們聚沙成丘，不時人山人海地成為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國家信訪局大門外的非組織、非集會性聚集。
北京市民遭遇了這樣的風景，北京京官們目睹了這一風景，北京學者深入了這一風景。學者們還觀察到中央信訪機關的忙碌不堪，例如最高法院接待室最多容納三四百人，而往往前來的是其數倍，其中能夠領到登記表格的不到三分之一，其中被接待訪談的更少。當然，其中還混雜著便裝來截訪的地方官員。訪民聚集不遠處外地牌照的警車與公車的排列，透露出不少便裝客的存在及其身份。由於訪民導致了中央機關工作的負擔、京城的不穩定，地方政府駐京截訪辦事處之類的機關便運而生。房子、車子、館子、票子、公子，也來個"五子登科"。
70年代以來，因為冤假錯案與無以計數的侵權案件進京上訪所構成的京城上訪社會，不斷地複製，堅韌地生產與再生產，令最高領導人"剪不斷，理還亂"，沒完沒了。
即使廢除現行信訪條例，採取別的渠道解決冤假錯案與侵權案件的問題，同樣不能保證相關問題會一一解決，訪民仍然會"非法"地進京；而繼續現行信訪條例，目前京城訪民社會又不可能絕跡：兩難，是個死胡同。標榜"人民政府"的政權，將始終存在京城"喊冤"的訪民。
二、上訪的政績文化
政績在中國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與上訪相關的政績問題，也演繹著中國特色。
中央機關接待上訪的不堪重荷，讓中央出臺政策、頒發文件，要求下級政府解決上訪者的問題。幾十年間不知旅行了多少此類公文，但訪民如野火燒之不盡離離原上草，前仆後繼。最近，奧運將至，中央政府陸續向各省下發了一系列根據《奧運安保社會全國控制工作運行方案》制訂的"零指標"任務，其中包括"最大限度地減少進京個體訪"、"非正常群體訪和重大重複訪為零"。
信訪部門採取排名積分的方式對各級政府信訪工作進行監督，並對上訪人數較多的省、市、區(縣)實行層層通報。以在國家信訪機構接待部門的上訪登記量為元素，以量化排名的方式顯示地方信訪治理工作。信訪工作績效納入了官員考核內容，考核排名的結果將直接關係到地方官員的選拔任用。目前大陸各級政府實行黨政"一把手"負責制，主要領導是信訪、穩定工作的第一責任人。主要領導人自然重視政績這一重要考核指標。於是，對待上訪成為一種政績文化現象與官場文化現象。
省、市有的還派人挂職、借用到中央信訪部門，他們的工作"任務"之一，是施展伎倆消除本地區的上訪登記。省、市在北京設立信訪辦事處，其主要任務是截訪，在進京的最後關卡，如長途車終點，如火車站出口，往往訪民剛剛踏上京城的土地就被截回去了。有的是在信訪部門被截、被騙落入本地官員手中，並被遣送回去。少數訪民若在上訪過程中稍有"越軌"，很可能被以涉嫌犯罪的名義，被強制控制，直至送回本地。強制控制的場所，形成了法外之牢，控制過程中的訪民成為被非法拘禁的不自由人，甚至有的還被打、挨餓等等，當然有的最終被莫須有的罪名送進了勞教勞改場所。截訪的地點還有本省的火車站、汽車站等等地方。河南是訪民的一個大省，在北京"兩辦"截訪的便衣警察常年達30多人。即使遠在新疆的一個地級縣，2007年也向北京派出了11人組成的穩控勸返小組。京城截訪的費用是個無底洞，這是官方的秘密。
省內接訪投入更大。因為上市、赴省的訪民比進京的訪民多得多。如2008年初，為穩定、控制"蟻力神"被坑害的訪民，瀋陽市先後出動了警力20餘萬人次，對執勤民警發放的加班補貼達幾千萬元。一個縣花費若干萬元，住宿、交通、餐飲被用在截(接)訪上了。有的採取逼迫訪民出錢的方式，這一手段又導致了新的上訪原因，因此使用這一方式的地方政府越來越少。於是出現了政府事實上"報銷"訪民上訪往返經費的情況，在"報銷"的"商談"中，有一番討價還價，雙方的博弈很弔詭。
極端方式，是置訪民於絕境。如江永縣周樹軍，被截回鄉政府後，當晚在黑房子裡被人打殘，醫藥費花去了官銀10多萬元。半身不遂的周樹軍由兒子背著上訪，他的大兒子被判勞教。甚至派車派人連續地、24小時地值班在他家大門外，明目張膽地控制他家不得上訪。天安門廣場下跪，或到新華門、中南海、大會堂等處所叫冤，稍不聽勸阻，勞教、勞改的可能性極大。
訪民還是不能絕跡，於是各級政府採取"勒索"下級政府的方式：中央政府要求省級政府承擔一定數額的接訪資金，省對市如法炮製，市對縣變本加厲。例如，湘西州政府明文規定，州直單位若發生進京上訪，則上訪人員所在單位按每人每次5000元的標準向州駐京辦事處交納勸返費用。
在截訪、控訪的過程中，為了一個"政績"，相關工作人員勞累奔波之外，更是勞民傷財，受苦受難的最主要的還是那些訪民。勞教後、勞改後，訪民又上市、赴省、進京了。他們新的上訪理由是撤銷勞教、勞改處分並賠償損失。他們憤怒地說，上訪制度並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反而成為一個陷阱，一個害人的坑。
省、市、縣截訪是個週而復始的怪圈，有的是反反覆覆，有的是新出現的訪民。他們喊冤叫屈，要退土地、要退房子、要恢復工作、要賠償人命或財產，任何層級的政府總不能完全封閉這個大門，也不能炮製過重的處罰措施，毛澤東時代的高壓手段已經難以復辟，因此，地方政府也是黔驢技窮，永遠不會有一個大團圓的喜劇。
三、訪民的上訪文化
訪民很委屈、很可憐、很艱辛。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他們離鄉別井地奔波，去向上告官。他們知道"官官相護"的傳統文化在當今被發揚光大。但是，失去土地、失去房子、失去親人、失去健康，等等，他們已經在基層窮盡了行政的、司法的手段，往往是或不立案，或枉法判處，他們受到的打擊每每是雪上加霜，他們的處境往往是漏船逢雨。但是，他們不甘心、不屈服。他們相信自己的權益是合法的，是天公地道的，是符合人性良心的。他們不願意採取非法的手段像楊佳那樣報復，而是希望，萬一的萬一，獲得某個機關、某個官員主持公道，最終揚眉吐氣、否極泰來。
因此，訪民應該是最善良、最守法、最"與黨中央保持保持一致"的群體。而截訪與控訪，早已異化的信訪制度，一次次地讓他們勞而無功，抱著滿腔希望去，帶著滿腹苦水歸。像江永縣消江村，組裡60畝地被縣政府欺騙走了(背著他們劃給20多里外的另一個生產隊，然後以極低的價格買過去，10多年後強制拆遷與搗毀莊稼)，徐建興為此被判刑一次，為此進京已經18個來回。年紀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老朽，家庭一貧如洗，即使舉債也一次次地上市、赴省、進京，行政文書與法律文書近20年有了近20份，仍然處於原起點。但他們仍然像精衛填海般不休不息，像愚公移山般合家合力。
他們看穿了官員們的形形色色，他們體驗了人間林林總總的炎涼世態，他們仍然懷有一顆赤子般的容易上當受騙的心。他們的要求是希望"笑在最後"，也僅有"最後的笑"能補償他們的被剝奪、被侵害、被傷害。
因此，"青天"情結是他們的文化，"好皇帝"是他們的文化。他們被愚弄、被玩戲、被欺侮，最終也積累了他們的"梁山"潛意識。各地官民對立、警民對立，無不與上訪扑滅了他們的幻想有關。於是，眾多的群體事件發生了：每年涉及幾百萬人，此起彼伏，這是他們退回到原始正義的狀態，燒燬的警車與衙門可以作證：他們本來是最軟弱的、最馴服的馴民，他們之所以成為暴民，是官府拒絕了和平的、司法的、行政的救濟方式。
訪民存在於中國社會，是中國社會現行體制，即集權制的、空降制的、人治的、專制的、一言堂制的體制釀成了他們喝下的那杯苦酒，他們要喝甜甜的甘泉。這個體制不斷地製造著訪民，上訪制度把其中一部分變成了楊佳、瓮安民眾。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訪民，在馴民與暴民間徘徊，在上訪與暴動間游移，他們的文化永遠不能沉澱，永遠不能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