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凡：各位朋友好，各位媒體的記者好，全國的鄉親父老大家好！我們今天按照常規舉行過渡政府的新聞發布會。今天我們要談談對中共政權出賣黑瞎子島的進一步的聲明，奧運會前的局勢，還有中國的經濟問題。下面由唐柏橋先生開講--
唐柏橋：今天是奧運前的倒數第二次新聞發布會，最近形勢發展比較快，有幾個跟奧運有關的比較大的事情。有空氣污染的問題，還有"東突"組織提出的要對奧運攻擊的一些想法。昨天《世界日報》上提到"平安奧運，重於泰山"，看來它們說話有些語無倫次了，把奧運的平安看成了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原來是要"辦成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奧運會"，現在看能平安就是最大的事情了。
中共在北京地壇公園等幾個地方設立了所謂的"示威專區"，這個問題大家也可以交換一下意見。
中共與俄羅斯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出賣了黑瞎子島，這個也可以談一下。
在8月8號的時候大家就全民抗暴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以及過渡政府怎麼做，我們有一些想法，我會粗略地提一下，給大家介紹一些情況。
伍凡：今天的記者會著重談兩個問題，一個是所謂"平安奧運"，可見這次奧運會是非常不平安的。現在的社會事件是遍地開花，北京進不去了，其它的地方就在不斷發生。"東突"聲明有很多事情是他們做的，中共公安部卻予以否認，如果不是"東突"做的那就只能是各地老百姓在做，在各地給中共施加壓力。中共為了減少壓力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在北京開放了幾個公園作為所謂的示威專區，可這些公園卻不是像英國的海德公園那樣自由地講話，要經過批准才可以進去。現在能夠講話的被抓起來了，出來的都是不敢講的，所以那些公園只是擺設。
過渡政府對全國各地給中共施加壓力的行為表示支持，因為老百姓如果不能到北京去抗議的話就應該在當地抗議，大家的話要講出來。這個時期講話會引起世界各個媒體的關注，所以，各位朋友、各位鄉親父老，你們有話要講的話一定要採取各種方式講出來，讓全世界都知道。但是我們不主張首先使用暴力，不過在遭到鎮壓的時候我們有反抗的權力。《德國之聲》提到了中國正處在混亂的階段，我想這是符合中國的現狀的。
外國反對中共採用了一些巧妙的做法。捷克總理會見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的時候身上戴了一個支持西藏自由的徽章，中共認為這是支持"藏獨"，西藏人知道這是支持他們的自由；美國國務卿賴斯對中共提出了警告，"不要利用奧運加強對民眾的鎮壓"，對中共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前天，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馬侃會見了達賴喇嘛，談到了西藏問題。種種跡象表明，很多力量都對準了北京、對準了胡錦濤，所以他特別提出了"平安奧運"。不僅是在北京，在全國各地它們都想平安地熬過去。
上星期早些時候中共宣布收回了半個黑瞎子島，但它卻有意忽視了這個事情的本質。黑瞎子島一直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們應該要求全部歸還。1929年被蘇聯侵佔，那時民國政府實力還不強，後來又忙著大抗日戰爭和內戰，無法處理這些事情。到了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都被默認了，後來江澤民把它賣掉了，現在胡錦濤繼續在做賣國賊。我們在這裡再次聲明，中國過渡政府和未來的民主政府絕對不承認中共和俄羅斯、前蘇聯簽訂的一切賣國條約，滿清時期簽訂的邊界協議和割讓出去的土地我們也統統不承認。未來要跟俄國政府重新談判，相關條約要重新議定，這是我們過渡政府的立場和態度。
提問開始--
1. 奧運會即將來臨，過渡政府有什麼新的態度和舉措？
唐柏橋：這個問題我們上個星期也回答過，但是一個星期過去，現在有一些新的進展，我想提一下。關於奧運會，我們大家基本的共識是盡全力推動國內的維權運動和抗暴運動。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希望各地訪民、維權人士、正義之士、有膽有識的國民能夠前往北京，發出你們抗議的聲音和提出你們維護權利的主張，因為首都這個地方是屬於中華民族全體國民的，不屬於中共的私家財產。如果你們是單個、或者是幾個人的小規模行為，沒有使用音響，也沒有堵塞交通，你們可以舉著牌，穿著你們維權的衣服，在天安門廣場散步或者做其它表達抗議的事情，這是你們的權利，你們不必要到公園去。如果你們要舉行大型集會示威，可以試著先去公園走一走，如果中共不阻止、不干涉，不威脅、不鎮壓的話你們可以繼續做。公園能夠讓你們暢所欲言，能夠把你們的消息發出去，你們通知外國記者，他們可以報導。一旦阻止、干涉、鎮壓，你們有權利在北京任何一個地方舉行更大規模的抗議。抗議兩個內容：一個是抗議你們本身的權利受到侵害，另一個是抗議你們在這三個所謂遊行特區權利受到剝奪，戳穿它們偽裝的這些東西，這點大家要清楚。當年美國在紐約共和黨舉行年會的時候，美國民眾也申請遊行示威，在最靠近紐約華園廣場（音）、體育館、第五大道、第六大道不允許遊行示威，結果他們舉行更大規模的幾萬人的抗議。結果造成了警民衝突，警察抓捕了一千多個人。他們的抓捕跟中共的抓捕不是一回事，抓捕後關了幾個小時然後就全都放了出來，其中有將近上千個人被羈押超過24個小時，結果紐約政府向這些示威遊行的人給予了巨額的賠款和道歉，大概賠款超過上千萬，平均到每個人身上大約要上萬。這種事情在中國大家也可以這麼做。它已經設立了示威抗議專區，我們也去做了，結果他們又不批准，或者批准了以後又使一些暗招，打壓、跟蹤、或者抓捕、甚至驅散，如果這種行為一旦發生，我認為我們中國國民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展開更大規模的抗議。假設我們這種理性的可以跟中共反映情況的渠道已經被掐斷，這種比較文明的方式被掐斷以後，難道我們中國人就不要維護權利了嗎？難道我們就不需要發出我們聲音了嗎？難道我們就任由宰割了嗎？當然不是。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用我們認為有效的方式來進行反抗，這是天經地義的。
我在網路上看到了一個小消息，1775年的時候美國有人說用暴力對抗腐敗官員，當時富蘭克林曾經為他辯護， 富蘭克林曾經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如果當政者極度腐敗，民眾沒有辦法對付他，那麼甚至使用暗殺的手段都是可行的。"這是被並列為六個美國民主開國之祖、六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說過的話，他這個話代表人類正義和良知，並不是什麼暴力和邪惡。因為民眾就是天，民眾就是社會的最大，如果民眾的事情都無法得到滿足，民眾的要求和呼聲無法得到滿足，那麼民眾採取任何措施都是上天給他的權利，這點大家一定要清楚。
關於奧運會期間的事情，剛才講的就是我們的態度。有什麼舉措呢？隨著形勢的變化，我們現在已經從各個方面去影響、去聯繫，希望各地方的維權領袖和各地方有影響力的人士在奧運期間大膽勇敢的站出來，引導這場全民抗暴運動，使全民抗暴運動從點變成面，然後從面變成一鼓作氣，然後形成義舉，結束暴政，促成民主大業，在短時間內把它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或者一個台階，甚至一舉成功。在這個情況下必須由點變成面。如果不能由點變成面，比如貴州瓮安事件、各個地方的抗暴事件、惠州的抗暴，當時在短時間內好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成效，震驚了全世界。但是，當時沒有人勇敢的站出來表達他們的主張，以及他們想達到什麼目的，這只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自發的一種對當局不滿的發泄和憤怒。但是他們的表達非常含糊，無法讓國際社會的媒體去跟蹤報導、給他們聲援、代他們發出聲音，包括我們過渡政府。這樣中共當局反撲就非常容易，而我們在他們反撲以後能夠再展開反擊再展開抵抗的空間就少了。
設想一下，如果貴州瓮安當時有幾位領袖代表這幾萬人提出他們的主張併發表宣言，即便他們被抓了，但影響力就不是現在這樣子了。中共承認翁安事件總三百多人被抓，並且把一百一十一人列入黑惡勢力，我想這些黑惡勢力其實很多人都是維權領袖。其中還有這麼一句話，說這些黑惡勢力長期以來脅迫民眾上訪。這句話其實本身已經透露了一個信息，他們這些人可能長期支持民眾上訪，給民眾上訪提供便利，鼓勵他們上訪，實際上這就是維權領袖。這個帽子扣在高智晟身上，扣在郭飛雄身上都是可以，其實這些人都是維權領袖。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更不知道他們的背景和過去所做的事情，因為他們沒有把他們的信息發出來。這樣的話大家就非常被動，他們被鎮壓以後我們也感到無能為力。所以從現在開始，國內發生了像瓮安這樣的抗暴事件，一定要有人站出來。有人很勇敢，敢於燒警車、燒政府大樓，可你為什麼不不願意站出來呢？其實就是因為大家很多人沒想到怎樣做效果更好。站出來發表一個聲明，你就得到了保護，在道義上、在各方面都站到了至高點，中共對你的迫害就比較難以下手。所以這個時候要講究方式方法，要智慧地做事，考慮怎樣做效果更好。另外，必須盡快利用民眾支持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形成自發的組織，建立正式或非正式性組織、維權團體，比方說建立農會、工會、建立自治會等。
89年我參加運動的時候，學生上街遊行完了以後，自發地想到學生會不能代表我們學生的利益，學生跟學生會的觀點、跟政府的觀點不一致了，我們要向政府討還公道，那我們為什麼不組成一個團體來維護我們學生的利益呢？這樣學生自治會就應運而生，自治會在當時民主運動期間中，聲望遠遠超過官方的學生會，有人要搗亂的話，糾察隊的學生會站到維護學生自治會這一邊，公安局都不敢進來搗亂。在湖南各個地方也是這種情況，當時我們在湖南以隨意使用省政府的一些設施，沒有人敢進來。所以這個時候大家要注意這兩點：第一，發出你們的聲音，從政治上、從社會的角度、從權利的角度發出你們的聲音，而不僅僅是宣泄情緒；第二，建立相關的團體並組織化，把你們做的事情承接下來，把它的成果承接下來。這樣的話我們就能建立關係，跟國際社會、國際政要、國際媒體取得聯繫，我們作為中間的溝通管道，讓他們站在你們的後面，作為你們的後盾，讓更多的中國老百姓作為你們的後盾。就產生類似89學生領袖和知識份子，這些代表人物可以在這場運動中迅速產生，這樣的話這個運動就可以迅速的形成燎原之勢。我想這兩點，我們比較詳細的介紹了一下。
2. 您對"東突"發表的聲明怎麼看？
唐柏橋：現在我們不知道這個聲明的真偽，也無法查證，沒有進一步得到信息之前我們對這件事情不予評論。假設這個事情真是他們所為，我們會調查研究後表達出我們的態度來。
我們認為任何對於無辜民眾的傷害都是不可取的，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如果你本身的權利受到侵害、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造成這一切的惡果應該是當局承擔責任。要當局承擔責任的話，那你表達的方式應該是向當局討還公道，向當局發起攻擊，不管你用什麼手段。但是，如果有意針對民間的、民眾的攻擊和傷害這是不可取的，從某種角度講這也是一種無力的表現，是一種脆弱的表現。
在國際上，大家聽到這個消息後，有人提出的觀點我覺得還是有道理的--假如你敢於這樣做為什麼不去對付公安局呢？為什麼不去對付當局呢？大家都知道政府開的車和公安、特警的車一眼就能看出來的，針對當局的舉措我們基本上不會發表反對的意見。當然我們也不鼓勵走極端，在有其他的選擇和表達的渠道的前提下，在沒有做其他嘗試的情況下，盡量不要採取極端的手段。
比如對楊佳我們是比較同情他的做法。他是一個非常守法和善良的公民，他做了他該做的事情。他嘗試向上海公安局反映情況，去控訴警察對他權利的侵害、對他犯下的罪行和違法的行為，而上海公安局和當地的督察辦公室卻行政不作為，不受理、不配合，不聲張正義。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自己的權利遭受到巨大的傷害，而且還不是一次兩次，是一再受到傷害。而且他也知道全體國民經常也受到類似這樣的傷害，實際上他替全國國民伸張正義，所以他採取了比較極端的手段。而且並不是警察昨天搜了他的身、打了他，今天就把警察殺了，而是經過了試圖走正常渠道解決的階段，這種事情是情有可原的。警察死了是不是活該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一問題，誰知道這些警察有沒有做過喪盡天良的事情？所以這個事情現就從政治的角度展開來談一下。
我們對"東突"這個事情就是這個觀點，這個事情我們沒有查實，我們不對個體的事情進行具體的評論。
伍凡（補充）：首先我們堅決反對拿老百姓作為人質進行恐怖主義的殺戮，比如搞公交車爆炸這樣的事情，對於這樣的事情我們堅決反對，這不是人類社會爭取自由的方式，我們不贊成。我們同情維吾爾族百姓，同情維吾爾民族受到中共打壓和欺負，同情他們用一個合適的方式來和中共進行鬥爭，但是不能拿老百姓當人質來作為手段進行和中共的鬥爭。老百姓沒有罪，不能拿老百姓作為人質，這是不合理的。
另外，關於"東突"要求獨立的問題，我們傾向於新疆不要獨立，而是在中華民族這個聯邦體制裡，在聯邦體系裡面共同解決問題。如果一旦要求獨立的話那將會產生很大很大的麻煩，並且會產生流血犧牲，這一點你們要慎重考慮。比如西藏我們不贊成獨立，但是我們贊成充分的聯邦制的自治，這一點請"東突"朋友們好好考慮。
3. 憲法草案裡提到30歲以下的人不能擔任議員，我認為這一點應該改一下，因為志同道合的人很多都是20多歲的人
唐柏橋：如果臨時憲法草案裡提到30歲以下不能當選政府工作人員和議員的話，我個人覺得可以修改一下。過渡政府是追求民主的，也是一種民主的形態，如果有意見我們可以公開地表達或私下裡表達。我個人也可以作出這種姿態，我是過渡政府的重要一員，也兼任國會的副議長，我會給袁紅冰議長反映這個情況，也會給憲法起草委員會反映。
我覺得在一個新型的民主社會裏，變革時期往往很多年輕人叫出人頭地，爭當急先鋒也好，或者叫敢為天下先也好，很多人都是走在前面的。比如89年民主運動的時候，北京的學生，各地的學生基本都站住了民主運動的主導地位。如果89民主運動推動了中國往下一步走，憲法改革了，或者民主選舉了，很顯然有一批學生會當選為議員或者政府的行政官員和領袖，這是一定的。 比如，1989年匈牙利實行全民大選以後，匈牙利的國會有三分之一是學生領袖和各地的群眾運動領袖。假如憲法規定這三分之一人的不能成為議員候選人或者不能當選的話，可能會給這場運動造成巨大的阻礙和傷害，他們會不答應的，全民看也是不合理的。
這一點起草憲法的時候可能沒有考慮到。如果像89年這樣的民主運動到來的時候，很多年輕人包括大學生都會成為全民抗暴的領袖，這些人當然也有權利成為過渡政府或者未來民選政府一些重要的行政官員和議員。這是我個人的態度，但是這要經過一定的民主和適當的程序來修改。
4. 我想過渡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財力問題，我也瞭解到捐款的事情很不令人滿意，過渡政府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和打算？
唐柏橋：克林頓講過一句話，"在最正確的時間做了最正確的事情"，在此我們也向國內的民營企業家發出最真誠的呼籲和請求，希望大家能為我們國家的民主事業盡一份力。
比爾.蓋茨在功成名就後決定把他的大部分財富都捐獻給公益事業，成立了基金會。薄熙來在前段時間的一個內部講話中，曾經對這種行為感到納悶，不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為什麼可以培養出這樣的企業家。在這裡我要給他上一堂教育課，因為他對美國社會並不瞭解，他只有一種走馬觀花似的印象，而我們在這裡生活了多年，充分瞭解西方社會的是怎樣培養人的。正是在民主制度下、在有宗教信仰的社會裏才可以培養出像比爾.蓋茨這樣高尚的、心懷天下的企業家，在共產黨的那套與正常社會所格格不入的無神論、鬥爭思想下卻很難出現這樣的人。像薄熙來這種身份卻在飛機上支持他的手下跟空乘人員吵鬧，可見以他這種素質和心態根本理解不了比爾.蓋茨的思想，對人家的行為感到納悶也就不意外了。
在共產黨的價值觀和教育方式下很難出現比爾.蓋茨這樣的人，現在事實就是這樣。當然這話也不絕對，事情還存在變數。國內不乏有錢人，隨著我們的事情的進展和民主聲音的傳播，不排除會有人做出義舉，也有曾經支持民主事業的人。今天這位朋友提到了這個問題，我們也藉此機會呼籲大家，如果還沒有這種思想的人應該思考一下，支持中國的民主事業是千載難逢的、是積德的事情，目前來做是最合適的機會。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千萬不要等到過渡政府就要大功告成了、共產黨成了落水狗的時候再出來。雖然，那時候捐款仍然比不捐款的值得稱道，但那時捐獻跟現在捐獻的價值相比就非常廉價了。那樣做是錦上添花，而我們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這個時候我們會以比較高的標準來衡量每個人的捐獻行為。
也有人認為目前的共產黨是牢不可破的，現在支持過渡政府無異於以卵擊石，白白地浪費金錢。這種認識可以這樣回應，正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政治絕不是沒有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深入研究的人所能夠把握的，一般人的看法往往是對政治趨勢的表面認識。為什麼這麼多人要主持這個過渡政府、有這麼多關心政治走向的人來參加記者會？為什麼我們會認為共產黨是紙老虎？是因為我們對政治有長期深入的研究，我們可以說是內行，認識到了共產黨是日落西山、馬上退出歷史舞臺的政權，我們知道政治的未來走向。
所以，我們呼籲國內中產階級以上的人，你完全應該大刀闊斧地為開闢新的未來做一些事情。現在可能不被人理解，但當你成功的時候會被人稱道，你會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現在能做到的人都屬於大刀闊斧的人。再過一段時間，前景明朗、大家都來做的時候再加入，雖然做的事情是正確的，但那時就算不上英雄和大刀闊斧了。我們再次強烈呼籲各界人士，聚集到中國民主運動的周圍，選擇你認為合適的支持對象！當然我們作為過渡政府來講，我們希望你支持過渡政府，這是毫無疑問的。謝謝這位朋友的提問！
5. 目前"五毛黨"的活動情況是怎麼樣的？
唐柏橋："五毛"這個隊伍現在深入到了《自由亞洲電臺》、《美國之音》這些地方，情況是非常嚴重的。有一個例子，去年自由亞洲電臺幾個有名的節目主持人跟我講，自由亞洲電臺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應聘的人是從國內來的，甚至有一些人是新華社的記者。因為他們各方面的素質比較高，自由亞洲電臺不能拒絕他們。而他們到了電臺之後，就利用工作之便去做對共產黨有利的事情。連完全由美國政府資助、用來傳播自由民主理念的自由亞洲電臺都是這樣的情況，美國之音和BBC就更不用說了。紐約有一個電臺，他們做有關中國大陸的節目的時候，幾乎所有的聽眾電話都是支持中共政府的，讓人感覺海外的華僑都是支持中共政府的。時間長了，細心的聽眾就發現，那些電話打來打去就是那幾個人，一會兒張先生，一會兒又是李先生。現在新唐人也有這個情況，我在上一次做節目的時候，就注意到了一個細節，有一個人從加州打來電話，自稱是張先生，過半個小時電話又打過來，自稱是李先生。主持人告訴我是同一個人，我也聽出來他的聲音是同一個人。這說明他們已經窮途末路了，他們找不到更多的人為他們做事了。關於"五毛"這個問題，我希望朋友們能夠多寫一些這方面的文章，來揭露這個情況。我們也可以幫助來發表，共同揭露這一現象。
6. 如果8月8號通過全民抗暴成功實現了社會轉型，過渡政府對未來政府有沒有後續的推動計畫，是否會尋求聯合國的協助？
唐柏橋：我們在這裡可以簡單的提一下我們的思路，具體細節不方便在這裡交代。在二戰前全世界只有25個民主國家，現在有100多個民主國家。70年代以後有差不多50多個國家變成民主社會，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方式轉型的，或者叫顏色革命，或者叫人民力量，通過大規模的抗暴運動推翻了專制，比如印尼等東南亞國家，還有東歐模式、南美模式，其它還有非洲的，非洲可能有一些暴力事件。這些模式在轉型的過程中，都有一個必須要走的關鍵步驟，就是過渡政府，或者叫臨時政府。我就簡單地講一下過渡時期的形態和運作方式--過渡期從時間上講一般不會超過兩年，阿富汗、伊拉克的過渡期比較長，兩年多，差不多三年，印尼是一年多。臺灣幾乎就沒有過渡期，臺灣、南韓的模式叫臨界革命，原來的獨裁者、專制政權從一黨獨裁的革命黨轉變成一個執政黨、民主政黨。比如國民黨，它允許反對黨的存在，願意跟反對黨一起競選，成為執政黨，它沒有過渡政府這麼一個形態，這樣的國家比較少。東歐、印尼這些國家後極權社會（或極權社會、威權社會-）轉型的時候首先要建立一個過渡政府，開一個圓桌會議，制定民選政府正式的憲法、相關的選舉法、行政法規，這個過程最短半年，最長兩年。如果太長了國內民眾就會不滿，認為你會利用這種形式牟取私利，比如秘魯、泰國軍事政變後，他們說要盡快實現民主，推動新憲法的制定，但是一拖幾年過去了。滿清末年也是，說要搞君主立憲，但要10多年。後來蔣介石也提出要訓政，訓了幾十年，老百姓最後會失去耐心，認為他不是真心推動民主社會，所以一般兩年為最高期限。
兩年之內要做什麼呢？就是像剛才講的要制定憲法、選舉法等。臨時政府的權力相對真正民選政府的權力要小，比如不能輕易修改稅法、不能制定跟老百姓切身利益有關的法律， 刑法不能輕易修改，臨時政府在這方面的權力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他的權力又比較大， 為了避免社會動盪，可以實行緊急狀態，加強對國民的管理，甚至也有實行軍管，比如泰國搞了軍事政變以後，他們經常要實行部分軍管，但是在中國我不建議這麼做。過渡時期我們肯定有後續的推動計畫，比如我們已經提出的各個地方都可以在恰當的時候宣佈成立地方的過渡政府，秘密的公開的都可以，根據你們的條件件做。其實我們現在這個過渡政府從嚴格意義上說並不是真正的政府，因為我們沒有政府相應的權力、資源。我們告訴大家這麼一個思路和架構，主要是為了未雨綢繆吧。
我們現在搞的過渡政府，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我們將來做成了會對中華民族做出巨大的歷史貢獻。我們中國在21世紀的今天遠遠落後於歷史潮流，連一個真正的在國內公開的反對黨都沒有。印尼在蘇哈托倒臺以前還有個民主鬥爭黨，還有很多反對黨，他們都在國內大規模的活動。臺灣的民進黨也是，雖然也會斷斷續續的遭到鎮壓，但是一直在國內活動。而我們中國的民主運動，國內的反對派組織幾乎沒有活動，除了1998年曇花一現的民主黨。它活動了半年就被鎮壓了，在全國13個省建立了民主黨籌委會，但只是象徵性的，沒有進入實際意義的運作，在民眾中的影響力等方面都遠遠沒有達到反對黨應該起到的作用，直到今天也沒有。如果中共突然倒臺，出現有些民眾講的國內外一盤散沙的亂局，而我們現在有了過渡政府，經過半年的運作，至少會讓國內的老百姓感覺到，如果共產黨一旦垮臺了，至少有那麼一批人在做籌劃過渡時期的事情，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我今天講的話就是我們經過思考慢慢形成的經驗。如果8月8日在某個省會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抗暴事件，像八九民主運動那樣，如果有些勇士--比如郭泉教授--在集會的時候他願意登高一呼，他們新民黨敢於承擔這個歷史重任，就可以組織自己的市民糾察隊，保護自己，宣佈成立臨時政府。那些警察都會聞風而逃，面對幾十萬人的時候，他們不會鎮壓，沒有這個膽子，就像貴州的公安一樣。這個時候就可以適當的接管地方當局，接管後迅速和國際社會取得聯繫，包括我們過渡政府。剛才這位朋友提到的，會不會尋求聯合國的協助？其實，我們即使不向他們尋求協助，他們也會主動來找我們。就像當時東帝汶，聯合國主動來徵詢意見，商討是要自治還是獨立。我們在做正確的事情，他們就會站到我們一邊，如果沒有鎮壓，只要持續存在一段時間，其它的省也會紛紛效仿。像辛亥革命一樣，各省紛紛響應，脫離清王朝統治。這種情況如果沒有中共鎮壓那是最好的，即使有鎮壓，他們也會像迴光返照一樣，最後無力回天，根本不可能鎮壓下去，最後迅速反暴其短。就像當年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垮臺前的狀況，當時羅馬尼亞全民起義，他們的衛戍部隊保護齊奧賽斯庫進行鎮壓，但是形勢迅速起了變化，軍隊開始倒戈，響應全民抗暴。軍隊內部發生了一場巷戰，兩天就解決了衛戍部隊，齊奧賽斯庫和他老婆被送上審判臺判處死刑。如果中共膽敢在這個時候逆歷史潮流而動，調動軍隊鎮壓群眾抗暴，它很可能就是這個下場。軍隊一倒戈，頑固堅持調動軍隊的黨魁、罪魁禍首就會面對被逮捕和審判的命運。
這些後續事情我們會研究，怎麼樣去承接過渡時期的歷史使命，把這些事情細化分析。我們也要參考歷史的經驗，包括辛亥革命的經驗還有國際社會各個國家的經驗。還有那些在體制內相對來說走在歷史前列的、過去被中共邊緣化的沒有血債的人，比如萬里、田紀雲、葉選平等等。這是隨便舉例，我們也不排除希望他們在中國的歷史轉型過程中發揮他們的作用，起到穩定的作用，站到民主的一邊。就像當年的葉利欽，他當時是莫斯科的市委書記，也是蘇共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成員，體制內的高官。當時他登高一呼，反對蘇共獨裁，也成為人民的一員，我們也不排除這些情況。如果說我們把這些都排除掉的話，單獨靠我們過渡政府這一批人，我們不可能在未來真正承擔起這個歷史的使命。
伍凡（補充）：我補充一下，我可以把我們的設想告訴大家。共產黨倒臺以後，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馬上要穩定社會，不能讓社會動盪，要讓全國老百姓知道有一個領導中心，這個領導中心就是過渡政府。我們要回到國內，和國內所有的要求中國走上民主憲政道路的各方力量立即召開會議，包括國內的民主人士、維權人士、各種信仰團體代表，以及軍人代表、共產黨內部要求改革的民主派代表等，我們坐下來開圓桌會議。解決社會穩定、建立新的領導中心的問題，這個時間要非常短，一兩個月內要產生新的臨時政府。這個過渡期短則半年、長則兩年，要解決中國的幾個大問題。憲政架構、正式的民主政府產生程序，要解決經濟問題、人們的生活出路、就業、醫療、教育等等各方面的問題，要在這一兩年內做出相當明顯的成果，把財富還給老百姓，讓老百姓支持這個臨時政府，然後結束過渡期，走上正式的民主社會，這是我們的設想。並且我相信，一旦共產黨倒臺之後，有很多人會自動的走到一起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歷史又回到了100年前，孫中山那個時候從海外回國，成立了中華民國。那麼我們今後的國家，我們是主張成立一個聯邦共和國，因為中國現在和100年前的時代不一樣了，有很多新的問題出來，採用聯邦制能更好的解決各方面的利益、矛盾、訴求。在大的架構上解決這個問題後，下面就要選舉新的政府，解決各種經濟民生問題。我想，一旦共產黨結束之後，首先讓軍隊、警察出來維持社會安定，不允許任何打砸搶燒等暴力活動，由臨時政府出來主導， 具體做法等到時候新的局面出現後再來談，現在談為時還早了一點。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