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閘北分局遭來自北京的楊佳闖入並殺死六名警察，事後北京報紙稱楊佳是「'乘巴士會主動讓座」的好青年。
高峰教授說楊佳案的出現是「五十年一遇」的偶然「無理由犯罪」。其自相矛盾的「主流」言論和讓人不解之處是，楊既然是特例個案，一次精神非常人的突發性犯罪，為何卻不能簡單痛快地言其無罪呢？而滬地責任警方為何要從個體恩怨出發，死「咬」住楊是神志清醒行凶報復，這怎麼又會是「五十年一遇」的「無理由」呢？為何中國連續不斷的天災人禍地震暴亂，全要趕趟似在此敏感期不約而同地總暴發？----在楊佳案上群龍元無首混沌迷失，難道還真的迫切需要黨中央高層進一步來「統一認識」並「統一口徑」？
「無理由犯罪」說白了就是無緣無故突如其來就發瘋，就殺人----用老百姓的話說，這不就是牲口發狂，野獸撒野嗎？換句話說，白岩松的「無理由犯罪」其實就是說人都跟畜生一樣，野性說發作就發作，控制不住了。要是這樣，那倒也不難辦：是畜生套起來，是野獸關起來，來個「牛穿鼻子，馬戴嚼子，獸關籠子，人上銬子」，這不就絕對「和諧」了？----上海警方是不是想給楊佳脫罪? (博訊北京時間2008年7月20日 轉載) 來源：華岳論壇
強盜搶劫，山匪越貨，政治愚民，鐵腕治國，哪一個不想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哪一個開始時不是表現出謙謙君子之風，可它們犯下的罪惡卻只需要「藉口」式的讓人 「不服也得服」的強盜邏輯。如今一個被逼到絕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冤鬼，在一遍遍申述無效後，還需要再重複那些廢話式的「理由」不成？
異化的社會
楊佳是悲劇的「許三多」。
1999年，北京青年黃謙到上海找同學未遇，僅僅因為見到派出所前「有困難找警察」的牌子就輕信於心，隨即被上海警方無情收容，在牢裡被獄頭逼著唱「世上只有媽媽好」，在遣送的路上飽嘗飢寒交迫又腹瀉不止，到江蘇徐州差點沒死掉。上海媒體歷來裝聾作啞，何時正面直視過這個警界侵犯人權的極端醜聞？----從《北京晚報》哀楊佳為"反面許三多"談起 (博訊北京時間2008年7月16日 來稿)
出了一個楊佳弒警，就引發了一片'要加強對警察和執法人員的保護'的高調呼聲。不知這些'靠人民養育'，名曰'保護公民安全'為責的'機器'，不思恩圖報反想著打壓父老的'逆子'們，難道像'再保險'一樣，還要'登鼻子上臉'從'保護者'變成再得到別人保護的'再被保護者'？
從現有條件來看，最可能的措施是加強執法強度，配置更強大的武器工具，讓法律賦予更大的處置國民行為的權力，便於隨時隨地更隨意地對付國民，即不外乎「對刁民要硬氣」「要勇於開槍」「不能手軟」之流等等......
根據當前形勢，除了提升自身「防衛能力」(實是攻擊能力)外，如何妖魔化楊佳，摧毀其英雄形象就成為當務之急。
最有可能是學「曹操奉徐母」之法，以楊佳母親安危作要挾，威逼楊佳配合，讓楊佳在公開審判時口徑必須與黨保持一致，最好達到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對罪行悔恨，現身說法不要向他學習的現場效應。到那時我黨就可化腐朽為神奇，把楊佳點化成一個反面教材。
其實這樣的鬧劇正在瓮安緊鑼密鼓地上演！
當年蘇共大清洗，審判時所有被告一上庭就主動控訴自己的罪惡，說自己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魔鬼，與此似曾相識遙相呼應。
小時候學習「國民黨統治區的恐怖統治」這段民國史頗有感觸，現在比較起來，那時的恐怖統治拿來今天，怕真的是「小巫見大巫」了。
做一個光榮的「刁民」
其實天下只有強權和暴政，從無「刁民」。歷來也只有先暴政和強權，而後才出刁民和暴民，「政府犯罪在先」這個順序前因是永不可顛覆的。
社會矛盾對抗的結合點和聚焦處，一定是處於普通百姓和作為國家權力代表的普通官員二極之間，其中官員一極的執法暴力，必然是以警力先行。遇到矛盾不可調和時，出現你死我活之爭，當屬正常。
但百姓者只能稱「死亡、暴民、刁民、流民、無業、閑雜、不明真相」，警員則可稱「犧牲、英雄、烈士、愛崗、敬業、奉獻、先進」，這種定義本身，就是對同國之民的有形歧視。
近年各地方不斷有「刁民」被執法者打死打傷的事例，雖也偶見執法者受傷，但二者相較，多是「刁民」屈死受傷並「無話可說」，說明具備的這點「刁」氣還不足以壓倒「暴」法，可見這「刁民」還不夠「刁」，還不夠「硬氣」，要不然為何總是一死一傷了之呢？
既然前不久從龍永圖的嘴中說出「對刁民要硬氣」這種一語中的的直白露骨話來，也已足以表明瞭一種主流的心跡和治民定位，其它那些尚存虛偽的官方言語和行為，從此也不必要再有什麼隱諱和遮掩了吧？
話說到這種份上，我們「有幸」淪為「刁民」的多數「無知」者，也要想想事物的對應性和「刁民」存在的合理性，即惡官是與刁民「唇齒相依」相輔相成的，正是這些位掌握著強勢資源且首發制人的惡官，在他們的「精心培養」之下才成就了我們的「刁民」習性，並且因為只有「刁民」才更懂得維護和爭取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所以也沒必要為這個習慣認知上不太「光榮」的稱號而自悲，面對官府的「硬氣加霸氣」，也要學會「硬氣加骨氣」， 從此做一個光榮的「刁民」吧!
公民自救之路
楊佳被億萬"刁民"稱作為民除害的英雄豪俠，決非空穴來風，對楊佳僅是一殺了之，萬萬不可。
奴民欲成公民，更須努力團結，為正義奔走呼號。可以假設現在的中國是真正的公民社會，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做為公僕的政府是不能不無視其主人之意而一意孤行的，那楊佳翻案的可能性是必然的。
但沒有司法獨立和三權分立，沒有強大的公民社會，就不可能有楊佳案的重判和楊佳的重生。
因此國人久已俗之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中庸之道，在此緊要關頭如果還奉為牢不可破的烏龜經典，那下一個「楊佳」怕就是我們自己了。
納粹德國時代的新教牧師尼莫拉說：起初，他們抓共產黨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後來，他們抓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為我是亞利安人；後來他們抓天主教徒，我不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他們來抓我，已經沒人能為我說話了。
肯定地說，如果楊佳活著，說明我們的法制已入一個完善的正常軌道，是國家之幸國民之福。如若反之，則說明法制還在人治之下，中國的前途依然渺茫，「盛世」尚且遙遠。這個結局也不是結束，或許是一種未知和更大暴力的開始。
因為國人長期生活在武裝暴力被尊為「革命」和「崇高」的國度，耳濡目染之中已心有所歸，加之冤來無訴，只能以比原暴力更殘暴的手段來回報於社會。楊佳案是這個習慣於以暴易暴的社會道德教化下的必然產物。
----這如同法國大革命的結局一樣，原想著是用新暴力鏟除舊暴力，沒想到被鍘掉的人頭竟然不能填滿那鍘刀下的蘿筐。後來才發現，這暴力的蘿筐竟然是沒有底的，歷史只是在重複中輪迴......
200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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