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又讀到章詒和《臥底》一文，此文根據馮亦代自己出版的一本日記類書藉《悔餘日錄》所載，馮在1958年被有關部門派到章伯鈞家當臥底，每次到章家去閑談後都要寫書面匯報。所謂有關部門，可能是指統戰部。當時有關部門派人找馮談話，先曉之以義，後誘之以利，允諾給以摘帽、恢復原工資、組織給以充分信任等等條件，要他完成臥底任務。馮答應了，而且完成得很好。馮直到晚年有所悔恨，才出此書記錄下這段歷史。
黃苗子是著名畫家，馮亦代是翻譯家、出版家，兩人都曾被打成右派，都是受害者，在我心目中素有良好形象，想不到他們也會去充當臥底者與告密者角色，真正地使我震驚不已！
毛澤東與康生創造了一套可怕的告密制度
告密現象，在我國古已有之，歷代統治者要馭服臣工，鞏固王位，都會利用或鼓勵告密。到明清兩代，告密已向制度化方向發展，不論錦衣衛，還是文字獄，都製造了一連串恐怖政治。但若與毛澤東的專制統治相比，那還是小巫見大巫。毛澤東利用康生之流所創造的一套告密制度，可說集蘇聯克格勃與蔣介石軍統、中統之大成，達到了超越世上所有專制制度的登峰造極的地步。可謂：地無分城鄉，人無分親疏，時無分運動中或運動前後，處處有、時時有告密者與告密現象存在。它以革命的名義，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旗下，兒女告發父母，妻子檢舉丈夫，朋友揭露朋友，同事告密同事，都成了家常便飯，還製造輿論，洗換頭腦，美其名曰：大義滅親，站穩了階級立場，提高了階級覺悟，是積極靠攏黨組織的表現，是入黨、提幹、升薪的必要條件。這就徹底顛覆了自古以來的家庭理念與社會道德準則，徹底顛覆了知識份子歷來固守的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個人尊嚴，變成人人都跪伏在毛澤東腳下的奴隸......。
這套告密制度，從延安整風、審干、搶救運動中逐步形成，建國後毛澤東把它推向全國，靠一次次政治運動，毛打斷了幾千萬知識份子的脊樑骨，迫使他們無奈地臣服於他的腳下，眼睜睜地看著毛澤東把這個虛稱的共和國從黨天下變成了家天下。
這套告密制度，不僅有一套理論支撐，而且有各項制度相配套與完善。諸如人事制度、檔案制度、戶口制度、糧食制度等等，還有運動初期的分類排隊制度、動員制度；運動中期的檢舉揭發制度、坦白交代制度、內查外調製度、大小會批鬥逼供製度；運動後期的定案、處分制度等等，不勝枚舉。核心是處處在教育、鼓勵、提倡你：告密光榮，告密是政治進步的表現，只有告密才能得到信任與重用；不告密就是落後分子，三類分子，抗拒改造分子，就會受到岐視、批評、處分。
再從公安制度與黨團制度來觀察。全國城鄉每個基層單位都設有治保委員，加上街道、村子裡的類似小腳偵緝隊之類的積極份子隊伍，就把所有人都監視得密密實實。只要你家來個陌生人，就有人上門盤問；只要你稍有不滿、牢騷，就會一一匯報上去。你想入團、入黨嗎？那就不僅要經常匯報自己的思想，還要教你不斷匯報別人的思想與言行，在不知不覺中你就學會告密了。因此，告密現象被日益普遍化、日常化，幾乎遍及城鄉的每一個角落。在這種告密制度下，中國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遷徙自由等等被剝奪得干乾淨淨，幾十年下來，可憐的中國人還真不知自由為何物。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的專制獨裁，是集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之大成。據一份材料披露，毛的保險櫃裡裝著文革被期中央領導人你揭發我、我揭發你的書面材料，而保險櫃的鑰匙長期由張玉鳳掌管。所以毛在世時，中央領導人都不敢得罪這個女人，還要討好她。即使毛去世後，依然如此。這個告密制度的恐怖性、殘忍性，可見一斑！
在這種告密制度下，告密者就比比皆是，形形色色。從中央大員到斗民百姓，從名聞中外的政要、專家、作家，到已被專政的勞改犯，勞教、管制分子，雖不能說人人有份，但你至少在無數次坦白交代中有意無意地涉及了別人，成為不是告密的告密。
告密者大致分兩種狀況：一種靠告密而向上爬，靠告密而求得各種政治、經濟利益，這類人的靈魂已扭曲，心靈已被毒化，他們應受到眾人的譴責與鄙視；另一種是因矇蔽受騙而告密，被斗被逼而告密，對這類人應予原諒。尤其在勞改、勞教、右派流放集中地，公安管教人員為便於控制、管理這批人，故意在這些人中挑起矛盾，製造"狗咬狗"，逼迫他們相互告密，對此種情況，更應予以同情、諒解。對象黃苗子、馮亦代這種受害者，被有關部門利用人性弱點，許以種種好處，一時做了臥底者或告密者，人們也應給予原諒。但他們本人應像馮亦代那樣表示悔恨、醒悟，慢慢淨化自己的心靈。
總之，告密制度是可憎的，告密現象是可怕的，它只對專制統治者有利，對平民百姓絕對有害。它越盛行，社會越恐怖。只要個人曾有個告密行為，不管是主觀有意還是被迫無奈，都該反思與悔恨，都是一種恥辱，都是這個專制制度刻在我們臉上的烙印，就像林沖臉上的火印一樣永遠洗不掉。只有人人起來批判告密，批臭告密，永遠不再告密，才能割掉這個長在專制制度身上的毒瘤，才能迎來民主憲政的春天！公民自由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