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九十週年之際，社會各界對「五四」的深入探討，重新反思和審視每個人心目中不同的「五四」，點燃「科學」和「民主」聖火。中國大陸民間樹立遇羅克雕像，追思他為批判「出身論」而遇難三十九年。紀念五四，也毋忘張志新、林昭等烈士，喚醒被國人淡忘的人權奮鬥史。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學等普世價值，重續被救亡壓倒的啟蒙，回歸公民常識，走向民主憲政。
歷史從來就在中國人身邊，無法抹去的歷史記憶與當下血肉相連。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至今九十年了，它成了中國現代史的主題，九十年來，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發展，似乎都可以以不同形式與「五四運動」相聯繫。「五四」是中國青年每年一度的節日，而繼承「五四」傳統，弘揚「五四」精神，則是中國學人的良知和己任。「五四」精神的本質就是批判與質疑。「五四」九十週年來臨，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五四」的深入探討，把它放在更廣闊的國際背景上，披露了被塵封的史料，促使人們重新反思和審視每個人心目中不同的「五四」。
人們紛紛為「五四」正名，什麼是「五四」精神？九十年來，對於「五四」的紀念與表述，至今仍在論爭。有的認為反對「巴黎和會」的遊行示威，就是反帝國主義，就是愛國主義；有的認為是徹底的反封建，「打倒孔家店」才是「五四」的內涵；也有人認為，九十年前的那場學生反帝反封建愛國遊行示威，只是狹義的「五四」，以一九一五年陳獨秀所辦《新青年》雜誌為標誌的那場新文化運動，才是廣義的「五四」；有人以捍衛國學的名義，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的一場災難，是中國激進主義思潮的濫觴，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有人認為，「五四」除了「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粉墨登場，還有個「費小姐」（自由）登場亮相；更有人認為，「五四」最大的價值就是多元和開放，眾聲喧嘩，沒有權威，否定偶像，各種思潮和價值相互衝撞，相互融合，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生機和活力，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人，很少有唯唯諾諾的，「五四」的思想啟蒙至今有現實意義。
正當「五四」九十週年、「五四青年節」來臨之際，中國民間社會追憶三個年輕人--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在全民瘋狂的時代，他們難得地保持清醒，以獨立思考精神，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學，追求普世價值，最終卻引來殺身之禍，這都是因言治罪導致的惡果。一個執著的人，就是一個勇敢的人。今天人們沒有忘記這些年輕人。零九年四月五日清明節，地處通州宋莊鎮六合村的宋莊美術館，遇羅克雕像落成揭幕。
胸像正面鐫刻著遇羅克的話：「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力，我們一概不承認。」底座上鐫刻著北島一九八零年的詩句，引自《宣告--獻給遇羅克》：「我並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平反了也仍是禁區
參加儀式的有遇羅克雕像發起人徐曉、雕像創作者鄭敏、遇羅克弟弟遇羅勉，還有遇羅克生前好友、認同遇羅克理念的朋友約二十人。他們沒有對傳媒聲張，只是悄悄地舉行儀式。遇羅克事件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雖然他早在三十年前由當局平反了，但文革畢竟還屬於不是禁區的「禁區」。他們擔心遇羅克雕像落成會給宋莊美術館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當年，遇羅克平反，首先是由北京《光明日報》發表長文開始的。文章的作者王晨後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十年前，即一九九九年，一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編輯完成，原想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了這位作者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那篇檄文。這位總編輯說，如果此書要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書稿就必須送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報批，如果由其它出版社出版而又不報批，就請把他的這篇文章撤下來。結果《遇羅克：遺作與回憶》最終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這位總編輯當年寫的文章撤下了。
可見，平反遇羅克是在文化革命剛結束不久，即七八年，是大勢所趨的情況下平反的。令人不解的是，時隔十年以後，二十年以後，出版遇羅克的書卻遇到了某種難以說清的障礙，這確實令人深思。為了思想的富有，人們需要寬鬆的氣氛。對遇羅克這樣的人物平反，是當年結束文革的一個重要標誌。但這本書出版後，有多家報紙策劃了整版的報導和評論，最終卻沒有一家報紙能刊登，全被封殺了。當時書出版後，也受到中宣部會議上的批評，要出版社作檢查。因此有學者說，當年遇羅克雖然平反了，但從出版這本書的過程看，令人深深悲哀，當局還是要讓人們忘記他，平反只是一種政治上的暫時需要。
《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是由編輯徐曉，學者徐友漁、丁東組稿、編輯的。零八年，一次徐曉和幾個朋友一起相聚，談到遇羅克的話題，眾人再想為遇羅克做點事，於是提議為他塑像，再拍攝關於他的一部記錄片。後來聽說記錄片已經有人在籌劃拍攝了，他們就籌劃要為遇羅克塑一尊像。於是開始籌款。當時他們就堅持認為，遇羅克的雕像要安置在公共場合，能讓人隨時瞻仰。
徐曉先找到被稱為「中國現代藝術教父」的栗憲庭，即宋莊美術館館長。栗憲庭一聽是遇羅克雕像便說，完全支持把雕像安置在宋莊，宋莊正準備籌劃一個雕塑公園。栗憲庭又為徐曉他們介紹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隋建國，隋建國又向他們推薦雕塑家鄭敏。那尊引起廣泛關注的王小波裸體雕像就是他創作的。鄭敏生於八二年，還不到三十歲。徐曉認為讓年輕人創作遇羅克雕像很有意義。徐曉說：「推動人們認識遇羅克、張志新、林昭這樣的為自由、民主而獻身的人，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我們不認為，能在短時期內，他就能被整個社會接受，被青年一代都瞭解。實際上，他們不只是一本書，一座雕像，瞭解他們就是瞭解文革，瞭解六十年來中國的當代歷史。這一推動的過程，能讓年輕人參與就特別有意義。」
年輕人不知遇羅克
整個策劃是徐曉和北京詩人田曉青，栗憲庭、隋建國是顧問，籌款近十萬元人民幣。從零八年十月開始創作，遇羅克這尊雕像於零九年三月完成。徐曉說：「一個人的價值觀是不應該與時俱進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如何不被時代淘汰而又不至於在潮流中迷失？怎樣既能合法生存又不甘當犬儒？當精英意識、使命感這些概念被平常心日常生活的價值觀念所取代，何處是精神的歸宿？」她又說：「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我們無權以旁觀者的姿態僅僅做一個描述者、評判者、批評者，我們無權沉默，無權失憶。」
身在美國的《北京之春》主編胡平也說：「遇羅克的遭遇，對我而言，是青年時代引起共鳴最強烈的人。通常我們敬佩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古往今來特別了不起的大人物，還有一種是沒那麼大的名氣，但你覺得他們與你更接近，有一種認同感，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完全可效仿。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們就是那樣的人。」
四月，家住北京通州的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於建嶸，陪著來訪的一所名校畢業的年輕法學博士，參觀宋莊美術館。那年輕人指著新落成的遇羅克雕像問於建嶸：「遇羅克是誰？人們為什麼要為他獻花？」於建嶸聽了，一楞，頗感意外：如果不知道遇羅克的年輕人佔絕大多數，這不僅僅是一種知識的缺陷，更是一種精神的失落。
於建嶸說，「遇羅克之所以讓千萬人為之動容，是他在那個荒誕年代裡獨立思考的自覺和能力，是他在無所不在的迫害中表達和捍衛自己觀點的熱血和勇氣，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天真』。人們在他身上，看到了思想和精神所具有的偉大力量」，「那年我剛進大學，正是讀過他們的著作、聽過他們的故事之後，才使我認識到中國現代史的沈重，理解到獨立思考的價值和艱難」。
於建嶸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的中心任務很快轉到經濟建設上去，對文革也沒有從體制原因和精神層面上作徹底反思和清算。遇羅克等人所代表的精神，在官方語系中，並沒有真正被歸入社會主流價值觀，體現在國家教育之中。那位法學博士受基礎教育時，歷史書中對文革是一帶而過，思想品德課上學到的，多是雷鋒式的道德英雄。而在家庭之中，父母的血緣之愛，似乎更希望子女能獲得現世的安穩，而並不注重精神的追求。本來是歷史的親歷者，但很多父母卻在孩子面前絕口不提過去，心照不宣地和權力一起割裂了歷史。法學博士大約就是這樣失去了在未成年時知道遇羅克的可能。
於建嶸說，那位年輕法學博士現在仍對此一無所知，這是很嚴重的事情。他出身名校，名校的魅力，一大半在於老師們的言傳身教和出色的同伴教育。看來，這個思想前沿之地，關心文革、關心自由思想的人也少了。其次，他是位博士。這已經到了主動學習的階段。他從未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產生過興趣？從來沒有因堅持獨立思考與現實產生矛盾，而產生困惑和思考？甚至，他沒有養成讀書看報的良好習慣？更重要的是，他學的是法學。法律雖是一門實用之學，但並非純技術性的，它離不開對公平、正義等的價值判斷和追求。於建嶸強調說：「法學博士不知道遇羅克等，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同樣的問題，北京民間思想史學者丁東在十年前就遇到過。他是《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編輯之一。一次，有個電視臺年輕記者問他：遇羅克是誰？他就從頭講述中國曾經普遍存在的家庭出身歧視和《出身論》的意義，講述遇羅克為什麼殉難。丁東說：「從七十後到八十後到九十後，在一代又一代青年當中，知道遇羅克的太少了。」
丁東認為，遇羅克的意義並沒過時，雖然家庭出身引起的政治歧視，已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克服，但公民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市民和農民的不平等仍然有待於從制度層面革除。雖然因表達思想招來殺身之禍成為歷史，但因言獲罪的陰影還沒有消散，前一陣還發生河南靈寶警方到上海抓捕網上發言的公民王帥的事。至於遇羅克為公共利益而獻身的精神，不論什麼時候都是民族精神沉淪的解毒劑。什麼樣的人物在公共文化視野裡最活躍，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發展走向？當下的公共文化視野裡，帝王將相多多，娛樂明星多多，但能喚起和提升公民覺悟的人物卻寥寥無幾。讓遇羅克們走進公共文化視野，乃是民之所需，國之所幸。
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們，正是為了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學，追求普世價值而獻出生命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鄭大華認為，「五四」以後，民主與科學的觀念開始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基本價值觀念。具體表現在：追求民主、崇尚科學的運動和思潮繼續向前發展；民主與科學的追求和崇尚開始貫穿於社會的各個方面；再沒有人敢公開非難和反對民主與科學。他說，中國人追求民主與科學並非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卻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人才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在此之前，人們主要是把民主與科學作為一種實現國家富強和救亡圖存的工具或手段追求的。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法學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啟蒙運動，被胡適先生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最終「救亡壓倒啟蒙」，啟蒙半途夭折，民主與科學至今仍是中國人民苦苦追求的目標。「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自一八四零年以來，中國在洋務運動和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依次失敗後發起的一場觀念變革，由於當時的中國處於政治危機之中，救亡壓倒了啟蒙，革命理想較之公民常識便具有了更誘惑人心的力量，當國人因沉醉於革命理想而對公民常識不屑一顧後，革命雖取得勝利，國家卻很快陷入災難，國人也因此付出了血淚代價，因此，紀念「五四」不能僅侷限於愛國主義政治教育，而應接過前人已點燃的「科學」和「民主」聖火，重續被救亡壓倒的啟蒙，回歸公民常識，走向民主憲政。
潮流是鎖不住的。王利平認為，二零零九年，中華民族再次迎來制度變革的契機，這是歷史累積的結果，也是現實迫切的需要。全球經濟步入危機，執政黨難以再靠經濟增長來維繫其執政合法性，長期被「經濟奇蹟」所遮蔽的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執政者執政合法性的贏得面臨抉擇，是到了由經濟增長轉向制度正義的時候了，執政者應富於理性，秉持寬容，從頻發的局部衝突中，找到制度轉型的契機。執政者不是只擁有權力，還能贏得道義，民間力量不是只剩下道義，還能贏得權利。中國根本性制度變革已刻不容緩，零九年沒有理由不成為中國政改關鍵年。
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三個領軍人物，長期來人們談論較多的是陳獨秀和胡適。其實，蔡元培提出並踐行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八字真經」理念，在人人大談解放思想的今天，無疑給人們莫大啟示。「我在，故我思」，人人都有思想，誰人不在思考。權力部門只要有「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自信，給人以表達自由的度量，就能收到思想解放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