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6年夏初調回北京工作，我開始期盼重新投入學術生涯，同時與妻子和新生的小寶貝一起過幸福的家庭生活。怡楷分配在英語系資料室任資料員，負責管理英文報刊。校園很小，無景色可言。好在頤和園近在咫尺，我倆一有空就推著坐在小推車裡的一丁去那裡遛達，在長廊上或花木扶疏的昆明湖畔流連忘返。使我分外高興的是，我妹妹寧慧和妹夫張韻軒也從上海調到北京工作。寧慧在市中心的二十八中任副校長，韻軒在黑色冶金設計院任副總工程師。他們的兒子張純比一丁大八十天，他有時來我們家小住，我們就帶他一道去頤和園。兩個小表兄弟，面對面坐在小車上，健康活潑，彷彿象徵著我對萬里回歸為之效命的祖國更新的信念。妹妹一家三口常來和我們一起度週末。天氣好，我們就帶著孩子們去頤和園，到各處照相留念，或是在湖上盪舟消閒。晚飯後一面打橋牌，一面聊天，談的往往是令人鼓舞的政治形勢。寧慧夫婦都在申請入黨。一年前肅反運動的無枉之災似乎已經是陳年往事了。這裡當然不是鳥語花香的人間樂土，但是中國好像即將進入一個進步繁榮的時期，因為黨中央不厭其煩地宣傳毛澤東親自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思想言論自由過去被目為異端，現在卻被認為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
這個學院簡稱「干校」，規模不大，有英語丶日語丶法語三個系，以英語為主。英語系的學生也不過一丶兩百人。我當然寧願到一所正規大學任教，但是既然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我也祗有知足常樂了。
七月中，我就被調去參加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翻譯處工作。出席會議的有世界各國共產黨代表團，大會發言以漢語和英語為主，因此漢譯英的任務很大。翻譯處羅致了北京各大學的著名英語教授，其中包括錢鐘書丶楊周翰丶李賦寧丶吳興華丶王佐良丶周玨良丶許國璋丶吳景榮等人，還有南京大學副校長範存忠教授。我們的工作繁重，翻來覆去翻譯一稿又一稿的政治報告，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錯誤」，還有數以百計的代表發言。有時我們還加夜班。這麼多的高級知識份子，其中絕大多數是從英丶美的著名學府或國內的教會大學畢業的，都心甘情願為共產黨的會議效勞，這足以顯示共產黨改造知識份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功。同時，這些年富力強的學者在當時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中感到自由自在，雖然大多數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訓。有一次，我奉命翻譯朱德元帥的一篇發言稿，感到他辭不達義，一時惱火就脫口而出大聲說：「這麼笨拙的文字讓人怎麼辦啊？」錢鐘書先生，素來以言辭鋒利聞名的，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又把一個食指放在他嘴唇上，輕輕地「噓！」了一聲。看來我還是太天真。儘管如此，看到周總理在政治報告中強調經濟發展，放鬆階級鬥爭，我受到鼓舞。新黨章提出防止在中國出現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也使我感到寬慰。
大會閉幕後，適逢「十一」國慶，北京舉行盛大遊行，我被邀參加觀禮，站在天安門對面的觀禮台上，遙望毛澤東從城樓上揮手，接受遊行隊伍高呼「萬歲！萬萬歲！」這些震耳欲聾的口號不禁使我想到歷代封建帝王的專制。眼前這個笑容可掬的「大救星」的形象，和那個一年前不擇手段誣陷胡風，大搞文字獄的暴君，我實在無法調和。可是面對這喊得聲嘶力竭的遊行人海，我感到十分無奈。學院為我有幸參加國慶觀禮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也感到羨慕，不過一站幾個小時對我的兩條腿和膀胱卻是苦不堪言。
大會閉幕以後，我和錢鐘書丶王佐良一起留下來，參加大會文件英譯的定稿，直到十一月中才返校任教。我擔任兩門閱讀課和一門作文課，負擔較重。但我脫離教學已逾一年，渴望重登講臺為好學的學子授業，因此並不計較。三個班的學生都喜歡我的課，領導和同仁也時有好評。
在「百花齊放」的春天，北京出版的幾家重要學術刊物向我約稿。王佐良主編的《西方語言文學》季刊於1957年4月創刊，其中登載了我寫的一篇評論詩人卞之琳教授的新譯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的文章。五月，我又完成了一篇評論吳興華精心翻譯的莎士比亞歷史劇《亨利四世》的長文，預定在夏季號刊出。與此同時，已調入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卞之琳老師，和原燕京西語系青年同事楊耀民，一道來訪。耀民年青時患嬰兒麻痺症致殘，他不怕勞累拄著雙拐來看望我，令我感動。他秉性謙和，待人以誠，入黨後還是老樣子。在交談中提到了兩年前的肅反運動，他認為中國跳過了資產階級革命，不懂自由和民主，才會犯肅反這樣的錯誤，現在要補課，大力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此研究和介紹西方文學也提到日程上來了。我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他擔任文研所的學術刊物《文學研究》季刊的執行編輯，特來約我寫一篇萬言長文，紀念美國詩人朗費羅誕生一百五十週年。國內唯一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刊物《譯文》月刊約我翻譯美國小說家斯坦貝克的著名中篇《珍珠》。我但願有更多的時間用來讀書鑽研，認真做一點 學術研究工作。但我對目前的情況並無怨言。
1957年5月1日，放假一天，慶祝國際勞動節。當年我教過的十多個燕京畢業生相約在頤和園聚會，邀我和怡楷參加。那天風和日暖，遊人如織。我們在後山還碰見久違的陸志韋校長，大概「無官一身輕」吧，他顯得更灑脫了。我們坐在包租的畫舫上，沐浴著春風煦日，在座的在肅反中幾乎都因莫須有的「ABC」反革命集團受過衝擊，此時此刻大家都感到心曠神怡，又放言無忌了。有人帶來當天的《人民日報》，朗讀了頭版頭條刊登的中共中央關於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的通知。黨中央要求各級黨組和黨員積極投入運動，主動向各行各業，特別是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人士，徵求意見。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們都受到鼓舞，讚賞共產黨作出的這個勇敢決定。是中共誠心誠意從去年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吸取教訓嗎？誠心誠意努力實現為新中國帶來自由民主丶繁榮富強的許諾嗎？我滿懷希望，拭目以待。
在後來的幾個星期，我幾年來第一次熱心看報。《人民日報》和北京的其它報紙，每天都連篇累牘地刊登對共產黨幹部和方針政策的批評文章，作者大多是知名的高級知識份子。有的反對「黨天下」主張各黨派輪流執政；有的認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主張「教授治校」；有的大聲疾呼，共產黨如一意孤行，人民將起來革命。各大學丶各政府部門丶各「民主黨派」，響應黨中央號召，開展「大鳴大放」，暢所欲言，幫助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整風。我妹妹寧慧，作為二十八中的非黨員副校長，被邀到區黨委召開的會議上參加「鳴放」。她誠懇地指出目前中等教育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如何改進的意見。她的發言登在第二天官方的《北京日報》頭版頭條。在鄰近的北京大學，「大鳴大放」如火如荼，大字報鋪天蓋地。當年我在燕京任教時的助教黃繼忠積極「要求進步」，後來留在北大，現在也熱烈地參加大鳴大放。放眼全國，言論自由儼然「百花齊放」，豈知到頭來卻是曇花一現。
整風運動大張旗鼓地開場五個星期之後，「偉大領袖」再次親自出馬，扼殺了後來以「北京之春」聞名的思想解放運動。他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又一篇社論，譴責目前出現的批評有不少是「毒草」冒充「香花」。他宣稱，這不是黨所要的「建設性批評」，而是「資產階級右派」反黨丶反人民丶反社會主義的惡毒罪行。曾幾何時，共產黨堂而皇之發動的自身整風運動卻變成了一場全面反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鬥爭。人們對肅反運動記憶猶新，又被投入一場更殘酷的「反右」運動。足智多謀的「偉大領袖」事後透露，這場運動並不是什麼陰謀，而是「引蛇出洞」的「陽謀」，讓那些膽敢犯上的人自投羅網。
二
我落進了他的 「陽謀」羅網。
雖然「鳴放」熱火朝天的北大近在咫尺，「干校」卻並無動靜。學校的領導幹部都是延安出身的老黨員，他們經歷過歷次政治運動的磨練，在沒摸清運動的風向之前是不會輕舉妄動的。有些學生，到北大看過大字報之後，回來貼了些小字報，對枯燥無味的政治課和低效率的行政工作提出溫和的批評。我問過馮副校長，他對這些意見怎麼看法。他含含糊糊地說：「這些毛小夥子年紀太輕，不知天高地厚。」教師當中議論紛紛，但是沒有人貼大字報。
有一天，一位黨員英語教師問我是否也打算參加整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思想改造」。「我？」我哈哈一笑答道。「我是下你們的油鍋炸過的。而現在你們黨員卻要用‘和風細雨來整風。和風吹得黨員醉，細雨打得群眾濕！滾水燙一燙不會更有效一些嗎？謝謝您啦，我用不上你們的整風。整了那麼多年，我已經整得跟聖人一般乾淨了。」
又過了一些時候，校黨委開始召開教職員「鳴放」座談會，號召大家向黨提意見。瑣碎的意見提了一些，但沒有人碰重大的問題。一天晚上，於副校長來訪。他年青時留學日本，回國後到延安投身革命。他平常沉默寡言，這天一坐下就談起他本人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的經歷 。
「很多革命同志都受到嚴峻考驗。我也不例外。作為一個日本留學生，我自然而然被當作有特務嫌疑。有些人自殺了，但我經得住考驗，贏得了黨的信任。」
「我欽佩您在泰山壓頂時巋然不動的精神，」我說。「但是我不明白，這些人既然放棄一切投奔革命隊伍，黨為什麼還要採取各種嚴峻的手段考驗他們？」
「你必須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那是戰爭年代。一方面是國民黨，一方面是日本人，鬥爭十分劇烈。黨不能掉以輕心，否則敵特就會滲透革命隊伍。」
「這種特務你們抓到多少？」
「不多，沒幾個。」
「付出傷害那麼多好同志的代價？ 」
「不管幹什麼都要付代價，錯誤總是難免的。幹革命必須看主流，看事物光明的一面。這正是為什麼黨中央強調這次整風運動必須以「和風細雨」的方式進行。提意見的人決不會受到任何打擊報復。這是毛主席親自製訂的政策。我們大家都必須開誠佈公幫助黨和黨員改進工作作風。我對教職員鳴放會進行的情況很不滿意。好像沒有人願意在會上鳴放。提出來的都是些雞毛蒜皮。大學教師是高級知識份子嘛，應當就重大問題提出批評意見。以你在學校的威望，我希望你在下次會議上帶頭把心裏話說出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