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見光死
有些東西是說不得的。像對阿Q，你何必一定要在他面前說什麼「癩痢頭」、「光」等敏感詞彙，涉嫌影射其「光輝形象」？乖巧人自然不會如此自討無趣。他們當然也知道中國共產黨的忌諱－－1949年之後它禍國殃民的歷史。特別是兩個大「黑洞」：毛時期（1949-76）與六四及倒退期（1989-92），更是諱莫如深。曾聞紫禁城傳出旨曰：一眾官員，（言禁要）「守土有責」。而鄧大人也有話在先，懇請天下，免開尊口，「團結一致向前看」云云。於是，當代中國的身後，頓成黑洞。那陰暗中顒顒的鬼魅幽靈，時不時遊蕩出來，強拉中國倒退，墜入黑洞之中。
眾所周知，中共官場裡，有一句熟語，叫「見光死」，系指官場內那些暗盤交易，精心預謀，人事籌劃......，一旦提前被曝光，必歸失敗。
這是中國政界的特色，可放諸中共的方方面面而皆准。譬如，考諸中共的暗夜歷史，其最大的「軟肋」，也正在於此－－「見光死」。
人們或問，何以時有「毛熱」？毛幽靈何以時時搗亂？蓋因毛時代的膿瘡已經被黑暗包裹了起來。在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毛的大部分罪行都被強行隱沒到了黑幕背後。假冒太陽的毛澤東，由於缺乏真正陽光的直射，作為一個假神，還在天安門城樓和人民幣幣面上施展君威。因此，在中國政治中輸入陽光，是當務之急。倘若缺乏這關鍵的一環，毛就不可能有客觀的歷史定位，對冤死於受難於毛時代的七千多萬同胞就無法交代，也對中國現代史欠下了不可拖欠的心債，而中國的進入世界主流就將遇到難以逾越的屏障。
一旦那些歷史事實充分曝光了，被廣泛而自由地辯論了，那段歷史才算真正「死亡」，進入墳墓；才不會如幽靈一樣，隨時出遊，干擾我們生活的進程。譬如，當今的俄國與德國，人們是不會擔心斯大林、希特勒的幽靈會浮出水面，來擾亂政治秩序的。
前蘇聯時代全民以及東歐各國對斯大林時代長期的揭露，是柏林牆倒塌的最深厚的動力，也是當前政經秩序的合法性奠基石。
有鑒於此，必須使毛及其「毛時代」「見光死」。這需要從它的根部刨起，讓它們公諸於世，曝光天日，纖豪畢露。
在海外，人們對「文革」、對「反右」，已經有了一些重要的揭示和反思；真相逐步澄明，實質逐漸披露。然而，中共建政之初，仍是一大片未經開墾的處女地。那裡的狀況，仍是濃霧瀰漫，鬼影瘇瘇，至今還有人為其辯護。因此，洞穿真相的陽光，需要一步步倒溯照射上去，貫通那幽暗深邃的隧道。
極權主義的研究者漢娜. 阿倫特(Hannah Arendt) 說得好：「能夠使大眾政治化的，不是政黨而是運動」。
毛澤東深諳此道。他在竊取神器後，其統治方式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以「運動」來鞏固政權，建立大眾效忠機制。中共建政的最初三年，在國內有「三大運動」，即： 1) 土改 2) 鎮反與肅反 3) 三反五反。它們預示了其後統治的基本特徵。
這三大運動，一個著眼於農村的土地和財產制度，一個著眼於對原政權人員以及政敵的政策，一個著眼於城市工商業者，毛以國家暴力為後盾，三管齊下，形成了某種定於一尊的肅殺氣氛，奠定了中共極權統治的基礎。它們以蔑視法治、侵犯人權（財產權與生命權）為特徵，是典型的反憲政運動。
簡言之，這三場運動，是中共確立起「黨天下」統治的奠基禮。
土地改革
我們先看看 「土改」。它是土地改革的簡稱，是建政初年中共在農村推行的運動。
其實，中共自創黨以來，土地改革即為其中心政策。只要佔有地盤必實行「土改」，在江西蘇區時期便是如此。一九二九年秋毛澤東寫過一首詞《清平樂》，最後兩句：「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是描寫土改的。
共產黨奪得政權後，土改的目的是給所有農村人口劃分階級地位，除了意識形態的要求外，主要是為了分而治之，便於統治。其基本目標是，打倒地主富農，讓貧雇農翻身。中共派工作隊進入農村，組織農民去鬥爭地主，消滅地主。 中共實行土地改革，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群眾控訴，公開審判，隨意處死，造成一片恐怖氣氛。大陸有兩千多縣，照陶鑄在廣東訂下的原則「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每縣平均死五千人不是誇大。依各種不同的估算，死人應在幾百萬至一千萬之間。 中共在土改時期所用的殘酷手法，今日六十歲以下的人聽來都很難相信，甚至以為是天方夜譚。但確實大量的材料和親見親聞之事實，證實了那種殘忍與血腥。 本來土地改革只要通過有價收購的和平手段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也就完了。臺灣實行的三七五減租進一步將土地分配給自耕農，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不是，中共實行土改，其前提是侵犯和否定原有的財產權，並把財產擁有者視作罪人，是徹底剝奪地主富農的人格尊嚴乃至生命。
當時為了殺人，每一地區凡是有田地的農民在地方稍有聲望的土紳，皆被定為「霸」，在必殺之列，「霸」又分三類：一種橫行鄉里欺壓良善的是「惡霸」；一種專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長仁翁經常捐款行善的如賑濟大陸水災，捐款辦學校，這種人是善人，應該沒有問題，中共都定名為「善霸」；一種是安份守己做人，獨善其身，好事壞事皆不作，中共稱之為「不霸」。但「三霸」都是同一罪行，皆當場處死。 土改期間最拿手好戲是鬥爭會。在每一個鄉村、集鎮集合全體百姓鬥爭中共所架出來的地主，要老百姓指出這個地主曾經剝削、侵吞了他們的財產，但老百姓實在說不出曾被地主剝削了甚麼？有一件典型事件當時傳遍北方各省，一個老百姓被共產黨幹部逼急了，說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一個雞蛋沒有給錢。」行了，那位幹部抓住這項證據，當眾算帳，這一個雞蛋可以孵出小雞，這隻小雞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雞，就這樣雞生蛋，蛋生雞，一筆賬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產賠出，全家空手離家，行時還要打掃乾淨等候「人民接收」，這便是傳誦全國的「掃地出門」。 光是土改不能殺人，於是在進行土改運動時，發動鬥爭會，事先選定被斗的目標，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狀，然後幹部向台下問：「這個人該辦甚麼罪？」下面安排好的幹部大喊：「該殺」。於是便即刻槍殺或當場打死。出頭鬥爭的無知青年想不到會有這樣結果，所斗死的人皆是鄰里親戚，有些地方甚至發動兄弟相鬥，兒子斗老子。
同時，土改在共產黨與國民黨內戰時期還成為招兵的重要手段。因為被斗的人遇害以後，斗人的「英雄」便成了過街老鼠，千夫所指。到了國軍進剿，共軍撤退，這些人就只有「參軍」死心塌地跟著共軍去當炮灰。所以當時中共幹部中流行一種口號「後方不鬥爭，前方沒有兵。」共產黨這種辦法十足是水滸傳逼上樑上的翻版。
有人或許會說，土改誠然是用政權力量侵犯了地主、富農的財產權，然而在客觀上，它畢竟達成了某種「平均地權」的效果，使大多數農民有了自己私有的土地，這一成績不應抹殺吧？但是，稍安勿躁，請看看幾年後的真實結果再評論不遲：不出幾年，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在政治強力的裹挾下卷地而來，農民的土地悉數化為烏有。請問，如今，農民的地契安在哉？所有土地，統統集中到了一個最大的地主－－政府手中。真正徹底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先是，用暴力搶掠私人土地與財產，名義上分發給其他私人，然後，又統統拿回土地至一家手中獨佔。此種土地的極端集中甚至寫進了憲法。這哪裡有半點歷史的正義可言！人或曰，臺灣等地不也搞過土改嗎？且慢。正如前述，彼土改非此土改也！那裡是花錢買地再分，或實施減租；這裡是暴力搶掠。魚目絕不可混珠。
要言之，中共在其建政初年的「土改」，是一次大規模侵犯人權、特別是財產權和生命權的國家恐怖主義行為，為後來中共侵犯人權的一系列運動開啟了先河。
鎮反肅反運動
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二大運動就是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它更是一場連最低標準的司法程序都缺乏的大規模人權侵犯。而肅反，則是指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是對鎮反的補充和查漏。因鎮反是其主幹，這裡主要論及鎮反。
對於鎮反，中共的正式說法是從一九五○年「雙十指示」開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結束，長達三年。其間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大張旗鼓而迅速捕殺，第二階段是五一年五月收縮範圍，第三階段則是五二年的深入調查。鎮壓的對象是所謂五個方面：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俗稱「社會上的反革命」。鎮壓的手段是「殺關管」三個字，即處決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 無可否認，五方面對象中是有一些惡霸和以流血暴力反抗新政權的份子，但更多的是所謂「反動黨團骨幹」等並無現行反抗活動的份子。即，原來政權的官員，主要是中低級官員。中共鎮壓的反革命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為止的公教人員。反之，大官可以作為「統戰標本」，省主席、廳長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一個「政協委員」或某代表的名義，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中共這筆賬算得很精，所有省主席、廳長、主任委員之類高高在上，在甚層沒有半點實力，留著他們無害。反之，甚層力量控制在縣長以下的區、鄉、保、甲長手上，所以對這一階層非殺不可。有些軍公教人員已經被中共判過刑，三年、五年勞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時不說任何理由，一律重審，即時槍殺。 究竟鎮壓了多少人？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滅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餘萬人，實則遇害的軍公教人員最少在五百萬人以上。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透露「過去殺關管二、三百萬是非常必要的」，當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透露過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年有四百萬人被處死（這當然不只是鎮反的殺人數）。國外的估計則數百萬到兩千萬都有。美國專家傾向於有二百多萬人。
大規模的濫殺行為是該運動的最大弊端。當時，藉助抗美援朝所形成的類似戰時氣氛，只要當地領導人點頭，「群眾」說該殺，或現場負責人認為該殺，就格殺勿論。那個時代活過來的人都記得每個縣都有殺人場，三天兩頭開完大會，就成批地拉去槍決。 被鎮壓者中很多隻具敵對陣營身份，而無敵對行為，他們實際上處於「俘虜」地位。鎮壓他們，是一種階級報復心理表現。紅色政權要向全社會顯示暴力專政的淫威，製造有利於統治的恐怖環境。
中共宣傳說鎮反中殺的是民憤極大的惡霸。這種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依靠群眾狂熱鎮反，網顧法治，弊端很多，後果嚴重。
1)所謂群眾鎮反，實質仍是中共鎮反。中共定了目標，宣傳機器一宣傳，群眾一哄而上，實際上是利用群眾肅清政敵的手段而已。 2)以法治觀點看，任何罪犯的處理，都是極為專業的工作，絕非群眾運動可為。 3)所謂鎮壓反革命，實質乃是一塊國共鬥爭的擋箭牌，以人民的名義報黨派之私仇。 中共也許只有一個辯護角度可以迷惑一些人：五十年代初的鎮反，屬於革命暴風雨時期的行為，過火之處在所難免。但是，事實上，鎮反時期，中共政權及社會安定並無明顯危機，肅清土匪惡霸及殘餘敵對活動都在有效地進行（五○年至五二年中共以一百三十九個師兵力，消滅土匪二百七十萬人）。
因此，到1957年鳴放時，很多人再也按捺不住，對鎮反肅反進行了尖銳質疑。如，渖陽師範學院兩位青年幹部張百生、黃振旅聯名在《渖陽日報》上發表文章，認為「鎮反和肅反都是企圖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實。這同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民盟湖南省負人杜邁之認為「肅反是全國性的錯誤」， 是「專政專到人民頭上來了」，主張成立「肅反善後委員會」。民盟湖北主任委員、中南財經學院院長馬哲民則斥責中共搞的肅反，「把發牢騷的，就認為是反黨，反黨就是反革命。這是一種殺人邏輯。」清華大學學生組織的「庶民社」，在其油印的《庶民報》中鳴放道：「發動群眾搞肅反是沒人權，沒憲法，沒常倫。」提議對肅反中積極參與的人「追查責任，以法律制裁」。
事實上，羅隆基先生在1957年關於建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主要就是針對鎮反肅反中存在的大量的冤假錯案而提的。不料，這位力主平反冤案的自由派鬥士，竟然自身難保，也被織入天大冤案的歷史悲劇之中了。這一事實，凸現了該政的超出人們想像力的野蠻與殘酷。
中共發動大規模群眾鎮反肅反運動，涉及的乃是它漫長征途中一個根本性問題，造反導致內戰的成功令他們迷信群眾動員之力，從不知法治何物。不言而喻，由於鎮反模式被毛定為一尊，其後在城市地區發展的一系列「階級鬥爭」更趨惡化，從而使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嚴重地惡化了。
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五反是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三大運動。它們本來是兩個運動。後來人們因為兩件事發生在同一時期，又有密切關係，所以算成一個運動。
所謂「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它本來是針對共產黨幹部隊伍的，是希望在執政初期建立一個自己的行政系統。過去的舊官僚系統顯然不能相信，舊人不能掌權，必須從重要崗位上拉下來，換上中共自己的人，從而使行政系統徹底中共化。
但是，大批中共的幹部們過去在山溝裡苦了幾十年，出生入死，這下進城當了官，接觸了花花世界，眼界大開，思想頓時徹底改變，覺得天下是老子拚命打下來的，享受也是應該的，於是吃喝玩耍盡情享樂。同時，大批大批地把過去的結髮妻子-「黃臉婆」休掉，換上洋學生「愛人」，人稱「換妻運動」。更要命的是不擇手段弄錢，竟然染上毒癮。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書記張子善，市長劉青山，兩人不但吃喝嫖賭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鴉片煙鬼。當時的天津在中共編製尚不是首級「特別市」，是「地委級」的市，雖然如此，張、劉兩人的地位也等於國民政府時的「行政督察專員」。由於天津密連北平，很快傳給毛澤東知道，毛想，這還得了，這不重複當年李自成進京的故事了！於是親自下令將兩人槍決。 由張子善、劉青山兩人事件，毛澤東下令展開「三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完全是針對共產黨幹部。而當時也確實有一部分幹部被判了罪。
但是搞「三反」過了一段時間後，毛澤東忽然想起這些犯法幹部在農村工作時很乾淨，為甚麼一進都市變了質，原來是受了資本家的毒，歸根究底罪在資本家，所以一定要清資本家的毒素。於是他在1952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1953年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高潮，其中自以上海為第一目標，為害最烈，上海商人得禍也最慘。中共作家周而複寫的小說《上海的早晨》就是描寫這場運動的。雖然他為中共護短已算嘔心瀝血，可悲的是，他自己晚年在鄧小平時代仍被中共抓住出國時的資產階級腐化(嫖妓)作風而遭到整肅。 毛澤東所定下的「五反」範圍，等於土改時的「三霸」，任何人都無可逃遁。如，所謂反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誰也無力還債，於是紛紛跳樓自殺。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走，擔心突然自空中飛下一人，將自己壓死。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閑地問：「今天又有多少降落傘部隊」，即是指跳樓的商人。陳毅曾對人說，上海的「降落傘部隊」有一千三百多個。人們也許會問：「既然是自殺，為甚麼不跳黃埔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後，上海一個南來的資本家談及此事，解釋道，原來跳黃埔江被水沖走了，中共不見死屍便會指他逃亡去了香港，家屬便更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樓而亡。
著名實業家、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就是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服毒自殺的。盧先生本是愛國實業家的楷模，曾在抗戰時指揮撼動人心由武漢至重慶的大撤退行動而載入史冊。一九四九年時，他的公司已擁有上百條船，航線遠達東南亞，他本人卻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然而卻親率船隊由香港開回大陸。這樣一位典範人物遭此命運，不唯工商業界寒心，各界人士皆唏噓不已。
更為嚴重的社會道德後果，是在「五反運動」中，中共實行和強化了一種揭發和告密的人人自危的方法。即：先是動員大家主動交代自己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並宣布實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檢舉有獎，立功贖罪」的大棒加胡蘿蔔政策。充分利用人們的恐懼和過關心理，利用人性中惡的陰暗的一面，使人們或出於自保、或出於投機、或出於邀功請賞，而揭發陷害他人，作出一些卑鄙下作之事。這種官方慫恿的告密和揭發的普遍化，極大地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損害了家庭與社會的基本人倫關係，遺害久遠，
中共的三反五反運動，製造了空前的恐怖氣氛，使人人喪失了「免於恐懼的自由」，極大地打擊了中國的工商業，為後來的工商業改造及其國有化進一步剝奪了中國人的基本人權。
結語
當然，在建政初期，中共還不止實施了上述三大運動，其他種種，譬如，高校的院系調整，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即「洗腦」等等。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內容實際上包括交心運動、批判胡適、批判武訓傳、批判紅學專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長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等等。這些運動，雖然也很重要，但不像上述三大運動那樣是全局性的，三大運動有創立模式之「功」，影響既深且遠。而所謂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實際上一直處於進行時狀態，最後直至反右，才劃上句號。然而，那已是另一頁痛史了。
三大運動之後，一個建立在恐懼之上的龐大「黨國」體系，從此確立。士紳階級與中產階級悉數被滅，土地由此路徑而漸歸「國有」。從此，中共，成為一個奧威爾所描繪的《1984年》式的「老大哥」黨。中國，成為《1984年》式的「新世界」。正是由此起步，中國開始了「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的血腥征途。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悲劇，至此連綿不絕，接踵而至。而在之後的每一場大悲劇中，似曾相識，人們都不難發現它們與這三大運動的血緣關係，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共同的模式，共同的氛圍，甚至，共同的語言......。
毋庸置疑，這個邪惡帝國，儲安平石破天驚一語道破的「黨天下」，正是在三大運動的陰影籠罩下，舉行了它的奠基禮。那上千萬的亡魂，期待著我們為他們撥開歷史迷霧，討還沉冤已半個多世紀的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