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年齡恰好是在中共建立政權那年出生的，因此實際上是和中共政權年齡是一樣的，六十年、六十歲。可以說經歷了中共統治的全過程，儘管在七、八歲以前、十來歲以前不懂事，但是所有的這一切它都已經影響到了做為人的我，就是說唯一的一次生命，這個生命他是怎麼發展的。
實際上我現在想首先跟大家從三個方面來談一下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第一個我想跟大家談一下我自己為什麼會走向現在這樣一條反對共產黨暴政的路；第二個我想跟大家談一下為什麼說共產黨它執政六十年它是一個暴政。在第二點裡我想跟大家著重談一下就是從一般的，跟我們大家都休戚相關的家庭生活和我自己所親自經歷、影響我終生的教育方面來談；我想在第三點跟大家談一下中共暴政是如何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的每一點每一滴的生活的。
那麼第一點我想跟大家談一下我為什麼會走向反對共產黨暴政的路。我自己在以前也談過這個問題，為什麼我會走向這樣一條路？我在共產黨社會裏頭實際上我的整個成長，說句實話，並沒有受到很深的迫害，或者可以說沒有受到過迫害，一帆風順。從小我自己是在最好的學校裡上學，而且是做為好學生，而且在學校裡也一帆風順。就是從中學，到大學，到最後研究生，儘管有一個文化革命，中間有十年停滯，但是我在那個社會裏應該說是一帆風順。最後我是在科學院工作。應該說我在共產黨那個社會，如果我平穩的走下來的話，我是那個社會上層的人，是那個社會能過得比較舒服的人。因為無論就智力就其它來說，我整個的路都是很平坦的。
但是為什麼我現在走向了這樣一條堅決反對共產黨暴政的道路？而使我自己流落到西方，流亡到西方而不能夠回國。而在西方也是在每天忙著自己的生計，還要忙著在自己的追求上，就是一方面要生活，一方面還要學習研究。這樣一個在西方的生活，說句實話，可以說比起我如果要是留在中國，如果要是不走向這條路，再留在北大、清華、科學院工作的話要艱難的多。
但是我走向了這樣一條艱苦的路，就是因為我長大了，在慢慢的有了思維了以後，在我看到了社會這些現象以後，我看到這是一個暴政。我看到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統治，他們的殘暴和沒有人性，滲透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也就是說基本的智力判斷，和做人所有的基本的道德，使得我走向這條反對共產黨暴政之路。
而且我相信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有正常智力的人，任何一個如果要是堅持基本道德的人，他們都會看到共產黨的殘暴和黑暗、沒有人性。他們即使不能像我一樣走向這條道路，就是直接反抗的道路，我相信任何一個有著基本智力，和有著基本道德的人，他們也一定會能夠理解我為什麼走向這條道路。他們一定會保持住沉默，保持住距離，和共產黨的政權。
那麼我是怎麼走向這條道路的呢？我可以跟大家談一下。六六年的時候，那時候我才十五、六歲，在那個時候我是一帆風順的，就像前邊所講的。雖然在那個時候我也看到了社會的一些不公正，例如在我初中畢業的時候，我們班裡有個同學叫張堅的，他就是因為出身有一些問題，功課很好，結果初中畢業就沒有考上高中。這種打擊使張堅終生我覺得改變了他的性格。在六四年考高中之後的五、六年，我曾經碰見過一次張堅，張堅整個臉上已經沒了昔日的光明，而且整個人也很抑鬱，也顯得很頹廢。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同時在我們清華附中發生的，就是高三的一個學生叫張明的。他因為家庭出身不好，結果就沒有考上大學，當時張明幾乎就瘋了。
這樣兩個例子實際上在六六年，雖然我那時候一帆風順，還不太懂事的時候，周圍就已經發生了很多這樣的事情。也就是說因為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成份理論，使得很多幼小、年輕的人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也就是說在當時中國社會中，人們並沒有平等的機會。這個基本的道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就是說如果人要向好的方向努力的話，大家知道機會都應該是均等的。
即使是在當時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的年青人，並沒有認識到共產黨的罪惡。但是像張堅、張明這樣的學生，和我當時，我們都是想聽黨的話的，都是想跟黨走的。但是儘管如此像張堅、張明這樣的學生，他們想好也是不能的。這就是共產黨社會的殘忍處，沒有人性處，對於這種和他們不同階級成份的人不擇手段的這種打擊。
在六六年的時候，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自己實際上是跟著共產黨搞的，一直相信黨中央，相信這些。儘管在六六年以前我已經覺得共產黨實行的這種所謂階級路線，這些個東西是不公正的。但是總是認為那是底下的人執行的不對。所以在六六年到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我們這一群年青人實際上是相信毛澤東，相信所謂黨中央的。
但是到了六八年，一下子毛澤東把我們這些學生從學校高處，所謂紅衛兵這種拉下來，派公宣隊進校。然後他前面說的一套，後面說的又是一套。一下子就使我們陷入了彷徨，不知道怎麼理解這些事情。但是儘管如此，當時我們的解釋還是覺得可能是毛澤東出於黨內鬥爭的壓力而不得不在策略上這麼做。因此在六八、六九年去插隊的時候，我們還是興高采烈的。
我們這一代人，說句實話真的是很愚昧，明明是往火坑走，明明是把自己的青春去葬送了，去插隊到農村去，但是我們當時是敲著鑼打著鼓，大家都是非常興高采烈的，而且覺得自己在從事一項所謂偉大的事業。也就是說我們把我們，當時是二十歲，最美好的青春、最美好的時間，把這一輩子最好的那段光陰扔到了深淵裡去了。
在插隊以後我自己看了很多的書，這就是我剛才講的，開始從基本的智力方面，基本的道德方面來反醒共產黨。這一下子又使我發現，共產黨原來是一個無惡不作的黑幫集團，一個黑社會這種東西。
這裡邊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南斯拉夫有一個叫德爾拉斯的人，他寫的《新階級》。這本《新階級》在文化革命之前在中國翻譯過，做為內部讀物，只允許很少的人看。但是我們當時由於文化革命的混亂，流出來一些我們看到了。這個德爾拉斯原來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第三把手，他就是由於看清了共產黨，他看清了這個共產黨是歷史上最無恥、最殘暴的這麼一個集團。而且這個共產黨他們掌握了權力以後，對他們的政敵採用的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因此德爾拉斯就從共產黨裡走了出來。他的《新階級》的起名就是說共產黨掌握了政權以後，它造成了一個新的統治集團，一個新的階級。所謂這個新的階級是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新的階級更無恥、更貪婪、更卑鄙。而所做的那些東西是比共產黨所批判的資本家還要更加惡劣的東西。他在書裡就寫到：最後共產黨留給民眾和工人的，是勝宴的殘湯剩膏，而且他們是不擇任何手段。
在看了這樣一些書以後，另外在智力上，我看了一些哲學書，對於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懷疑。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你憑什麼你講你代表了真理？你能夠認識到真理？因為人的認識是有限的。這樣兩個，一個是從智力，一個從道德上，就使我逐漸的看清了共產黨這種為了政權不擇手段這種真面目。
而且本來用不著我們去花這麼大力氣看到的，毛澤東自己就講過：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而要奪取政權的時候他就直接講過這個就是一種不擇手段，就可以運用各種手段。但是在我們沒有出走這一步以前呢，看不到這些東西。在我們走出這步以前，也聽說過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戰。但是當時在沒走出來的時候，我們還認為這是共產黨好的策略。當我們走出來後，就發現在道德上，共產黨在任何時候都是不講道德的。也就是說它今天為了政權可以整肅你，明天它為了政權就可以為你落實政策。
這樣一個過程就使我在七一年以後徹底看清了共產黨。當然在思想上、哲學上的認識過程還很漫長，這裡就不是一句話兩句話能講的，就能講清楚、講完的，但是這個過程到七一年、七二年我就看清了共產黨。從那以後，在我在大陸任何一份所謂報告，所謂自己的總結裡，從來再也沒有把忠於黨這條寫進去。
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在七五年的時候，鄧小平由於所謂右傾又受到整肅的時候，很多人為鄧小平說話。當時我就跟這些人講過，以後能夠開槍鎮壓中國民眾反抗和對自由追求的，就是鄧小平這樣的人。實際上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因為五六年匈牙利的鎮壓，是鄧小平堅決主張的；五七年中國的反右，是鄧小平在第一線。也就是鄧小平自己就講的很明白，白貓、黑貓，能抓著耗子就是好貓。也就是說民眾是耗子，共產黨能夠把民眾鎮壓了，能夠把民眾管住了，能夠鞏固了政權就是好貓。所以鄧小平自己說的很明白。所以在七五年那些個給鄧小平說話的那些人，或者可以說他們智力上，或者可以說道德上他們不願意看這一點，出了毛病出了問題。果然鄧小平上臺以後，在八九年就發生了這個事件。
在七六年所謂周恩來事件的時候，我這裡還可以舉一個例子：當時我在北京八十六中教書，我的同事有一位歷史老師，他叫趙寶玉，他是革命烈士出身。我曾經問他，我說你說周恩來怎麼樣？趙寶玉老師就跟我說了一句，他說：小仲，一個總理也就是一個宰相。能夠做了幾十年，而民眾的生活水平沒有任何提高，而這個宰相從來沒有過去向皇帝，像中國古代的那些宰相那樣去據理力爭，你說這個人是好人是壞人？
所以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裡頭，說句實話吧，到七六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已經明白了，任何一個好人都很難生存下去，任何一個人都生存在謊言中。只不過是謊說的多一點少一點，積極一點還是消極一點。由於大家都在謊言裡頭，所以就有一個五十步和百步的區別。有些五十步的人就變成所謂好人了。而這個五十步的人，我跟大家說明白了，就是像胡耀邦這樣的人。實際上在歷史上，像幫耀邦這樣的人你去看一看，他整肅過多少人？如果他不去整肅人的話，不跟著走的話，他能夠最後爬到共產黨總書記的位置上嗎？這個道理在我七零年以後看了很多西方的和其它的那些能夠稍微冷靜一點、拉遠一點距離看共產黨社會人的書裡，都寫過。
但是為什麼在共產黨社會裏的人不願意認識到這一點呢？我認為這裡就既有智力的原因，也有道德的原因。在這裡我們大家還可以看到，從我的經歷裡還可以看到共產黨的殘暴。北京的學生本來是不反共產黨的。比如到八四年的時候，在遊行的時候，碰到建國整肅是三十五週年。在遊行的時候這些學生打出的橫幅還是"小平你好 "，對鄧小平充滿感情。但是到了八九年，五年以後，他們發現貪污這些個現象非常嚴重，發現社會的不公平，共產黨利用政權做的壞事太多了的時候，他們想出來監督，結果就在八九年遭至了坦克、槍炮的這種鎮壓。
這個就說明瞭在共產黨社會裏頭，你可以生存，你也有自由，你有什麼自由呢？你有做奴才的自由，你有說共產黨好話的自由。你只要稍微有一點不同他們的，那麼你得到的就是棍棒，得到的就是鎮壓。
我自己的經歷還可以從另一方面來說，使我更看到為什麼說他殘暴。我在八九年、八八年出國以後，當時在八九年有了機會來講一些話，當時我自己也很猶豫，是講還是不講？如果不講呢，我可以回到中國，還可以去到科學院去工作，還可以重新進入那個社會；如果講了的話，把這些批評意見表訴出來的話呢，就可能回不去，就可能受到懲罰。當時我就想了，我一輩子在八九年以前，在大陸社會就沒有講任何真話的可能。現在我終於有了機會講真話。如果我不講，那麼我回去還是講不了真話，那麼我就可能一輩子就沒講過真話的死去。
因此在八九年的時候，我在海外開始發表一些這些過去二十年思索過的對於中國社會、共產黨社會的一些批評意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九二年的時候，我太太的護照被大使館吊銷而不能回中國；我自己的護照在九七年的時候也被吊銷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吊銷一個人的護照，這是一個在這個世界上可以說是一個最沒有道理的、最不講道理、最卑鄙無恥的行為。因為一個人的護照是一個人的身份證，如果這個人違法的話，你可以把他叫回去，或者在他回去的時候，用法律的問題來解決，或者其它。但是你把這個人的身份證吊銷了，這是一種什麼東西？這個就是一種共產黨在過去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無法無天一種典型的表示。
而且我跟大家說的，我在這一過程中，說了一點真話以後，所嘗到的共產黨的這種殘暴，這種罪行，立刻就完全施加上了。九七年吊銷我護照的時候，是我母親恰好因為骨折癱倒在床的時候。從此我就無法回到中國，無法在母親跟前盡孝，一直到我母親二零零零年去世。這樣一個過程，共產黨在吊銷人的護照的時候，共產黨在懲罰這些人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想到過人間倫理。人間倫理這些人性的東西，共產黨自己不僅不要，而且把它拿來做為懲罰別人的一種手段。這個就是共產黨的殘暴，沒有人性。
這個我覺得是我自己整個在這個社會裏的體會。我沒有受過那麼多的苦難，只是在後來的時候經歷過一些。但是這已經讓我看到共產黨這種殘暴本性。我可以和大家說，我看章怡和她的書的時候，我自己有一個很深的體會。儘管我對章怡和的父親章伯君，這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有看法，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我談章怡和的書的時候，我每讀三頁到五頁，我就讀不下去，我就會告訴自己：如果我這一輩子說共產黨一句好話，我身上就沒有人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