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這個"學"是指學道，學習達到上達，達到通天的道理，學習天地大道的法則，學習使自己的所做所為如何能夠合乎大道。
古代的道德準則和倫理綱常是要被人們接受而不是用來討論對錯的，是一種信仰而不是拿來研究的。學習所要做的不是探究知識本身，而是如何將聖賢之道落實到實踐中。因此孔子強調重視修身，從"毋自欺"到"慎其獨"；從"切磋琢磨"到"有斐君子"；從"自明"到"日新"，無不在揭示道德不斷升華的境界。他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認為君子做事的目的不在於事，而在於道，"志學"和求道的目的是要"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人心向善，是為了負載經世濟民之天命。
在戰亂紛爭的春秋年代，禮崩樂壞，孔子問《禮》於老子，欲行"仁"、"禮"於世。他說："三十而立"。這個階段他創建了以"仁"、"禮"為核心的思想體系以救世解惑釋疑，重視道德教化，開始辦學傳授學生。倡導用禮來約束自己，"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信，非禮勿動"，不違背道德倫理。他的學生樊遲問什麼是仁，孔子說："愛人。"顏回問"仁"的涵義，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路問政，孔子說："先之，勞之。就是要以身作則，事事做在前邊；"勞之"即不知疲倦的為民勤勞。孔子推崇先古聖王所行之王道：為政者與天地同心，有"天"、"地"、"日月"對世間萬物的"無私"氣度和胸懷，以無私之心關愛天下眾民。
孔子認為君子一定有生命的擔當，他說："四十而不惑"，這個階段他力圖恢復周禮，欲興聖王之道。他道心堅定，不計個人得失，置個人貧富、窮達於不顧，說："貧而安"；"富而知禮"；"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明確了在宇宙決定論的價值觀念中作出正確的人生選擇，即認識到"命由天作"的必然性，與"福自己求"的可能性，而對人生採取"擇善固執"、"依乎中庸"的態度，安於義命。他說君子"畏天命"，故"居易以俟命"，反之，"小人不知而不畏"，故"行險以僥倖"，知命者不立於牆岩之下。君子尊重客觀規律， 明辨是非，對未來發展有理性的判斷和預測，可以喚醒他人從善以避免災難的發生。
孔子在五十一歲至六十八歲的十八年間，輾轉於衛、曹、宋、鄭、陳、蔡、楚、葉之間，歷盡艱辛，但他始終堅持"寓意於行"，不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善化他人的機緣。他返回魯國時，已經六十八歲了，又致力於整理詩書禮樂和教育。他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時一切行為已無太過不及之偏弊，達到了中庸的"至德"， 能夠從心所欲，又自然而然的不越"仁禮"、天命。他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刪詩、序書、訂禮、正樂、讚易，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他明確教育的作用是教人"知天命"，並達到順應天命，他一生都是在孜孜不倦的教人。
孔子將維護和傳播道義作為其一生永恆的志向與追求，要完成上天所賦予的使命和責任。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夠以超然的態度面對一切挫折和困苦，始終剛毅沉著而屹立鮮明，為後世作出了楷模。這就是孔子"知天命、畏天命、順天命"的天命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