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世界上公認的考察文明起源的四大因素（文字、城市、金屬器具、禮儀）來加以科學審視，我們可以斷定，史前時期的齊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
從文字因素來看，齊地是最早出現文字的地區。章丘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鄒平縣丁公遺址、泰安大汶口遺址均發現過陶文。我國古文字學界公認，莒縣陵陽河遺址中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所發現的刻畫符號是我國最早的文字。
從城市因素來看，齊地在距今 4800 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已經出現了城市（五蓮縣丹土遺址），在龍山文化中晚期，更是出現了一批功能設施齊全、筑城水平高超的城市，如章丘城子崖遺址（ 20 萬平方米）、臨淄桐林（田旺）遺址（ 15 萬平方米）、鄒平丁公遺址（ 12 萬平方米）、壽光邊線王遺址（ 5 萬平方米）等。
從金屬器具因素來看，膠縣三里河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銅器，與甘肅齊家文化、遼寧下家店文化出土的銅器時代大致相同，均屬於我國最早出現的銅器。
從禮儀因素來看，早在龍山文化時期，章丘龍山鎮城子崖就出現了大量用於禮儀的黑陶器皿。尤其是"黑如漆、明如鏡、薄如紙、硬如瓷"的蛋殼陶，不僅工藝精湛，令人嘆為觀止，代表了齊地先民發達的陶藝技術；而且也充分說明瞭齊地先民對禮儀的高度重視。
史前時期的齊文化，不但符合上述四個關於文明起源的要素，而且自成體系，有鮮明的獨立性和區域性，大致是沿著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 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序列，自成系統獨立發展起來的。這標誌著齊地的文化源遠流長，根基深厚，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二 . 史前時期的齊文化是商文化的重要來源和中心。
關於殷商文化的起源問題，歷來眾說紛紜。很多專家認為，史前時期的齊文化，特別是龍山文化，是殷商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源頭。徐中舒先生認為，小屯文化來 源於環渤海灣一帶；胡厚選先生認為商文化中的占卜，直接起源於"東方之陶文化"；張光直先生指出殷商的統治者，是來自於東夷的一個政治集團。
殷商時期，齊地是殷商文化高度發達的中心區域。三四十年代發掘的青州蘇埠屯商代墓、 2003 年濟南大辛莊商代遺址發現的甲骨文都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尤其是濟南大辛莊的甲骨文，是自殷墟首次發現甲骨文 104 年之後的第二次發現，被李學勤先生稱為是"具有界標意義"的"歷史性重大發現"，震驚了我國考古學界。這也充分證明了殷商時期這一帶很可能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商文化中心。
三 . 春秋時期的齊桓稱霸為中華大一統作出了巨大貢獻。
春秋時期的齊桓稱霸，在春秋文化史上有三大貢獻。一是給齊國帶來了半個世紀的繁榮穩定，奠定了齊國成為東方大國的基石，扭轉了魯強齊弱的局面，並為文化 中心由魯到齊的轉移奠定了基礎；二是促進了夷夏文化、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三是北征戎狄，目的是為了遏制北方落後民族對中原先進文化的掠奪性破壞。荊楚 受盟，邢、衛重封，是在尊王的旗幟下，把當時的諸侯國組織起來，並逐漸消除諸侯國之間的界限，這是統一中華民族的一個步驟。
四 . 戰國時期的稷下學宮、百家爭鳴奠定了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的基礎。
戰國諸子學術的繁榮，是先秦思想學術文化臻於極盛的重要標誌，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源頭，是中國文化之根所在。而其發生發展之中心區域即在齊魯之地。尤其是 齊，影響甚大。諸子各家及其代表人物，多半出於齊或受齊之重大影響。儒家的孔孟，雖是鄒魯之人，但都與齊國關係密切。孔子在齊十三年，孟子在齊二十二年。 荀子雖是趙人，但年十五即遊學於齊之稷下，曾三為祭酒，最為老師，其學術亦成於齊國。道家的老、莊，雖然也不是齊人，但其思想源出姜太公對商代伊尹的繼 承。特別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一派--黃老之學的形成和發展，則主要是在齊國稷下完成的。齊人田駢及一大批齊之稷下先生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法家與齊國的關係 更是源遠流長，甚為密切。學術界多有論者提出：法家與兵家同淵源於姜太公；而管仲則是春秋時期法家的先驅人物，齊法家（管仲學派）直接影響了荀子，直至法 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學生韓非和李斯。另外，戰國陰陽家之代表人物鄒衍是齊人；名家之公孫龍曾游齊之稷下，而尹文、田巴等名家學者，則都是齊之稷下先生。 由上述可知，齊國稷下學宮作為戰國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作為中華民族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五 . 先秦時期的齊兵學是中國古代軍事文化的典型代表。
兵學發達，為先秦文化一大特色，其輝煌成就多為齊人所創。中國古代兵書有十大兵書，先秦時代有六種，即《六韜》、《司馬法》、《孫子兵法》、《孫臏兵 法》、《吳子兵法》、《尉繚子》，而前四種皆為齊人所著；北宋神宗年間，官修《武經七書》亦將《六韜》、《司馬法》、《孫子兵法》列入其中。《管子》、 《荀子》、《魯連子》等書中都載有重要的兵學內容。齊人中的軍事家，除享譽世界的孫武外，像姜太公、管仲、司馬穰苴、孫臏、田單，乃至田忌、齊威王都是卓 爾不群，照耀中國軍事史的人物。
六 . 秦代的齊文化對秦代全國的政治、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
齊文化對秦代全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形成於齊稷下的陰陽五行家的五德終始說成為秦統一和立法的理論依據。二是秦始皇對 齊地的迷戀和對齊方士的輕信，對秦的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共有四次巡狩，其中三次東巡都以齊地為中心；他最相信齊國方士，為求長生不死 之藥，曾派徐福入海，促進了秦代與海外的交流；正是因為他重用方士，造成了燕齊方士千數人入咸陽的局面，使齊方士由民間走進朝廷。三是秦始皇與方士之間的 矛盾，直接引發了"焚書坑儒"。齊人淳於越的直諫和方士的欺騙，導致了這位剛愎自用的暴君，將一部分儒生、方士坑掉。
七 . 西漢前期的齊文化對西漢全國的政治、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
齊文化對西漢前期全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形成於齊國稷下的黃老之學，成為漢初統治者的治國思想。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就是黃老思想指導 下的產物。二是齊地學者對漢初經學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劉邦重用齊儒叔孫通制朝儀，反映了齊地經學之盛；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後，經學傳授復盛，一時 大師雲集，其中多為齊人，幾成壟斷之勢。《史記儒林列傳》記載，五經八師中，有四位（轅固、伏生、田生、胡毋生）是齊人。錢穆先生考證，漢初經學博士十二 人，其中六人是齊人。
八 .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齊文化與魯文化一起，共同構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
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成為全國中央集權大一統下的統治思想，從此儒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主幹。獨尊儒術不僅是魯 文化的勝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齊文化通過對儒學的巨大影響，走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位置，說齊魯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也是從這個角度講的。
其一，齊魯文化在秦漢時期思想文化領域的主要呈現方式是齊、魯之學，而齊學與魯學各有所長。齊地的儒學，受神仙方術和黃老道家的巨大影響，其趨時求合的特點十分突出，比起魯學，齊學更能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和口味。
其二，董仲舒是齊學公羊學大師。董仲舒雖是趙人，但求學於齊。他既得孔學真傳，又深得齊學之教，所以能在新的大一統社會文化環境中，博採百家，融通齊魯，推動儒學發展。
其三，董仲舒的學說，既推明孔子，闡揚仁學，又採齊學之陰陽五行，大講天人感應、陰陽災異。而且還吸收了墨家、法家尚同、法治等思想，從而將儒學改鑄成新的學說，並使儒學登堂入室，發展成為歷代統治者的政治工具和所秉承的圭臬。
九 . 齊文化是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的重要來源。
道教產生於漢末，是中國唯一產生於本土的宗教。其思想的主要來源有五個，都與齊文化密切相關。
道教的思想來源之一是古代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其直接來源是齊地文化中的八神崇拜。
道教的思想來源之二是戰國秦漢時期齊、燕的神仙傳說和方士方術。
道教的思想來源之三是楚地的老莊之學和齊地的黃老之學。
道教的思想來源之四是齊地的陰陽五行學說。
道教的思想來源之五是古代醫學，而齊地醫學最發達。
十 . 齊都臨淄是中國早期城市發展史上最大、最繁榮的商業型大都市。
春秋時期的臨淄是當時全國著名的城市之一。據《齊語》和《管子•小匡》記載，當時的齊都臨淄共有二十一鄉，士農之鄉十五，工商之鄉六，有四萬餘戶居民，六千商戶。
戰國時期的臨淄是當時全國最大、最繁榮的商業型大都市。據《戰國策》和《史記》記載，臨淄居民多達 7 萬餘戶 , 家家富足殷實 , 無不吹竽鼓瑟 , 敲筑彈琴 , 鬥雞走狗 , 六博蹴鞠 , 歌舞歡娛 , 遊戲取樂 ; 臨淄街道上 , 車轂擊 , 人肩摩 , 一派物豐人足 , 志高氣揚的景象。
西漢初年的臨淄仍然是全國聞名的城市。臨淄有戶 10 萬 , 人口不下 50 萬，臨淄城每天"市租千金" , 居民富足 , "巨於長安" , 被稱為全國最富庶的地方。漢朝有"五都"的稱號 , 臨淄是其中之一 , 因此有"西有長安 , 東有臨淄"的傳統稱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