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大陸導演謝晉逝世，不少悼念文章都提到他在文革中的坎坷遭遇，但謝晉在文革後能復出執導，拍攝了多部膾炙人口的電影，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相較之下，比謝晉更早成名的臺灣籍導演何非光，其際遇更令人感慨。何非光早於四十年代執導抗日名片《東亞之光》而成為傳誦一時的愛國導演，中共上臺後，他以為可繼續在大陸發展其電影事業，結果換來三十年淒苦屈辱的歲月，臨終前，不但未能踏上回鄉之路，還赫然發現自己的成名作《東亞之光》被改頭變面！
本名何德旺的何非光，一九一三年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中市，父親開設輾米廠，家境原屬富裕，小學畢業後，家人把他送往日本升讀中學。何非光從小目睹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壓和剝削，民族意識強烈，加上兄長因批評日本政府而遇害，父親的生意也因不公平的政策而致家道中落，他於一九二八年輟學回到臺中，兩年後更隻身偷渡往上海發展，寄住早年已到上海電影界謀生的好友羅克朋家中。
何非光偶然有機會在一部電影中擔任替身，出色的表現得到導演兼男主角蔣君超賞識，推薦他加入聯華電影公司，自此，他便以「何非光」這名字踏上從影之路。一九三三至三五年間，何非光參演了多部電影，大多飾演反派角色，因而闖出了反派小生的名號，且因在電影《惡鄰》中扮演一名漢奸，而令在上海租界的日本政府頗為惱怒，進而注意到何非光此人，查出他五年前到上海是用跳船的方式，並無日本發出的護照，於是在三五年底把他遣送回臺灣，到臺後還被關了一個多星期，才被家人保釋出來，趕上見他母親的最後一面。
一九三六年，何非光在姊姊的資助下再度到日本留學，進入日本大學藝術系的有聲映畫專科，學習有聲電影的拍攝和錄音的技術。同年十二月，他再次以偷渡的方式抵達上海，獲西北電影公司聘用，主演《塞北風雲》。
中日戰爭爆發後，何非光到重慶加入當時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最初兩年以演出為主，後來轉當編劇和導演，第一部編導的作品是以抗戰為主題的《保家鄉》，公映後得到不少讚賞。第二部作品便是他的成名作《東亞之光》。這部電影的意念和手法都十分創新，是以半記錄片形式，拍攝重慶「博愛村」戰俘收容所內的情況，由日本戰俘現身說法，表達他們對戰爭的反思及對和平的嚮往。由於何非光對日本人複雜的民族性有深切瞭解，深信這樣傳達反戰訊息，能起更大的效果。何非光花了一個多月時間，親自住進戰俘營體驗考察，和戰俘們一起生活，從中挑選合適的戰俘在片中演出。然而，拍期間遇到不少阻滯，先是其中一名參演的日本戰俘突然暴斃，狀似中毒身亡，又有兩名戰俘在拍攝時趁機逃跑，其後影棚還遭空襲，部作器材被炸毀，當時不少人都估計是日本人從中作梗，阻撓這部電影面世。
經歷重重險阻的《東亞之光》，終於在四０年底首映，各方好評如潮，且被送到美國放映。這電影至今仍為不少影評人稱許，譽為抗戰電影中的經典之作。大陸《電影藝術》雜誌０五年一篇對《東亞之光》的評論指出：「如此高的紀實程度在之前的中國電影史尚無先例。高度紀實給《東亞之光》帶來了空前的真實效應和熱烈的觀影反響，也使紀實性故事片的紀實性拓展達到了極致。」
一九四一年，何非光應香港的南洋電影公司邀請，到香港執導電影《新生命》，完成後不久香港便淪陷，他只好再次回到重慶，接著編導了《氣壯山河》、《血濺櫻花》等抗日愛國電影。他於一九四二年與一起逃難到重慶的朱嘉衛結婚，婚後共育有四名子女。抗日戰爭結束後，何非光先後在上海和香港執導了《某夫人》、《蘆花翻白燕子飛》、《出賣影子的人》等多部電影。他於一九四八年曾回到臺灣，為西北電影公司拍攝影片《花蓮港》，這是以臺灣高山族一個愛情故事為題材的大製作，他當時以名電影導演之姿回到故里，受到當地民眾熱情歡迎。一個月後，拍攝工作結束，他也隨著劇組返回上海，沒料到這次就是他與故鄉的最後道別。
中共四九年上臺後，何非光在大陸的情況撲朔迷離，傳聞零碎而矛盾，有傳他「投共參軍」、也有說他「被勞改死在東北」。直至九十年代中，何非光這名字才再浮現，他女兒何琳近年完成了一本敘述何非光生平的書──《銀海浮沉》，交由臺中文化局出版，外界才對何非光的一生有較多的瞭解。
何琳在書中反駁海峽兩岸一些電影人對何非光的誣蔑和誤會，表示父親一向以國家民族利益至上，只想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卻人為地虛構成一個政治背景複雜的人。國民黨撤出上海後，父親原本有機會帶同家人前往香港，但事業心重的父親由於還有一部電影的後期工作未完成，加上他對形勢判斷錯誤，天真地以為即使政權易手，大陸的影圈仍有其立足之地，所以決定留在上海。其後由左翼勢力成立的上海電影戲劇工作者協會，認定何非光為國民黨重用的導演，背景不良，一直拒絕接受他為會員。
後經朋友介紹，何非光加入解放軍文工團當戲劇教員，五０年六月更隨軍到朝鮮半島拍攝韓戰記錄片，至五一年才調回北京。何非光以為這樣的表現就可擺脫「反動軍官」、「臺灣特務」等不利他的傳聞，早日重投導演工作。可事與願違，他只能轉到解放軍西北軍區後勤部的文工團工作。由於軍隊重整，何非光一家於五四年從蘭州返回上海生活，轉到一些地方劇團擔任特約編導，這次機會讓何非光對前景重燃希望，他編寫的滑稽戲《三毛學生意》在五八年被選為全國優秀劇本，還被改編成電影，但他的努力無助他重返影圈，同年更被控反革命罪，當局指他曾拍攝國民黨主導的反動電影，判他在家裡接受民眾管制兩年。此後，何非光一家生活陷於困境。
文革風暴驟至，何非光和家人的遭遇更淒慘，不但他本人被批鬥得死去活來，在北京芭蕾舞學校畢業的大女兒何琳下放至井岡山，大女婿更被迫Hai致死，遠赴新疆參加建設兵團的小女兒遭批鬥至幾乎喪命，小兒子未足十六歲亦被剝奪升學權利，下放江西農村。何非光到七九年才得到平反，被安排到上海文史館當研究員，但上海電影協會仍把他拒於門外，不讓他參與電影界的活動。在今年臺灣金馬獎取得終身成就獎的電影歷史學者黃仁，九三年曾專程到上海尋找何非光下落，上海影協竟說他早已去逝，黃仁九六年到廣州參加中港台電影研討會，在會上宣讀論文時便提到何非光不在人世，碰巧當時何非光在場，他在會後走向黃仁自我介紹，使黃仁大吃一驚。
大陸當局一直以何非光在臺灣的一等親（父母或兄弟姐妹）已去逝為由，拒絕他赴臺探親的申請。其後得到大陸一些電影歷史學者熱心幫助，何非光在電影界的成就再次受到肯定，臺灣導演李行和臺灣電影資料館亦作出很大的努力，令何非光回臺鄉省親的心願漸露曙光，可是層層報批的官僚手續尚未完成，何非光就在九七年底病逝，終年八十四歲。家人認為，他突然病發，可能跟他看到自己的成名《東亞之光》再度遭改頭換面有關。
上海電影史學者，亦是何非光的生前好友戴中孚透露，在一九九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北京舉辦的抗戰電影研討會放映了《東亞之光》，到場觀影的何非光發現電影開頭的一節片段不是他拍攝的，後經查究，原來中國電影資料館人員工作粗疏，在復修《東亞之光》時，發現缺失了開頭的片段，便誤把日本人宣揚「大東亞共榮圈」的同名記錄片《東亞之光》的開頭片段接上去，張冠李戴，這個錯誤還不止於此，北京文聯在九十年代出版了一套《中國新文藝大系》，當中電影冊收集的《東亞之光》劇本，第一部分記載的，仍根據錯誤的復修版本來撰寫，牛頭不對馬嘴，一錯再錯。而何非光病發前，此書剛送到他手裡！
何琳憤慨地指出：這個錯誤是不會被更正的，那《大系》的電影冊九六年十月在北京第一次印刷發行了七百冊，編者稀裡糊塗地編，讀者也就稀裡糊塗地看，時代不同了，沒有人會再挖文章裡的「政治內容」加以上綱上線了。
香港影評人羅卡對何非光的導演風格曾有這樣的評語：首先注意到的是何非光那多地域、多文化背景的特色，已滲透於其作品中，他似乎對跨種族文化的題材情有獨鍾。其次是他製作的才幹，應變力強，在不同的製作條件，哪怕是惡劣的環境下仍能有效地完成．．．．．
戴中孚追憶好友時說，何非光是一個心態很開放的人，也很善良，非常熱愛電影，他的電影夢從沒有停過。在九七年去世前，何非光曾跟他說，很想拍一部反映海外華人情況，類似中國移民發展史的電影，但這也只能成為他另一個未了的心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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