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區梨園地區，在某小區外的空地上，每天都會有幾輛機動三輪車前來倒垃圾，而每隔兩三天便會就地焚燒一次，每到這個時候，濃煙就會夾雜著刺鼻的氣味蔓延開來。
北京昌平區小湯山鎮官牛坊，附近奶牛養殖場的奶牛每天都在垃圾堆上覓食（王久良攝）
垃圾圍城，一個攝影師眼中的映像
拒用一次性用具，拒吃漢堡，王久良認為，造成垃圾圍城的根源是消費至上。
騎著摩托追蹤垃圾車，找到周邊垃圾場的位置，再把它們在地圖上標注出來。沒多久，王久良發現，地圖上數百個密密麻麻的小圓點竟把祖國的首都團團實實包圍了起來
野火、濃煙，伴隨的是刺鼻的氣味，數百米外的居民樓在灰色的煙霧中迎接著清晨的到來。在這片小區旁邊的空地上，每天都有數輛三輪車來這裡傾倒垃圾。每隔兩三天，這裡的垃圾都會傾倒焚燒一次。
河邊是一片散發著臭味的垃圾場，紅的、白的、黃的、灰的、黑的，各色垃圾堆滿了一地。附近養殖場的幾頭奶牛每天都踱步來到小河邊喝水，喝足水的奶牛習慣性地來到垃圾場上咬咬啃啃，搜尋著可吃的東西。
這不是張藝謀電影裡的窮鄉僻壤，也不是賈樟柯關注的邊遠小縣，這是王久良相機鏡頭裡的北京。在2009年12月的廣東連州國際攝影家年展上，自由攝影師王久良以一組《垃圾圍城》的作品獲得了年度傑出藝術家金獎。
「還差5000公里，就趕上二萬五千里長征了」，為了這組作品的出爐，這個曾賣過菜、做過培訓、開過手機店的「半路出家」攝影師騎著摩托車和他的記錄片攝影師樊雪崧繞著北京城轉了7500公里。住最便宜的旅館，吃最簡單的食物，只為拍攝一個又一個垃圾場，只為告訴人們，北京城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背後的一面。
垃圾就在我們身邊
「用一個塑料袋裝好，拿到樓下扔進小區的垃圾桶裡。然後，垃圾就與我再沒有什麼關係。」以前，和大多數生活在城市裡的人一樣，王久良從沒留意身邊的垃圾去了哪裡。大學四年，他無數次騎著心愛的宗申越野摩託疾馳在京郊的曠野，任由一個個填滿各色垃圾的大坑在眼前滑過，潛意識中「這是環衛人員干的活。」
直到2008年，這位當時對中國民俗文化入了迷的年輕攝影師，為了創作一部名叫《鬼神信仰》的觀念攝影作品回到了老家安丘的田間地頭。
「汶水澄清絕點埃，牟山擁翠夕陽開」，古人曾陶醉於當地的青山綠水。在王久良的記憶裡，家鄉是小小的水塘，魚和蝌蚪不時出沒，旁邊傳來蛙鳴陣陣。但此時呈現在他眼前的，卻是無處不見的廢棄農藥包裝塑料袋。
「當有一個東西突然震撼你內心的時候，你才真正地認識到這個問題，真正地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王久良的腦海裡驀然閃現出曾見過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場──一個關於垃圾題材的拍攝計畫開始醞釀。
騎著摩托追蹤垃圾車，找到周邊垃圾場的位置，然後在GOOGLEEARTH上弄清楚它們的形態，再把類似模樣的圖塊都標注出來。沒多久，王久良發現，地圖上數百個密密麻麻的小圓點竟把祖國的首都團團實實包圍了起來。
從通州、朝陽到豐臺，從昌平、海淀到門頭溝，王久良按地圖上的記號駛入一個個垃圾場。在那裡，他看到了「一幕幕超現實的電影」：一對對新人在臭氣衝天的溫榆河邊拍攝婚紗照，擺出各種造型；一位新娘抓住的綿羊，剛從垃圾堆中爬出來；垃圾場周圍的居民向他抱怨，為了逃避令人作嘔的惡臭，夏天根本不敢打開窗戶，每次家裡打藥之後，就是一地蒼蠅的屍體；在梨園某小區附近一個漂浮著塑料袋和各種異物的臭水塘邊，王久良還親眼看見有人閑情自得地在墨綠髮臭的水中垂釣。面對魚是否還能食用的詢問，垂釣者不屑一顧：「我才不吃呢。但街邊的小飯館會要」。
有媒體報導，從2001年申辦奧運會成功到2008年7月北京奧運會開幕之前，北京市在環境保護方面共投入了1400億資金。但在王久良的鏡頭裡「垃圾從來沒有離我們遠去」。
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有關部門通過3次航空遙感發現，面積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在4環路以內有4700多個。在王久良的地圖上，400多個黃色的小圓點大多數分布在北京的五環和六環之間。隨著中國各大城市的快速擴張，昨天罕無人跡的郊野，今天就成了車水馬龍的市區。上面蓋房住人，但鮮有人追問地下的真相。據王久良記錄，首都國際機場附近一處垃圾堆在掩埋平整之後，上面赫然建起了一座高檔小學。而在他的另一張照片中，一個正在打地基的建築工地，將地面挖開後，露出的是一層又一層的腐臭垃圾。
「你喝的水，你呼吸的空氣，你吃的食物，或許早就被垃圾污染。」王久良很欣賞電影《瘋狂的石頭》裡紈絝子謝曉盟那句關於城市母體論的戲言，因為「生活在裡面，我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無處逃避」。
誰製造了垃圾圍城
「這組照片不是為了拍垃圾場有多麼髒和臭，而是想探討垃圾周邊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是怎樣的關係」，在拍攝過程中，最讓王久良心痛的是「無良的人心」。
王久良的地圖上標記了400多個垃圾場，而目前北京僅有6座垃圾轉運站、13座垃圾掩埋場和3座綜合處理廠。「大多數都是野垃圾場，數不勝數」。
據王久良調查，北京的「野垃圾場」大多是採沙取土後留下的大坑。一些地方把這些大坑向私人出租賺錢，承租者則把大坑用於傾倒垃圾，一車收取幾十塊費用，這比正規的垃圾掩埋場便宜了不少。但與正規垃圾場相應的垃圾分類、防滲漏、防揚塵等措施比，這些野垃圾場一埋了之，當大坑填滿後，污染很可能使附近地下水和土壤永無寧日。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在北京通州區宋莊鎮管頭村，買主花500元就可以買下一畝地30年的使用權，再聯繫村外的企業，以一車垃圾30至50元的價格收購回填。由於垃圾裡有很多工業鹽棉，埋在地下幾十年也不會腐爛，土地無法耕種。
2009年末，在豐臺區長辛店鎮辛莊村南營西隊又爆出當地村民舉報垃圾車頻頻進村傾倒，三四天之間在村內至少形成了三大片垃圾場的新聞。不堪忍受的村民攔截並扣留了7輛運垃圾的貨車。
在拍攝過程中，王久良不只一次看見印著「北京道路養護集團」或是「環衛」標誌的垃圾車為這些野垃圾場「添磚加瓦」，他覺得十分諷刺。
追蹤垃圾場的誕生壯大的同時，也在見證美好事物的消失：一個收益不錯的魚塘，幾個月後就可能變成了一個垃圾場，因為「倒垃圾比養魚更賺錢」；一片濕地被填埋、整平，直至開發；在GOOGLEEARTH的記錄裡，一個垃圾場所處的位置2005年前還是一片水田。「這些人為了一點點利益就什麼都不顧了」。
揭露真相的拍攝自然觸及不少人利益。順理成章，王久良和記錄片攝影師樊雪崧也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和善的問一聲有沒有記者證，沒有就謝絕拍攝；「好心」的則煞有介事地告知「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別怪我沒告訴你」；他甚至遇到提刀攆、放狗追。後來，王久良總結了審時度勢、默不說話、拍完迅速走人的戰鬥經驗。但在朝陽區孫河鄉的一個垃圾山上，還是被湧過來的十幾個青年團團圍住，揚言要把相機砸爛，逼得他最終刪掉所有照片才脫身。
一次拍攝途中，摩托車打滑，王久良重重摔在了路上，足足滑了七八米遠。這個33歲的小夥子差點當場哭出來，因為覺得自己是那麼微弱、無力，甚至懷疑自己做的一切是否有意義。
「生活就是這樣子，你說我們是逃避，推卸責任，還是勇敢面對，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王久良選擇了後者，「還是那句話，發現了問題，就不要再冷漠。」
燒，還是不燒？是一個問題
據媒體報導，北京日產垃圾1.84萬噸，每年的垃圾產量仍以8%的速度增長。而北京填埋垃圾所耗土地資源相當於每年消耗500畝土地，4年之後現有垃圾場將被全部填滿。而去年4月1日《人民日報》援引住建部的一項調查表明，全國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圍。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佔土地5億平方米，相當於75萬畝。
可用於埋垃圾的土地越來越少，而人們產生的垃圾越來越多。「焚燒」成了政府對付「垃圾圍城」的主流想法。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的相關負責人近日表示，北京現有垃圾「處理方式過於單一，加之目前實現垃圾分類處理有難度，對於北京這樣土地資源緊張的城市，採用焚燒處理，尤為重要」。據統計，垃圾經過焚燒之後體積是原來的五分之一，重量只有原來的十五分之一，可以有效地達到垃圾減容的目的。
2008年7月，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燒廠建成並投入試運行，宣告北京垃圾「焚燒發電時代」的來臨。2009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會負責人表示，要在2015年實現40座設施的建設，其中，將加快5座垃圾焚燒廠的建設。
「我絕不是主燒派。」王久良一直擔心自己的照片會被主燒派當作「焚燒有理」的論據。事實上，關於垃圾焚燒產生二噁英的爭議在現實生活中從來沒有休止過。
在北京，近一年來，不論在海淀的六里屯，還是在昌平的阿蘇衛，凡準備修建垃圾焚燒廠的規劃一旦出臺，都引來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彈。在居民眼裡，即便有關專家一再論證焚燒技術的安全性，但他們也不能迴避中國的垃圾焚燒在垃圾分類等前處理階段遠不如發達國家的事實，「國外一個爐子一天燒幾十噸，我們一天成百上千噸，污染能一樣嗎？而且，大多數時候是拉來就燒」，家住阿蘇衛附近的扶佰勤說。
「為什麼垃圾焚燒廠試運營就進入與人類比較緊密的地方？試什麼？試發電？還是試對周邊有沒有影響？有影響怎麼辦？幾乎是個不可逆的事情。」王久良查過資料，焚燒垃圾會產生近30倍體量的氣體進入大氣，「完全是得不償失」。
但王久良也不承認自己是反燒派。因為他清楚「北京實在沒有這麼多地能夠用來掩埋垃圾」，而整個環衛部門已經超負荷運轉，「處於疲於奔命的狀態」。據統計，北京市現有垃圾處理設施設計總處理能力每天1.03萬噸，缺口約達每天8000餘噸。
「這東西，掩埋有掩埋的不是，焚燒有焚燒的不是。」王久良苦笑道。
或許方向是錯的
「你沒有更好的技術取代它(垃圾焚燒)，除非你不產生垃圾。」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員會的高級工程師王維平曾論證焚燒勢在必行。
因此，王久良把矛頭指向了消費主義，「那只有儘可能少產生垃圾！」他原本是想拍一組消費主義題材的作品，通過作品使人們反思過剩的消費欲，拍攝垃圾只是為那組作品做背景交代，沒想到拍著拍著發現把「背景」拍成了主題。但他仍然認為，消費至上的觀念大行其道，才是當今社會「垃圾圍城」的根本原因。
一次拍攝中，王久良在一個垃圾回收站目睹了重達100噸的肯德基垃圾。這堆小山似的滿印著肯德基爺爺頭像的垃圾被砌成一個規則的長方體，長10米，寬5米，高4米。回收站主人告訴他，他正等著別人來買。幾天後王久良再去那個回收站時，已空空如也。但主人不告訴他垃圾的去向。如今王久良拒絕吃麥當勞和肯德基，哪怕一個漢堡、一根雞翅。因為他不僅擔心那座小山的去向，還不明白生產那100噸垃圾的水和木材是從哪兒運來的。是美國，還是中國？想想他就覺得可怕。
現在住賓館，他再不使用賓館一次性的用具，寧可打赤腳也不穿賓館的一次性拖鞋。邏輯很簡單，「打個比方，一包薯片，你可以選擇吃或不吃；一杯奶茶，也可以選擇喝或不喝。不吃薯片，不喝奶茶，你又死不了。」王久良說。
但在消費主義氾濫的今天，在一切以GDP為導向的時代，王久良這樸素的願望要實現是何其不易。這個山東漢子反問，「難道你不覺得，整個社會的方向或許就是錯的麼？」他希望政府能看到這一點，好好停下來想想，「改變觀念比下狠手處理一兩個垃圾場有用得多」。他也期盼有更多的人能看到他的作品。為此，他放棄了《垃圾圍城》的版權。
自從《垃圾圍城》獲獎後，媒體蜂擁而至，南方一家知名報紙的記者表示可以推薦目前偶爾還要靠圈子裡好友接濟的他當攝影記者。但他婉言謝絕了，因為他還想再說點自己想說的東西。
王久良覺得，自己的事業承載了很多人的希望，這或許就是他的歷史使命。「我看到了一個事實，說出我自己想說的話，壞人心裏有所顧忌，社會變得好一點點，我就覺得這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