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和大家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正在德國展覽的雕塑作品「收租院」是典型的黨文化作品；也可以說這個題目是：我們為什麼必須摒棄、反對「收租院」這樣的作品。
我今天準備分四部分來談：第一，就是「收租院」這部作品它產生的年代，以及在當時的影響和目的；第二，黨文化是什麼？為什麼當代中國的問題不是中國傳統問題，不是中國社會在其它一些方面落後問題，而是共產黨問題；第三我要談的是，為什麼說「收租院」是典型的極權主義的宣傳作品，它的特點是什麼；第四我要談的是，中國政府為什麼在現在把「收租院」這樣的作品拿到德國來展覽，以及德國社會為什麼沒有對這類作品給以足夠的抵制。
我現在就來談第一個問題，「收租院」產生的年代和目的。大家知道，「收租院」它是在一九六五年產生的。一九六五年當時是在六零年前後中國經歷了大躍進前後的人災，人為造成的破壞以後，使中國社會遭到一個重大的創傷。而在當時，在六零年前後，中國餓死了幾百萬人。在這之後，中國共產黨有了一些鬆動，好像後來的改革一樣，對民眾的控制不得不做了一些放鬆。
但是緊接著毛澤東就發出了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來繼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和毛澤東自己的權利。因此實際上六五年產生的「收租院」是階級鬥爭為綱，是政治領先的一個產物。在當時大家都知道，有一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而且在當時從四九年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中國社會所奉行的就是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一切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所以在六五年產生的這個「收租院」它是為階級鬥爭服務的產物，它是政治統帥一切的產物。
這個「收租院」它和當時的很多小說、電影一樣，宣揚的是什麼呢？它宣揚的是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以後，到四九年奪取政權以後，一直所實行的那種階級鬥爭、階級消滅的思想。也就是一切要環繞著共產黨所謂為無產階級來服務。而一切不符合這個政黨，這個所謂階級的，就都要給以消滅。
「收租院」它宣揚的是對地主階級的仇恨。用現在的話來說，也就是對於一切有資產的人，對於一切在社會上可能對共產黨造成威脅和影響的人的專制和仇恨。大家知道劉文彩是做為一個地主的典型。而且在「收租院」這個作品裡，對地主，整個在中國社會的地主這個階層或者這個群體都做了一個非常惡毒的醜化，來激起整個社會對他們的仇恨。
因此六五年產生的這個「收租院」，實際上是階級鬥爭的一個產物。六五年產生的這個「收租院」和當時的八個「樣板戲」一樣，成為典型的黨文化的宣傳作品。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暴發和推進，這幾個作品起了重要的宣傳、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九六六年文革暴發後，紅衛兵到四川串聯，參觀「收租院」成了一個重要的內容。據統計，當時大約有上百萬的紅衛兵到四川參觀過「收租院」的展覽。
大家也知道，就在六五年之後的一年，六六年中國就暴發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而在這個文化大革命裡頭，幾百萬人受到迫害，而很多的人就因此而喪生。從第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到，「收租院」產生它的目的，實際上就是為了共產黨政權服務，為了使共產黨能夠消滅任何不利於它們的族群。
第二，我們說「收租院」是典型的黨文化作品。那麼什麼是黨文化呢？它的特點又是什麼呢？有人說黨文化的特點是大批判，是假大空。基於這種認識，有人甚至把現在人們對於共產黨，對於極權專制及其文化的堅決的、不打折扣的、徹底的拒絕和反對，說成是以黨文化反對黨文化。例如把「大紀元」徹底否定共產黨的《九評》與共產黨六十年代的《九評》平列。事實上這都是不對的。
那麼什麼是黨文化呢？從「收租院」、八個樣板戲等黨文化作品，我們可以看到黨文化的根本特徵是，宣揚一個族群對另外一個族群的排斥、仇恨。煽動一個族群對另外一個族群使用暴力、滅絕、消滅。這種族群仇恨文化的根本特徵是封閉性、排它性。仇恨地主階級，煽動對所謂資產階級的仇恨，是一種黨文化。
那麼不再提階級鬥爭，是否就不再是黨文化了呢？不是。對一切不同思想信仰的人，採取嚴格的排斥、迫害及消滅，這不過是黨文化改變了一種形式。所以即便是在七六年的所謂文革結束後，八十年代到今天，中國的黨文化從來也沒有消退過、改變過。正因為此，所以才會發生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一九九九年開始的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鎮壓。
那麼為什麼黨文化問題不是中國傳統社會產生的呢？這個問題我們也可以這樣提：為什麼中國百年來的問題和災難，不是中國傳統問題，而是共產黨帶來的問題呢？要談黨文化是什麼，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最近一百年以來，人類歷史上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最近一百年以來，人類歷史上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回顧歷史的話，大家都可以看到，是兩個極權主義給人類歷史所帶來的災難。第一個就是希特勒的極權主義，他使得世界產生了二次世界大戰。而在二次世界大戰裡頭，希特勒的法西斯滅絕、殺死了幾百萬猶太人。而且發動世界大戰，使民眾在這次大戰中犧牲了幾千萬人。
而另外一個極權主義：共產黨極權主義。在一九一七年蘇聯誕生了第一個共產黨國家以後，一直到四五年以後，由於冷戰而誕生了一個共產黨陣營。在這個共產黨陣營裡頭，雖然沒有像希特勒那樣發動世界大戰，但是在這個共產黨陣營裡頭，對民眾的迫害造成了上億以上人的死亡。
在蘇聯，一九一七年以後，有大飢荒，有一個一個的運動，到三十年代所謂肅反這些個東西。在中國我們大家也都經歷過，一系列的運動和一系列的災難。單指在中國，從四九年以後到八十年代初，單指共產黨統計的數字，就使我們能夠知道在中國死了、被殘害死幾千萬的人。一個不準確的數字，一個比較保守的數字是八千萬人。但是實際上應該說遭受到波及的比八千萬人還要多。
因此這個現象就使我們看到，在最近一百年以來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就是極權主義，希特勒的這個右的極權主義和共產黨的這個左的極權主義。為此它就引起了人們的思索和反省。對這兩個極權主義，對它們為什麼給人類帶來這麼大的災難，人類究竟在這些方面走了哪些錯誤，能汲取哪些個經驗教訓，很多人對此做了反省。
在這裡我要講的是兩方面最重要的在知識上的反省。一個是在哲學上以卡爾．波普為首的科學哲學，也就是說啟蒙以來的自由主義學派他們的反省。卡爾．波普認為在他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以及《歷史決定論的貧困》裡頭，認為帶給這個社會的這個災難，是一種封閉社會，極權主義是一種封閉社會。它是一種向氏族社會的反原，這樣一種教條的、專制的思想方法，帶給了人類的這種封閉性和一元的極權專制。
而在另外一方面，奧地利的猶太社會學家伯格林，從文化、社會上進行了反省。他認為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法西斯、希特勒的這種極權主義，和共產黨的這種極權主義，追溯它的文化和社會原因，可以說它是一種政治化的宗教，是一種宗教世俗化的產物。
因此這樣兩點的反省，我覺得可以帶給我們一個結論：第一個大家可以從這兩派思想家、社會學家知識份子的反省裡看到，最近一百年以來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極權主義問題，也就是共產黨問題、納粹問題。而這樣兩個問題在西方思想家的反省中可以使我們看到，它是近代化、西化，也就是說是工業化帶來的問題。而不是我們東方社會的那種傳統專制，以及我們東方社會在經濟上所謂落後帶來的災難。
另外一個也可以使我們看到，就是從伯格林和波普的這種反省使我們看到，從哲學上和文化上的反省，實際上他們還是相通的。為什麼呢？波普說它是氏族社會的一個復活，一個在現代社會重新的一種產生這種封閉社會。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一下，的確是只有在氏族社會才會有這種一個族群對於另外一個族群的徹底滅絕、徹底消滅。但是在氏族社會以後的發展中，在我們中國，從氏族社會往後的發展中，在戰國以後的時代裡，我們中國的先人對于氏族社會的這種思想和文化進行了一種反省、思索與揚棄。
所以在這種以氏族社會為特點的這種文化，就是這種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徹底滅絕，實際上可以看到，在我們中國文化中它不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特色。為什麼呢？我們中國的文化固然也有專制，也有黑暗，也有很多滅絕人性的地方。但是從戰國以後，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徹底滅絕，已經被我們揚棄了。
在戰國以後，我們的思想家在孔子以及其他人那裡，通過他們的發展，在中國的哲學裡、思想裡、文化裡是什麼呢？是四海之內皆兄弟，是天涯何處無芳草。是每個族群、每個階級、每一群人裡都有好人、壞人，重要的是在各個群體的人裡，都要有自己來追求一種真、一種善來反省自己、休養自己。尤其是在儒家、道家和佛家裡都有這些「修」的這種思想。因此在中國的文化裡也提出了一種有教無類。大家不要小看這個有教無類，這個無類就是說各個族群的人都可以經過教育來提高自己。而這種有教無類實際上在西方的宗教思想裡它是並不自然的存在著。
另一點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從氏族社會往以後的發展中，在西方，在希臘社會的時候，確實也有對這種氏族社會的封閉性的揚棄。但是希臘思想的一種二分法，使得它後來與沙漠來的猶太教結合起來，而產生了一種新的基督教文化。而這種基督教文化的二元性的特點，就使得它造成了一種一元化的宗教的這種排它性。這個就是造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在中世紀有宗教裁判所，對於不同宗教，對於異端思想的那種裁判，以及對於異教的那種十字軍征伐等這種族群這樣的一些個問題。
西方社會發展到近代的進步，恰恰是這種宗教思想從政治，從一般生活中慢慢退出去，而只還歸於它的精神生活，它的傳統文化生活中。這種退出去，寬容就進來了。但是最近一百年來，尤其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這樣一些個思想，它使得宗教變成了一種世俗化，也就使得這種宗教的二元化思想從新在世俗世界裡得到了一種具體的政治化的實現。這就是伯格林他在基督教文化發展中，尋找當代這種極權主義社會根源他的一個線索。他認為當代是政治化宗教的特點。
我講這樣兩點想說的是什麼呢？就是這個黨文化的特點就是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滅絕。這種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滅絕，它的思想根源、文化根源在於那種二元性的、對立性的這種東西。而這種東西的存在正是近代化帶來的結果。在中國接受近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沒有接受西方好的一面、寬容的一面、自由的一面。而恰恰把西方的宗教這種世俗化和政治化接受過來了。為此也就產生了像「收租院」這樣的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統治。
這裡我在講第二個問題的時候，為什麼說中國的問題不是傳統的問題，而是共產黨問題呢？也可以使我們看到，八九年以後，在西方曾經有兩個比較著名的知識份子，一個是福山，一個是杭廷頓。他們認為極權主義社會已經徹底結束了。福山就認為歷史終結了，從此以後歷史就不會再有這樣一種對立。而杭廷頓更提出來，從此以後世界上存在的將是一種文化的對立、衝突。
但是實際上到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人們發現集權主義社會雖然在八九年共產黨極權崩潰了，但是並沒有徹底滅亡。而且人們看到共產黨這種國家恐怖，和九一一以後出現的那種極端恐怖、個人恐怖是連通的。因此人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實際上近代這一百年以來，對人類產生的災難，以及這些恐怖行動是近代化的一個產物。因為世界的歷史，這種對立和衝突並沒有以八九年的結束而結束。所以我覺得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當前世界這些現象，都可以使我們看到黨文化問題，中共這種極權主義的問題帶給我們的依然是一種最大的危險。
那麼我就要來講一下第三個問題，為什麼說「收租院」是極權主義文化的一個產物？在第一個問題裡我已經講了，「收租院」它宣揚的是一個族群對另外一個族群的痛恨，一個族群對另外一個族群的那種對抗，甚至號召人們去滅絕它的這種行動。那麼實際上收租院這個東西它和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相容的。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不是要號召窮人把富人去滅絕了，並不是號召有這種思想的人把另外一種思想的人全部去滅絕。
我們中國文化裡對黨這個名稱說是用「尚」、「黑」這兩個字組成的。因此在中國文化裡對這種這樣聚集在一起的黨是蔑視的，是摒棄的。所以「收租院」這個文化就是這樣一種產物。大家可以看到它根本不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產物。
我再要講一下「收租院」這個作品它的特點是什麼呢？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它的創作手法和我們中國傳統的歌曲，或者傳統的小說，或者是我們大家都能看到的傳統的戲劇京劇，那些人物啊，那些劇情啊有很大的區別。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在中國的傳統裡並不是像「收租院」這樣。「收租院」它用的是一種二分法，這種二分法決定了它這種階級分析法的一種思想基礎。這樣的一種二分法就像你信仰這個宗教的人是好人，不信仰這個的都是壞人。這個二分法就是你是這個族群的，就是你是雅利安人你就都是好人，你是猶太人就都是壞人。但是這種方法，我剛才講了，在我們中國來說並不是這樣。
第二，「收租院」這個東西它所用的藝術的一種方法，它是什麼呢？大家可以看到，「收租院」這個作品它用的藝術方法是一種完全的意識形態化，也就是說完全政治化。所謂完全意識形態化、政治化就是說如果你是壞人的話，大家可以看看「收租院」，你的臉譜，你的形象，你的舉止在這個作品裡你就都是醜惡的，都是醜陋的，你就沒有一點好。因此這個東西，「收租院」就是我們現在所要講的假大空，就是我們所講的那種臉譜化、極端化、片面化的產物。這樣一種臉譜化、極端化、片面化，實際上正是政治宣傳的產物。
第三，「收租院」這樣的作品它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呢？它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培養一種仇恨情緒，一種敵對情緒。這種仇恨情緒、敵對情緒，大家都看到在「收租院」裡它反映的是對地主階級，也就是說在「收租院」裡頭它反映的是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的精神。而這樣一種仇恨和敵對情緒，在共產黨社會裏從來也沒有滅絕過。
在六十年代的時候它是這樣一種階級，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後，它又反映成別的另外一種形式。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後，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黨對於三自教會，對於法輪功學員這些鎮壓，都是只要你不符合共產黨的思想，你不符合對共產黨的那種擁護和信仰的話，那麼你就屬於另外一個族群，這個社會就要把你滅絕，就要對你仇恨。因此「收租院」在這點上和到現在為止，它宣揚的一直都是這樣一種敵對、仇恨情緒。
那麼第四點我們就可以看到，「收租院」這個東西它現在拿到德國來展覽，它是做為一種藝術作品來展覽的。但是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收租院」做為一種所謂藝術作品，它沒有任何先進的、新的手法。它只是運用了西方雕塑的一些技術，把這些雕塑的技術拿來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服務。
而「收租院」它的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它根本沒有創作者的自我，創作者的性格，也沒有那些創作者個人對於生活的感受和對於生活的認識。而整個這部作品它實際上就是創作者秉承統治者的意志，為了統治者的目的，為了統治者的那種題目去服務。
所以「收租院」我可以說它根本就不是一種藝術作品，而只是一種宣傳。如果說它是藝術，那麼可以說它是一種宣傳藝術。事實上那些參與雕塑的人，大家知道也都是奉命而做的。
那麼在這裡我就想來談一下第四點，為什麼中國政府現在把「收租院」這樣一個東西拿到德國來展覽？為什麼在所謂改革開放以後，所謂中國的經濟有了發展以後，所謂中國共產黨標榜自己有了一些變化以後，還會拿這樣一個作品到德國來呢？
原來這個現象就可以使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在過去六十年來，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改變。這種實質上的改變，我所說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它們對於權利的那種攫取、佔有的慾望，中國共產黨它們那種極權專制的本性，包括共產黨對於任何異議於它們思想，就是不同意它們思想，它們認為可能對它們造成威脅的人的那種殘酷性，在這上面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的改變。我們為什麼這麼說？就是因為「收租院」宣揚的那種仇恨，那種滅絕，那種對於另外一個族群的殘忍的那種東西，在中國共產黨現在來說還都存在。
所不同的是什麼呢？所不同是由於社會經過了六十年的變遷，由於社會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經和在四九年那個時候的世界不一樣了。在這樣一個不同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又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所以它只好用不同的手法來對待民眾。而這不同的手法裡最根本的它並沒有變，那就是政治第一，政權第一。
這裡我覺得很典型的就是兩個現象，一個是八九年為什麼鄧小平會毫不留情的在天安門廣場上鎮壓民眾。那個現象就說明當民眾不同的聲音觸犯到它的權利的時候，它就會像四九年對地主階級的鎮壓一樣；像五七年對右派鎮壓一樣；像六六年搞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對不同意見的人士的鎮壓一樣，毫不留情的採取鎮壓行動。
如果經過了八九那次鎮壓，中國民眾還認為共產黨可能會改變的話，那麼九九年共產黨對於法輪功的鎮壓就再次使人們看到，只要有不同的思想，只要有超越了共產黨所謂的那種觸到了它們權利的那條紅線的話，它們就一定會毫不留情。
正是在這點上沒有改變，也就是說今天的胡錦濤它們對異議人士，對於那些任何持有不同思想的人的殘酷鎮壓的那種共產黨的本性，和冷戰時期一樣，沒有任何改變。
所以他們在今天才會繼續把「收租院」這樣的作品拿到德國來。所以今天胡錦濤這個共產黨統治集團，它們沒有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任何一種所謂現在看來已經落後，已經被淘汰的作品有任何反省和否定。這也是因為它們的本性沒有改變。
實際上應該說「收租院」這樣的東西拿到德國展覽，在德國社會他是違背了德國的憲法的。因為德國憲法的第一條就是人權，就是個人的權利。這個人權，任何族群、任何信仰、任何種族、任何階級的人都享有個人的人權。然而「收租院」這個東西，它是宣揚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仇恨的，它是宣揚對於地主整個階級的人權的剝奪的。
那麼這樣一個東西為什麼拿到德國社會來，沒有引起德國社會的足夠重視呢？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前面所講的，共產黨它是來自西方的，那個黨文化也是來自西方的。因此它在這樣一個社會裏，還有它的親緣，還有和它有血統相連的那些個人，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還因為「收租院」這樣的東西，在德國這樣一個社會，在近代化、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它還有它的另外的一面，那就是那些勢力的地方，那些追逐錢財、追逐資本的地方。而那樣的一些人，他們和共產黨的結合就使得他們能夠攫取利益。而正是這樣一些人在這個社會裏他們迎合共產黨，和共產黨來做買賣，而利用共產黨對中國民眾的剝削，它們自己也能分一杯羹。還有一些人是比較麻痺的情況下，「收租院」進入到德國。
但是已經引起了強烈的批評，而這個批評我認為還會進展下去。在這個社會我們大家一起來推動這種批評，抵制和反對「收租院」這樣的黨文化的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我認為整個世界也就繼續往前推進了。而整個這個世界推進的過程，就使得世界上殘存的那些共產黨極權主義也無藏身之地了。
我還要講一點，就是這個「收租院」現在在西方社會引起了強烈的批評，而沒有引起足夠的抵制。它另外一個啟發我們的也是在西方社會，我們要親自參與對我們中國人人權維護的推動。這裡我要講一句，就是最近在阿根廷、在西班牙對於江澤民、羅干集團的起訴和判決。
這個判決和我們今天對待「收租院」這個問題實際上有很多相同性。為什麼說呢？就是因為我前面所講的，這個黨文化，這個一個族群對另外一個族群的滅絕，對它的抵制和反對，也是在最近一百年以來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人們的警惕，以及人們強有力的抵制和反對的。
這裡一個典型的現象就是二次大戰以後，人類第一次建立了紐倫堡法庭，對於這種反人類罪的審判。在這之後又不斷繼續進行了各種嘗試，例如在海牙建立國際法庭，對於南斯拉夫米洛塞維奇反人類罪的審判。但是大家知道，對於黨文化，對於極權主義帶來的反人類行為，如何能在國際社會對它們進行更有效的抵制，以及如何使這種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這種滅絕，在國際社會能夠對它們進行有效的審判，這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像二次大戰以後，在紐倫堡建立國際法庭審判戰犯那樣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能夠來推動這個。現在西班牙、阿根廷都已經開始了這個嘗試。
我相信經過我們的努力，經過我們對於反人類罪，對於反人類藝術宣傳作品的抵制，我們也能夠取得長足的進步。那個時候我覺得國際上也會建立一個類似紐倫堡法庭的對於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國家所發生的反人類罪，都可以通過國際社會的有效審判來給予制裁。這樣一種現象，我們大家已經看到國際上有很大的推進，在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嘗試，以及在歐共體經常用歐共體人權法庭，就是這種人權委員會來解決各個國家的人權問題的努力和推動。所以「收租院」今天在德國的展覽，使我們看到我們對它的抵制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這個抵制能使我們推動很多根本性的改變。
以上就是我對「收租院」在四十多年以後來到德國重新展覽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