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對國民政府及蔣介石造成幾乎滅國的影響，而蔣介石對張學良的軟禁，相較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陳毅等人的軟禁，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張學良沒被「住牛棚」，沒被強迫去參加「勞動改造」、參加勞動，去像被充軍、發配邊疆的犯人一樣服苦役。張學良除了在肉體上沒像彭德懷、賀龍、陳毅等人那樣受到非人的摧殘外，在精神方面他也沒像大陸的老帥們那樣在批鬥大會上遭受大庭廣眾之下的當眾污辱，也沒在批判會之類的會議上乖乖地在大庭廣眾之下自我作賤、自我污辱、自己批判自己、作所謂的檢討，大陸的老帥們在人格尊嚴上所受的污辱遠比張學良重，而張學良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人格尊嚴，相較領導者的胸襟高下立判。
中共反叛者的下場：
1969年3月至8月間，中蘇邊境接連爆發了幾起衝突事件，之後，大軍壓境的蘇聯於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國等國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突然襲擊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中國開展了防範「新沙皇」侵華戰爭的緊張戰備和疏散在京中央領導人的工作。
中央發出疏散令
從1969年3月初開始，全國戰備緊鑼密鼓開展起來。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打倒新沙皇！》其中說：「不管你們來多少人，不管你們聯合什麼人一起來，我們都要把你們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
到8月2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布命令，要求邊疆地區革委會、人民解放軍駐邊疆地區部隊，充分作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隨時準備對付武裝挑釁，防止敵人突然襲擊。命令說，黨中央命令你們充分作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隨時準備粉碎美帝、蘇修的武裝挑釁。防止它們的突然襲擊」。命令還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業的群眾組織，停止武鬥，實行歸口大聯合，堅決執行「七二三佈告」(7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佈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區制止武鬥、懲辦壞人，恢復生產與工作)，大力支持前線，絕對不允許任何人衝擊解放軍；要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八二八命令」的發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鬥爭、武鬥和打砸搶等混亂局面的地區。
從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資，是當時全國各地普遍開展的重要戰備活動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黨政機關，以及北京主要單位、學校，包括其家屬，被緊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暫時先疏散至郊區。文化部所屬機關、學校、劇團和文聯、作家協會去湖北咸寧，其它協會去沙城。邊境地區的軍政機關，如黑龍江黑河地區的革委會、軍分區也向內地遷移，吉林市計畫將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農村。
許多高校也緊急遷出城市。北京大學的一部分疏散到漢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陽湖畔，北師大師生疏散到西郊東方紅煉油廠，中國科技大學遷往合肥。中央廣播學院遷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學院遷到湖北潛江。北京農業大學先遷河北涿縣，後遷到陝西甘泉。
離開「牛棚」不久的中國曲協副主席、作家陶鈍這樣回憶：「北京市內一片慌亂，一些外地有關係的住戶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舊傢俱的店舖，以賤價收購了大量的傢俱。我把各家的人叫了來，把大衣櫥、樟木箱子、書架，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選集都裝箱運回鄉下。舊傢俱價錢落到大立櫥20元，寫字桌10餘元，一個彈簧單人床墊子才賣了12元。」作家陳白塵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在北京站登火車時，「秩序大亂，猶如逃難的難民」。韋韜回憶說：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閑雜人員」、「危險分子」統統疏送到內地去「監護」；把業務已停專事斗批改的機關單位，統統遷往農村，或辦「五七干校」，或插隊落戶；把各部門各單位的重要檔案、文件、珍貴數據，集中裝箱運往「三線」保存」。
10月14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志，於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通知說：為了適應反侵略戰爭的需要，應付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經中央討論決定：中央機關集中到北京郊區戰備地下指揮部辦公，由周恩來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到武漢主持全國的大政方針，林彪到蘇州負責戰備。同時，中央領導人及原中央負責人也相應疏散。同日，毛澤東離京去武漢。
老同志沿京廣線安排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會在新落成的首都體育館舉行包括體操、排球、籃球和乒乓球在內的體育表演晚會，觀眾近2萬人，其中被邀請觀看的外賓有2000餘人，董必武、朱德、鄧子恢、陳雲、李富春、張鼎丞、陳毅、葉劍英、陳奇涵、王震、彭紹輝等應邀參加。會前，他們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晚會請務必出席。
在休息室裡，周恩來向他們宣布了戰備疏散的決定，並宣布了他們的疏散地點。他還囑咐一定要帶夫人去，原北京的住處均保留不動。
對於被監護的對象，則是單獨通知的。
10月15日，中辦主任汪東興派人把陶鑄的妻子曾志找去，說：「北京要緊急疏散，可能要爆發戰爭，陶鑄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麼辦自己決定，隨陶鑄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鑄，陶鑄沉思良久，決定不讓曾志去：「你千萬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幫不上忙，何苦再犧牲你……」
17日，汪東興來到福祿居，通知劉少奇的幾個衛士：「中央有個決定，把劉少奇轉移到外地去休息，到開封。」衛士進臥室對劉少奇說了，劉少奇一言不發。護士用蘸了紫藥水的棉簽在紙上寫道：「中央決定把你轉到另一個地方去休息。」劉扭頭不看。
老同志大多數被安排在京廣線及其附近地區，毛澤東說：「萬一打起仗來，要找的時候，我還離不了這些人呢。這些人還用得著，我還要他們呢。」
經過個別調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去廣州；張聞天去肇慶；陳雲、王震及鄧小平去南昌；陳毅去石家莊；徐向前及劉少奇去開封；聶榮臻去邯鄲；劉伯承去武漢(後轉上海)；葉劍英、曾山去長沙；鄧子恢去南寧(後轉桂林)；譚震林去桂林；陶鑄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陽，而彭真、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劉瀾濤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時還被要求，離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繳；離京以後，凡是絕密文件一律不發；各人參加所在地工廠、農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別的老同志接觸；不經中央批准，不允許重返北京。
一些部級高幹也被疏散：何長工去江西峽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運倉招待所的宋任窮、黃火青、黃歐東、陳再道、鐘漢華、秦基偉等人，也被緊急疏散。宋任窮去盤錦地區，陳再道、鐘漢華去江西，秦基偉、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漢壽。
秦基偉回憶：「一天深夜，突然來了幾個人，找我們這些人逐一個別談話，宣布軍委辦事組的決定，要我們第二天就離開北京去外地，並且不得互相打聽將要去的地方。這幾個人一走，樓裡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經交談，得知我們被分得四面八方。昆明軍區的我、李成芳、張子明、胡榮貴、張力雄和南京軍區參謀長王蘊瑞這6個人被通知到廣州軍區。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點商量的餘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覷，心情都很沈重，誰也鬧不清這次流放意味著什麼，命運又將如何。」
審查高幹無異於被「發配」
10月17日、18日，在嚴密的戒備下，劉少奇、陶鑄先後離京。
20日離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陳奇涵、徐向前、劉伯承、陳雲、譚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軍委辦事組派兩人來到長期患病的徐海東大將的床前，要求他兩天之內離開北京：「你必須兩天以內離開。這是毛xx的命令。」
21日，陳毅離京(原定20日離京，因清理文件多，請示周被批准延後一日)。同日，徐海東帶著氧氣袋離京去鄭州。
22日，鄧小平離京。
這些離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單身的，如聶榮臻，他的妻子張瑞華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幹校勞動；徐向前的妻子黃傑在紡織工業部受審查；陳雲的妻子於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東干校。經批准，有的帶有少數親屬，如鄧小平帶了繼母夏伯根，張聞天帶了10歲的養女，王稼祥帶了失去丈夫仍自願跟隨公婆疏散的兒媳。
一些還處在被審查期間的高幹，是被押送抵達安排地點的。劉少奇、陶鑄自不必說，鄧小平、張聞天、王稼祥一路都有項目組人員「陪同」。秦基偉等人也是如此，秦基偉後來回憶：「在火車上，我的臥鋪對面是八三四一部隊的一名排長，是專門監視我們的。白天，他寸步不離。晚上，我在床上動一下，他就要翻身起來看個究竟，可能整晚就沒有闔眼。後來我聽說，在這批被勒令離京的高級幹部中，有的甚至連與他同行的愛人也受到監視。在火車上去廁所不准關門，說是怕自殺。」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陳奇涵及家屬住在廣州郊區從化的溫泉賓館，生活環境雖然清靜，但活動受到限制。平時，他們只能在附近被劃定的區域內活動，離開賓館需要經過廣州軍區主管領導批准。康克清回憶：「我們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廠、農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過「橋頭警戒線」，更不用說到廣州市區了。」。
鄧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區，在附近的一家工廠參加體力勞動(鉗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槍「保護」，平時有武裝軍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省領導去看望過鄧小平，工廠對鄧的勞動、生活也很關照，一個多月以後，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匯報生活和工作情況，並說：「我們過得非常愉快。」鄧小平嚴格遵守規定，不與外人接觸，1970年2月寫信匯報說：「除到工廠外，我和卓琳沒有出去過。我們除給自己的孩子們通信外，絕沒有同過去的熟人有任何來往。」
張聞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時，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張普」)，只能同直系親屬通信，他們住在軍分區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幾間簡陋的平房裡，部隊設崗「警衛」，規定他們不准打電話，不准與外麵人員接觸，不准離開宿舍區，出大院要報告，軍分區機關放電影也要請示同意後才能看。有時可以在警衛人員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軍分區保衛科每月還就張聞天的思想情況和言行，向上級作一次書面匯報。劉英回憶：「削職為民不算，還交付當地軍分區「看管」，簡直就是「發配」。」「從「監護」到「遣送」，我們只不過是從四壁密封的黑房換進了沒有柵欄的「鳥籠」。」張聞天每天勤奮讀書和寫作。他說：「歷史最公正，是非、忠姦，這一切，歷史終將證明，終將作出判斷。」
秦基偉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漢壽縣境內的一個部隊農場——西湖農場監督勞動，他們6人被分到6個連隊，規定相互間不准往來。秦基偉回憶：「我們幾個人雖然與戰士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但在政治上卻完全被打入了另冊。我想訂兩份報紙，不行。寫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審查。家裡來信，到我手前也要審查，被認為不該寫的一律抹去。每個週末的組織生活，我只能跟非黨非團的戰士們在一起，聽值班班長訓話。1970年的一天，選舉四屆人大的軍隊代表，連長對我說：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書吧。我當時心裏又難受又氣憤。心想，革命幾十年，反倒連個公民權都沒有了。」
劉少奇、陶鑄身死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職的中央領導人返京。毛澤東於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約在三四月間返京。而那些「靠邊站」的高幹，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療於1970年返京以外，其它人在1971年至1973年間，陸續返回北京。
住在從化溫泉賓館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於1970年7月奉調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總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憲法，即刻返京。同月，為準備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葉劍英奉調回京。1970年秋後批判陳伯達，谷牧奉調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偉等6人於1973年4月離開農場回京。
患病回京治療，須得到中央領導批准。如陳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陳雲患眼疾，聶榮臻患皮膚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別經周恩來或毛澤東批准，於1970年至1972年間先後回京治療。陳毅於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經診斷，患的是結腸癌。
鄧小平、譚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後回京。
鄧小平曾多次寫信向中央匯報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澤東，表示：「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1973年1月，中央通知鄧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譚震林在女兒轉告了胡耀邦的話(「盡快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後，在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給毛澤東接連寫了兩封信，表示回京的願望，並對過去作了檢討，毛澤東接信後，迅速指示辦理，並指示將譚信「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譚震林返回了北京。
賀誠給毛澤東寫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應予工作。」不久賀誠便從山西回到了北京。而劉少奇、陶鑄、張聞天和徐海東則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沒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劉少奇、陶鑄在離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別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於囚禁地開封、合肥。徐海東夫婦住在鄭州城郊的一個幹部休養所，1970年2月，徐海東患了肺炎。接著發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張聞天於1972年、1973年兩次致信毛澤東並黨中央，請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張聞天在監管生活結束以後，又寫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給予到全國各地參觀、學習的機會，1975年4月，就遷居事，致函中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蘇州或無錫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遷居無錫。8月，張聞天遷居無錫。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因心臟病猝發而去世。
臺灣反叛者的下場：
西安事變改寫中國近代歷史
說西安事變為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轉折點並不為過，1936年張學良密集與李克農、周恩來等共黨代表會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決心愈加堅定，並不斷勸諫蔣介石，但蔣介石始終不為所動，終於在12月12日與楊虎城一起兵諫，將蔣介石扣於新城大樓。
12月22日宋美齡、宋子文等人到西安會談，12月24日蔣介石口頭答應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條件，達成「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共識，西安事變和平落幕。12月25日張學良不顧楊虎城極力勸阻，堅持親送蔣介石回南京，從此卻也失去自由，開啟長達半個世紀的幽禁歲月。
1940年張學良的元配於鳳至罹患乳癌，赴美就醫，從此定居，當時趙一荻將與張學良所生的兒子張閭琳，交由兩人的好友伊雅格送至美國托柯恩夫婦撫養，並離開香港到貴陽修文縣陽明洞陪伴張學良，除了1955年3月13日至4月26日，趙一荻因咽部動手術住院治療而與張學良短暫分居外，其餘時間幾乎形影不離。
遷臺過程
1946年3月，戴笠死後，蔣介石不想讓外界知道張學良的囚禁地，張學良在貴州桐梓一時間與外界失去了聯繫。４月，軍統派了李肖白陪東北元老參政員莫德惠進山探視張學良，並帶來許多積壓的信件，張學良一邊與莫德惠聊天垂釣，一邊回覆信件。莫德惠希望通過給何應欽等人寫信來影響蔣介石，讓其早日「解禁」張學良。
9月，看守劉乙光帶來了可以移居的消息：先到重慶等待安排。臨行前，張學良在劉乙光夫婦的陪同下，被「恩准」參觀自己住所周圍的景色。10月15日，張學良一行離開桐梓前往重慶。隨行人員都知道蔣介石決不會釋放張學良，張學良的下一個囚禁地在臺灣，但卻告訴他正等待去南京的飛機。
11月2日，張學良一行乘飛機從重慶白市驛機場起飛，中午到達武漢並在那里加了油，張學良以為下一站就該到達南京了,但飛機起飛後，目的地卻不是南京，而是繼續往南飛去。 「12點15分抵臺北松山機場，余知是到臺灣。」張學良日後在日記中寫道。從中可以看出，他和趙一荻是飛機落地才知道是到了臺灣，下了飛機，直奔新竹，3 日上午，離開新竹前往井上溫泉。張學良的侄女張閭蘅在回憶這段歷史的時候，感慨地寫道：「兩天的時間，張學良與趙一荻飛越了大半個中國，從行程安排看，幾乎是馬不停蹄，直奔事先安排好的目的地——井上溫泉。所有行動中的人都知道要去地方，惟有張學良與趙一荻最後才被告知。」到達井上溫泉後，「余知此為余之新住所也。」疲憊不堪的張學良、趙一荻只能無奈地接受這一「安排」。
日式的建築、籐椅、籐桌、插花，張學良在臺灣的幽禁生活剛剛開始
山居艱困仍不失赤子之心
為免成為日人或共黨作為政治統戰的工具，在他們被移禁臺灣前，其實已輾轉遷移九次，日據時代稱為井上溫泉療養所的清泉溫泉算是第十處居所；1946年11月2日從早上六點一刻到次日下午一點，途經重慶白市驛機場、武昌徐家柵機場、臺北松山機場，轉汽車到新竹歇一晚，又再驅車前往此一漫長幽禁歲月中安居最久的地方。在地理環境上四周群山環繞，宛若是一座天然的大監獄，位置亦相當偏遠，由竹東鎮到五峰鄉，雖然只有20多公里路，但公路愈走愈狹，尤其是穿過380公尺長、僅容單向通行的「桃山隧道」時，是清泉通往外界唯一的出路，狹窄的隧道，昏暗的燈光，洞壁崎嶇突起的岩石，讓人有深入蠻荒的感覺。
「山居幽靜處，舊雨引心寒。輾轉眠不得，枕上淚難干。」雖身處風光明媚之地，但兩人初來乍到的心境其實是淒涼的，除了負責照料兩人生活起居、情感更勝親人的吳媽以外，相處最親密、關係卻始終緊張的當屬負責看管他們、官拜少將的劉乙光。抵臺次年，友人莫德惠、張嚴佛、張治中夫婦陸續來訪，張學良更托張治中向蔣介石提出兩點要求：一是恢復自由、二是希望劉乙光搬出他的房子。此舉惹毛蔣介石，特下手諭：「以後非經本人批准，任何人不許見張學良。」
12月初，蔣夫人宋美齡派人送來了一封信函和兩盒糖果。12月15日陳儀前來看望張學良。
1947年，臺灣「二二八事件」爆發，島內暴動波及了張學良和趙一荻的隱居生活。張學良從看守慌張冷淡的神態中，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而此時，看守劉乙光也接到了上峰的命令：如有人藉機劫持張學良，他不可以讓張活著出去。此次危機過後，張學良還對看守「無禮貌的不誠實的舉動」心存不滿，二人還就此交換了意見。
張學良（右二）、趙一荻（右三）陪莫德惠(右一)在住所的球場上打完網球後，合影留念。
右四為看守劉乙光
同年５月，莫德惠前來探訪，並與張學良一同打了網球還照了相。照片後來發表於《大公報》上。這是世人看到過的為數不多的幾張張學良在臺灣井上溫泉的照片。
宋美齡送的收音機，讓身處大山中的張學良得以瞭解世界的變化
這是1947年的夏天，二戰後臺灣物價飛漲，物資不足，百姓生活很苦，張學良很快就適應了山裡的生活，他在住所附近種菜，一是為了貼補「家用」。井上溫泉遠離城鎮，山區的生活很艱苦，四季的蔬菜比較匱乏，種些蔬菜，可以改善生活；二是為了怡情解悶。讀書讀累了，可以到田邊看看菜苗，鋤鋤草。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開墾一些土地，活動活動筋骨，打發寂寞無聊的日子。閑暇的時候，看看蔬菜「是否長蟲了」，「是否需要上肥了」，都成了他生活中的點點樂趣。而且，張學良喜歡記日記，鋤草種菜，也成了他記述的對象。他還在院子裡種了一些花草，有時候，趙四小姐也會關照這些花草，因為在春暖花開的時候，盛開的小花，能給平靜的生活，增添許多樂趣。
張學良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大丈夫頂天立地！」當他拿起鋤頭站在田頭的時候，也許就像手握長槍在戰場上指揮戰鬥一樣吧！看，他彎下腰開始鋤地了，雖然姿勢看上去有些不太對頭，但態度還是很認真的。從一個將軍，到一個「農夫」，這樣的角色轉換，需要時日，需要耐心，需要毅力。而貴為將軍之身，能把「農夫」之事做到井然有序，也是很令人敬佩的事情。
朦朧的大山，喜人的菜地，成熟的蔬菜，瘋長的花草，都成了張學良幽禁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許，只有當面對這些親自栽種的蔬菜成熟時，他的臉上，才會透出開心的微笑吧。
張學良最常散步的地方－清泉吊橋
在寂靜的山居歲月中，張學良讀書、看報、畫畫、聽收音機、沉思、種菜、養雞、逗弄小貓小狗，趙一荻多用巧手將有限的物資化為衣衫；偶爾也會打網球、釣魚、外出遊山玩水。看在當地人眼裡，對這位出門總是前呼後擁的人物實在好奇極了，據說他曾看到孩子們在玩水，一時興起就脫光衣物，噗通跳下水，眾人反倒嚇呆了！ 而當地人對張學良、趙一荻出外總是手牽手的鶼鰈情深模樣，也留下深刻印象。
張蔣二人扞格難解
1957年10月24日他們離開清泉溫泉，遷至高雄西子灣，相較於1949年曾短暫遷至高雄壽山要塞兵舍的處境要好上許多，張學良甚至在日記寫道：「房屋寬闊，環境幽美，為二十餘年來最舒適的處所。」
1960年移居臺北市北投幽雅招待所
稗官野史盛傳1957年蔣介石70壽辰，張學良送懷錶祝賀，蔣介石則回禮釣竿，前者無言提醒幽禁時間也夠長，總該還我自由了吧！後者無言回覆你繼續釣魚，慢慢等吧！到了1958年蔣介石雖明令解除對張學良的管束，卻僅恢復80%自由，並安排蔣經國做其知心朋友。1960年在張學良即將60歲之際，終於搬到臺北，先是住在幽雅招待所，同年在宋美齡的刻意安排下，藉由做禮拜的機會，與張學良握手致意，將其重新推向公眾場合，此後諸多老友嗅到政治氛圍的微妙改變，也日漸恢復與張學良的交誼。
張學良在臺北縣金山鄉的海邊眺望東海。海的一邊是祖國大陸，那裡有他牽掛的家鄉故土；海的另一邊是美國，那裡有他牽掛的家人。家鄉，家人，難舍難分。
趙一荻臺北縣金山鄉的海邊留影
晚年的張學良在夏威夷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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