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談的這個題目的內容是關於劉曉波的問題。關於劉曉波的問題，中共在去年的時候逮捕了他，經過了將近一年，最後在聖誕節的時候判處劉曉波十一年徒刑。
首先我們對於中共這種無理的、非法的逮捕劉曉波先生表示抗議，也聲援劉曉波先生，希望他能夠盡快獲得釋放。其次我對於劉曉波的問題有自己的看法，因此對於最近在國際上有一些人提出來，因為中共審判了劉曉波，所以來提名劉曉波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們有十九個在海外的知識份子，大家聯合寫了一封信給哈維爾、米勒和諾貝爾和平獎評獎委員會。因此這就使劉曉波的問題引起了海內外的關注。
那麼關於劉曉波的問題，實際上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牽扯到的是對於共產黨的認識，對於知識份子的認識，對於中國民眾到底追求一個什麼樣的未來，以及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才能夠不走彎路乃至回頭路的問題的一個討論。這個問題實際上在中國來說應該說是很嚴重的存在在我們面前。
因為大家知道，八九年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倒塌了，都崩潰了，只有中國、古巴、北韓等少數幾個共產黨國家殘存了下來。而殘存的共產黨這幾個國家經過了二十幾年，非但沒有立即崩潰，而且這幾個國家，尤其是中國，對於國內民眾的迫害，比起以前來說更加變本加厲。而由於共產黨策略的改變，它使得國內的一般的老百姓能夠吃上飯了。它採取了兩手的策略：一方面鎮壓不同意見的人；一方面採取另外一邊，也就是說就好像是養豬一樣，扔出去一些骨頭，扔出去一些食品，讓那些個百姓們能吃到一些，來緩和它自己的矛盾。
但是大家知道二十年以後，共產黨實際上對這個社會的威脅，對於十五億中國民眾的威脅，比起以前有增無減。這是因為對於十五億中國人的威脅，大家知道共產黨還是隨意的可以採取任何的鎮壓的手段。劉曉波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件。
對於國際上的威脅，現在大家可以看到了，逐漸的，而且顯露的越來越清楚了。共產黨用中國的資源，用中國民眾的廉價勞動力，用中國的環境換取了他們的統治。而這個環境的破壞、民眾道德的破壞，對於未來的世界、未來的中國的威脅，和帶來的迫破比任何時候都大。因此實際上在我們討論劉曉波的問題的時候，涉及到很多的是對於共產黨的認識問題。
那麼我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題目《我絕對不給為共產黨吹喇叭的人抬轎子》？這個題目實際上我採用的是去年的諾貝爾文學將獲得者米勒的一句話。米勒在過去生活在羅馬尼亞的時候，她就是對那些給共產黨說好話的人，以及她自己對自己說：我絕對不給共產黨吹喇叭。所謂吹喇叭就是絕對不吹捧共產黨。我選擇這樣一個題目，是出於我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勒的認同，所以我選擇這樣一個題目。
那麼我就來談一下我對劉曉波問題的看法，在這裡我首先願意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對劉曉波問題的看法，在八十年代末期到現在也經歷過幾個轉折。正如我剛才講的，我對劉曉波先生的這些個問題的看法並不是只是對於他個人的。那麼我來介紹一下我和劉曉波的直接和間接的一些接觸，或者是交往，或者是認識。
我在八八年臨出國以前，曾經在劉曉波當時的博士導師黃藥眠家，通過黃藥眠的兒子黃大地的介紹見過劉曉波。那個時候我是覺得劉曉波是從長春到北京的一個知識青年，他當時是黃藥眠的博士生。他能夠在讀的書不多的情況下敏感的發現一些中國的問題，我覺得這個人是有才能的，是可以認識的。那麼在八八年認識了以後呢，就見過他一面以後我就出國了。
緊接著是在八九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我對劉曉波從美國立即回去投入到天安門運動中，曾經很表示好感和敬佩。在這期間我和我的導師許良英先生關於劉曉波的問題曾經有一個比較激烈的爭論。那個時候我就是覺得劉曉波能夠回去，能夠投身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當中去，是很值得尊敬的。
而許良英先生對於劉曉波是有看法的，他認為劉曉波是懷著個人野心。而且劉曉波到天安門廣場起的作用也並不是一個好作用，他認為劉曉波把學生們拉在了天安門廣場上，在為他個人的一些目的服務。另外劉曉波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以後一系列的作為，使得許良英先生對劉曉波有著更深的看法。曾經許良英先生跟我講過，劉曉波和周舵一起到他那裡去，當時就吵起來了，後來許良英先生不允許劉曉波再踏進他的家門。
我對劉曉波的積極的看法和許良英先生的消極的看法、負面的看法，在這中間我就和許良英先生有了一個比較激烈的爭論。但是後來劉曉波先生在電視上作證說天安門沒有死人，而劉曉波先生在其後寫過的一系列的文章，對天安門的學生運動攻擊、詆毀。這使得我認識到我對劉曉波的看法是錯誤的，許良英先生的一些看法是對的。這就是第二次我接觸到劉曉波的問題。
在這一次接觸當中，後來我向許良英先生承認了我的看法是錯誤的，因為我沒有看到劉曉波回去投入到天安門運動當中他個人的打算和考慮。以及在他被捕以後他這種到電視上去作證，說他沒有見到天安門廣場死人，這樣一種取悅共產黨政府、詆毀學生運動的這種說法。這對於當時國內和國際社會影響非常壞。
在這之後的幾年裡，劉曉波出獄以後比較沉默，逐漸的就重新活躍起來。一直到獨立中文筆會成立以後，推出劉曉波出來競選會長。在這段我和劉曉波基本上沒有什麼更多的接觸，也沒有什麼更多的關注。但是在獨立筆會成立以後，由於獨立筆會我們是希望推出一個國內的人來做會長。當時劉曉波他是在國內的，而且在當時劉曉波的一些言論，我認為表明他對於在天安門事件以後被捕有所後悔，有所覺悟。因此在當時劉曉波第二次競選會長的時候，第一次我是抱懷疑的態度，第二次的時候我是投了他的票的。
但是在選他第二次做會長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在零六年發生了余傑和王怡排斥郭飛雄的事件。這個事件就是說美國總統布希要會見余傑、王怡和郭飛雄，但是余傑和王怡說如果郭飛雄去他們就不去。而且他們把這次會見說成是一次美國總統布希要會見基督徒這樣的一個事件，因此用這個藉口就把郭飛雄排斥出去了。那麼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真正的原因是郭飛雄他在國內的時候一直是在給法輪功說話，而余傑、王怡他們在當時是為了取悅當局他們是迴避法輪功問題，甚至間接的在幫助當局在排斥法輪功。因此他們採取這樣一個藉口把郭飛雄排斥在外邊去了。
在這個事件當中，最開始我沒有注意到他們排郭事件，後來注意到以後發現余傑、王怡對郭飛雄的排斥是劉曉波在後面操縱的，甚至直接和間接的支持了，在這個事件裡我聽一個朋友講了當時的情況。另外劉曉波在當時的作為，他從來沒有對余傑和王怡排斥郭飛雄作出任何積極的阻礙和批評，這也說明瞭這一切。
另外在此前後為什麼我相信是他支持的結果？因為就是零六年的前後，劉曉波在國內外對於法輪功問題，對於一些其它的問題所採取的所謂「策略」，也使我看到了劉曉波是在迎合共產黨的一些做法。
例如在筆會中，在零六年的選舉中，當時盛雪已經當選為筆會的理事了。但是他們利用盛雪是民運的負責人，而採用各種各樣的辦法迫使盛雪自己退出理事會。我為什麼說當時劉曉波們在這件事上他的做法是有問題的呢？因為恰恰是在幾年以後，在筆會裡選出來的另外一個主席，那位主席就是從來都是民運組織的人，而且也擔任過民運組織的主席、理事等各種職務。但是這次余傑也罷，當時由劉曉波發動的其他人也罷，他們都不出來講話了。當然在這次選舉裡劉曉波實際上已經在監獄裡了，我講的是余傑、王怡所有劉曉波這些在一起的人沒有人再出來再如此講。因此也就能夠看出來，在零六年所發生的余傑、王怡排郭飛雄事件，以及筆會中排出異己的這些個東西，都實際上是間接為取悅共產黨，甚至可以說在打擊法輪功問題上，削減抵製法輪功及不認同共產黨的民運人士影響問題上，是直接和共產黨配合而採取的一些做法。
這裡還有更多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在零六年前後，當時在中國社會中，高智晟所發起的為法輪功講話以及維權運動，劉曉波以及其它的人在當時他們對高智晟的做法，大家在國內的很多網站都可以看到，他們採取的是一種嫉妒、阻撓，甚至間接幫助共產黨打擊高智晟的這樣一些做法。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共產黨逮捕高智晟以後，劉曉波馬上就出來呼籲，他不是來譴責共產黨對於高智晟的非法逮捕，而是呼籲把高智晟事件盡快進入法律程序。這個實際上和我們在去年共產黨逮捕劉曉波、審判劉曉波的事件的態度就可以形成一個對照。我們認為共產黨逮捕劉曉波是非法的，而且共產黨那個法就是惡法。我們不是呼籲共產黨盡快審判劉曉波，而是從根本上要揭露共產黨對於這種任何不同於他們觀點人的這種不擇手段的，沒有法律束縛的這種打擊。但是劉曉波在高智晟的事件裡，他們的呼籲，細心的人都可以看到這些做法多重含義的「良苦用心」。
而且在當時中國政府逮捕嚴正學等這些人的事件中，獨立筆會曾經僱用一個律師叫做劉路，這個人也是獨立筆會的。這個劉路給嚴正學做律師，結果卻使嚴正學受到更大的迫害。嚴正學在去年出獄以後，立即揭發劉路協助政府對他迫害的這些一系列的事件。這裡我們可以說，筆會僱用劉路做律師這個事件，我們在以後早晚會水落石出。劉路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們也會清楚的。而劉曉波們為什麼雇佣劉路這個人，也早晚會有一個更明確的解釋。
因此在這幾件事裡頭，在我和劉曉波的認識和交往的過程裡頭。再加上在去年審判《零八憲章》以後，劉曉波的一系列的言論當中，因此促使我們在最近的時候給諾貝爾評選委員會，給米勒，給哈維爾寫出這樣一封信。就是說我們雖然反對中共迫害劉曉波，但是我們也不認為劉曉波是異議人士，是維護維權人士，是對抗共產黨暴政的一個代表。這個就是我題目裡所要引用米勒的話，就是說我絕對不給為共產黨吹喇叭的人抬轎子。也就是說這次我們這封公開信，我們所說講的，就是我們要拒絕哈維爾和米勒這些人對於劉曉波的提名。
為什麼拒絕他們呢？這裡我就要想講幾個根本的。劉曉波最近他也說，中共已經尊重和保障人權，有了很大的進步，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是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制的根本原則之一。劉曉波最近也還說，說監獄已經是柔性化的管理了，它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讓人感到溫暖。
這些個言論我們覺得有很大的迷惑作用，不權是劉曉波為了個人利益取悅共產黨一貫的這幾年的做法，而且對於整個中國對抗共產黨的專制，對於異議人士運動，對於海外對那些尚在共產黨監獄的人的營救工作都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因為大家知道劉曉波關了監獄以後所受到的一些優待。
但是大家還可以看到郭飛雄在監獄裡受了殘酷的折磨，高智晟到現在下落不明，而且高智晟據我們已經知道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對高智晟採取了最殘酷的刑罰。而這一切和劉曉波對監獄的歌頌恰恰形成一個對比。這個就是我為什麼拒絕哈維爾、米勒對於劉曉波的提名。
我拒絕哈維爾和米勒對劉曉波的提名，還因為我是認同哈維爾和米勒過去對於共產黨的看法，以及對於共產黨的做法。這裡我要說的是，實際上在中文世界裡，是我第一個引進哈維爾的。我在九零年的時候就寫文章向中文世界異議人士介紹哈維爾，「哈威爾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見者的哲學」。
在這裡我要講的是，第一，哈維爾對共產黨的看法。哈維爾是堅決反對共產黨的，他不認為共產黨能夠改好。在這裡我要談到一點的是，很多中國大陸的所謂異議人士，現在這些人士也包括劉曉波的那些合作者和幫助者。他們在九十年代曾經提出來一個所謂後極權社會、後共產黨社會的提法，力圖來說明像劉曉波在最近這封在監獄裡傳出來的信那樣，說明共產黨已經變了，已經開始變好了。但是這個後共產主義社會、後極權社會實際上是哈維爾提出來的。哈維爾自己就明確的講了，我提出這個意思並不是說共產黨已經變化了，共產黨已經不是共產黨了，而要說的是後共產黨社會還是共產黨社會，後極權主義社會還是極權社會，就是共產黨的本性並沒有改變。
我這裡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波蘭的著名知識份子米希內克的的看法。米希內克認為只要共產黨叫共產黨，它的本性就永遠不會改變。因此實際上對於哈維爾來說，對於米希內克來說，對於東歐的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來說，共產黨始終是他們反對的目標，而不是他們歌頌的目標、歌頌的對象。這就是剛才在開始時我題目所引的米勒的話，就是我自己不為共產黨吹喇叭，我相信哈維爾、米希內克、米勒他們過去都沒有給共產黨吹喇叭。而且他們也肯定應該和我一樣，絕對不會給為共產黨吹喇叭的人抬轎子。
這次他們我認為是由於語言的原因，由於對於真相的不瞭解，當然主要是由於反對共產黨急迫需要，才促使他們出來提名劉曉波做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這裡就引起了一個悖謬。是哈維爾、米勒這些徹底反對共產黨的人，提出來這樣一個擁護、歌唱共產黨的，為共產黨吹喇叭的人做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這本身是一個悖謬。在這裡所以我們認為有責任出來向哈維爾和米勒談這個問題。
第二，就是哈維爾對知識份子以及知識份子與政治的關係的看法。我在九零年的文章裡就講過，哈維爾他認為知識份子就是要不顧一切的說實話、說真話。哈維爾認為知識份子他自己的任務是知識和道德，因此以哈維爾為首的東歐國家的很多知識份子，他們面對共產黨的時候就是要講出真話。
但是在這裡我必須要講的是，劉曉波為首的一些所謂知識份子，他們面對共產黨的時候，他們首先想的不是知識、道德，不是他的責任，而首先是他們在這個社會裏頭，在國際社會裏頭如何去獲取影響，如何去獲得自己的利益。因此這實際上是和哈維爾對於知識份子，和知識份子與政治的關係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記得我也介紹過匈牙利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叫康拉德。康拉德曾經講過知識份子和政治的關係，知識份子實際上是一種反政治，是一種要超越政治，知識份子他的目標從來不是一些政治問題，而且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問題，而是一些知識問題、真理問題、道德問題。
在這裡共產黨社會的知識份子為什麼不得不問政治？是因為政治是套在他們脖子上的一道枷鎖。所以他們只要起來來真正的面對現實和知識份子知識問題，面對道德問題，他們就不得不首先來把政治這個枷鎖來打碎。知識份子問政治是為了要打碎這個政治枷鎖。這樣同樣的道理，實際上也是存在於廣大法輪功學員和政治的關係的問題上的。很多人說法輪功現在是問政治，實際上廣大法輪功學員也是，他們為了捍衛的是自己的信仰，但是他們不得不問政治。
這個就是和劉曉波的問政治有了根本的區別，劉曉波問政治是因為他自己有政治訴求，在政治上他要謀取一些東西。而我們知識份子問政治不是為了這點。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哈維爾、米勒以及我們簽名的十九個人，我們作為知識份子來說，和劉曉波有著根本的不同。除了知識的追求、道德的追求有區別以外，而我們和劉曉波對政治的態度也有著根本的分歧。
第三點就是我前面題目所引的米勒說的，我不吹喇叭。當時米勒在羅馬尼亞生活的時候，秘密警察也找米勒來談過話，希望她來歌頌這個社會，希望她能夠協助秘密警察。如果她不合作，就可能殺死她。但是米勒立即就跟秘密警察說，如果我協助你們，那我今天實際上已經死了，已經在折磨自己的靈魂。所以對於秘密警察用死來威脅米勒，米勒對他們說，實際上如果我要協助你們，我自己就把自己殺死了，所以就是到死我也不能協助共產黨直接和間接的去工作，不能夠協助秘密警察工作。因此米勒在羅馬尼亞始終是受到的是直接的這種殘酷的迫害。
米勒受到的這種迫害就使我們看到，就像高智晟一樣，高智晟受到的迫害不單直接而且殘酷。他和劉曉波現在受到的情況，所面臨的處境也有一個很大的對比。這個對比我們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就是共產黨很明白到底誰是反對他的！
而正是基於這幾點，第一點，哈維爾對共產黨的看法；第二點，哈維爾以及東歐這些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對於知識份子以及知識份子與政治的關係的看法；第三就是米勒說的：我不吹喇叭。這三點來說，因此在我們十九個人的信裡頭，我簽了名。而且這次我拒絕接受哈維爾與米勒的這種對劉曉波的推薦，而我希望的是哈維爾和米勒能夠改變自己的看法。我們反對迫害劉曉波，但這不意味著劉曉波是合適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
在這裡我想小結一下，就是我們和劉曉波先生的分歧到底是在哪呢？在我上面講的這個分歧最根本的就是：第一，對專制的態度。對於共產黨專制我剛才已經再三的講了，我們認為我接受米希內克的說法，就是共黨只要叫共產黨，它就不會改變自己。而這個不會改變自己的共產黨，我們只有反對它，強迫它，瓦解它，也就是說迫使這個共產黨倒臺。這個共產黨以哈維爾、米希內克、米勒這些人的生活經驗來說，是絕對不會自己改變的。在過去的幾十年半個多世紀裡頭，也沒有一個經驗事實來證明共產黨是能夠改變自己的。
所以你還可以散佈對共產黨的幻想，但是到現在可以說的是，沒有一個事實證明共產黨是可以能夠改變自己的。
因此我們從東歐的經驗，如果我們從過去歷史上對抗專制的經驗，如果我們從整個最近幾百年來近代社會發展的經驗來看，對於共產黨來說，那我們採取的態度只有對抗來瓦解它。那種歌頌的做法只會對共產黨有利，只會傷害異議人士、異議運動自身。
第二個對劉曉波的根本分歧我覺得就是做人的原則，做知識份子的原則和價值。我前面就講，從八九年，從我第一次接觸、認識劉曉波開始，一直到最近幾年裡，這裡都涉及到一個做人的原則。在這個做人的原則裡，我們做為一個知識份子來說，做為一個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人，而不是想謀取自己名譽、地位的人來說，我們和劉曉波有著根本的分歧。所以正是在這方面的分歧，就促使很多人是直接站在共產黨的對立面的，因為它不能夠也不願意從與共產黨的綏靖與和解中，也就是說與專制與魔鬼的這種綏靖和和解中去謀取一些個東西。因為這樣的任何一種謀取，用米勒自己的話來說，實際上就是在折磨自己的靈魂，實際上就是採取一種自殺的行動在殺死他自己。
所以在這兩方面來說，我們不能夠接受哈維爾、米勒等這種對於劉曉波做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提名。我們所能做的是，第一，反對共產黨對於劉曉波的迫害，而且我們要說的是，從中共逮捕、審判劉曉波這個事件本身，這實際上就已經駁斥了劉曉波過去幾年以及現在對於中共的肯定，以及劉曉波在最近幾年以來對於異議人士運動，對於對抗共產黨的這些維權人士的運動中的一些個策略。而中共對於劉曉波的逮捕和審判完全表明瞭中共那是一個惡法，中共沒有一個真正的法律的，而是一切以中共的權利為中心、為依據的惡法。
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說的是，中共逮捕、審判劉曉波事件本身就駁斥了劉曉波的很多的議論，而這個駁斥了劉曉波的言論就說明瞭劉曉波先生無論在做人上，還是在思想上，都還不能夠做為異議人士的典範，做為對抗專制的典範。
今天這個題目《我絕對不給為共產黨吹喇叭的人抬轎子》，我對劉曉波先生問題的看法就談到這裡，希望下次再和聽眾朋友們進一步討論其它的問題。或者對於這些問題做進一步深化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