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私人刻書成風，尤其是在富庶的江南、繁華的北京等地私人開設的書坊書肆更是多得出奇。高鶚續寫的《紅樓夢》就是由程偉元以活字版排印出版的。程偉元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個「書商」，高鶚就是他的一個「簽約作家」。因為書坊是自負盈虧的，程偉元要考慮市場，因而就謊稱，他曾見過一百二十回的目錄，甚至後四十回的有些章節也為原本所有，不是他們妄意續貂的結果，這種做法類似於今天的「商業炒作」。
私人刻書業的發達給文化的保存、傳播帶來了很大的便利，同時也給統治者出了一道難題：要完全禁絕吧，牽扯的面太廣，會使成千上萬的人衣食無著；任其發展吧，又擔心這些私刻的書裡有「悖逆」、「訕謗」內容。因而，除了制定一系列的「避諱」、「違礙」、「僭妄」法令以及收繳、竄改他們認定的「違禁」書目外，最常見的方法就是製造「文字獄」。
明清兩代是中國「文字獄」最為發達的時代，尤以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康乾盛世」為最。據統計，那部乾隆自詡為囊括了天下所有書籍的《四庫全書》，只收錄圖書3457種，而焚燬或部分焚燬的竟達2665種。雍正時宣布大學者呂留良的書為「大逆之書」，而當時呂留良和他的兒子呂葆中、弟子嚴鴻逵已經死了，雍正還命令人開棺戮屍，並從屍體上割下腦袋示眾。他的另一個兒子呂毅中「斬立決」，諸孫從寬免死，但都發配寧古塔為奴，出版呂留良著作的編輯車鼎豐、車鼎賁兄弟判「斬監候」，家產全部折銀充公。1761年，錢謙益案發。乾隆命翰林院刪除錢的詩文，斥其為「亂民」、「非人類」。過了幾年，乾隆又下令在全國範圍內，細緻地收繳錢謙益著作的每一頁刻板，不許片簡遺留。
但這些是否就說明當時的官府和檢查制度比後世的更殘酷、更黑暗、更無所不用其極呢？不能。因為與後世的官府和書報檢查制度相比，它至少有以下兩個優點 ——當然，如果你不同意，也可以叫「特點」：
1，書坊私有。除了刊刻《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以及為政府部門刊印《國朝典匯》、《大義覺迷錄》等教材和「主旋律」書籍的官有刻坊外，明清兩代的大部分書坊都是私有的。儘管這種「私有」只是名義上的，但至少比連名義上也沒有強得多。因為政府沒有一項法律保證這些字版、刻模、紙張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像所有「中國特色」的「私人財產」一樣，所謂的「不可侵犯」，只是相對其他私有者而言的，一旦碰到強大得無所不能的官府，所謂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就成了一句空話。
但不論怎麼說，這些書坊至少在形式上保留了私有的產權，和那時的茶館、酒肆、藥店、當鋪一樣，成立之前不需要到官府註冊，它的發行商也不會被誣為「二渠道」。出什麼書，出多少，發給誰看，完全由老闆自行決定。出版之前不需要到官府領取「書號」，更不需要向有關部門「報選題」。因為我們在「程甲本」、「程乙本」的《紅樓夢》書上，都沒有看見「條形碼」以及清禮部核字第XXX號的字樣。因而這些書商，如車鼎豐、車鼎賁兄弟，有因出版「違礙書」殺頭的，有因「私刻妖書」充軍流放的，但沒有一個是以「倒賣書號」坐罪的。
2，事後審查。明清兩代製造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文字獄」，但都是事後因奸人告發，或皇帝本人親自審閱查出來的，沒有事先不讓出版的說法。究其原因，主要是明清兩代的皇帝太笨，沒有發明「三審制」，不懂得把「悖逆」消滅在萌芽狀態，不然就用不著動用那麼多的警力，勞民傷財不說，還給自己留下了罵名。
網際網路出現以後，人們的交流、書寫變得更為迅捷，但這也給書報檢查、信息管理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難度。中國人是善於造牆的，但再厚的牆都是有縫的，所謂的 「萬里長城永不倒」只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話。我的老家陝北就在長城的腳下，小時候放羊經常在上面踩踏，更不用說靠它來抵擋異族的入侵了。可見牆是靠不住的，再厚的牆都是要塌的。所謂「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歷來的文字獄靠的都是兩股勢力：一是民間告訐；二是官吏吹求（「吹求」就是「吹毛求疵」，這是清代文字獄的專門術語，指穿鑿過甚，株連太廣）。前者引發文字獄，後者做成文字獄。二者相輔相成，如風生水起。可惜的是，隨著文明潮流的浸洗，自由觀念的深入，今天的人們已不大願意通過出賣鄰居和朋友獻寵邀恩了，因而「民間告訐」一途基本絕跡，剩下的唯有「官吏吹求」了。
但「吹毛求疵」也必須有「毛」才能「吹」，「捕風捉影」也必須先有「風」，有「影」才能捕，才能 「捉」啊。離開了人民群眾的支持，領導工作真是寸步難行。公開地脅迫信息服務商，交出違禁內容，越來越不得人心。有良知的企業已不大願意為了利潤冒天下之大不韙。信息管理部門為了獲得需要的信息，只能依靠別的辦法。比如，派兩個駭客潛入信息服務點，盜取密碼，偷摘有用信息，就是個好辦法。
這辦法雖然古人不曾用過，但在西方卻偶有所聞。縱觀明清兩季的文字獄，都是一經懷疑，立即查抄，該燒的燒，該毀的毀，該殺頭的殺頭，該流放的流放，倒也正大光明，沒有聽說雍正派人到呂留良家中，趁丫鬟倒水不注意，偷拆私人信件，乾隆派兩個大內高手潛伏於錢謙益的書房樑上，竊聽錢和柳如是的談話，倒是號稱「民主國家」的美國有偷窺先例。
「水門事件」中的共和黨人為了掌握對手民主黨人的競選動態，潛入民主黨的總部所在地「水門大樓」，盜取資料未遂，導致全國輿論嘩然，總統尼克松黯然下臺。這正應了「五·四」 時期的一句諺語，叫「外國也有臭蟲」。
但仔細研究後發現，即使這個臭名昭著的事件，和我們說的駭客攻擊信息服務點，盜取需要的信息，也有本質的不同：一是結果不同。「水門事件」直接導致總統下臺，使得所有涉案的人或辭職，或收監，或曝光於媒體，個個灰頭土臉，但在我們這裡，恐怕要知道駭客是誰都很難。這說明民主制度不是不犯錯誤，而是犯了錯誤能及時改正，因而正確的表述是「最不壞的制度」。二是目的不同。「水門事件」不管手段如何，目的是為了競選，而我們不是，因為我們不需要競選。
2010年1月15日草於飲馬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