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之後是中國政府正在一波接一波將維權人士推向敵對勢力，將日益廣大的網民逼上樑山，走上了翻牆越軌的不歸路。隨著官民對立強化，社會大變局其實已經開始。目前中國對外部的強硬姿態，無非是企圖轉移國內矛盾激化的應急措施罷了。
世紀初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軍力擴展、科技成就吸引著世界的目光。與此同時，胡溫政權不惜成本打造軟實力，大有軟硬並舉、運籌有方的態勢。一時間，媒體上「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議論甚囂塵上。然而，正當國際社會討論如何應對軟實力中國崛起之時，中國政府在2009年似乎突然轉向，以強硬姿態面對世界。直到目前，仍然有眾多的西方評論對此現象百思不得其解。中國何以在經濟實力與國家形象均有斬獲的時候轉而對國際社會怒目相視，這難道不是自絕於人的舉措嗎？中國經濟真地已經到了可以不依靠世界市場的地步了嗎？中國真地已成為超越歐洲甚至壓倒美國的超級大國了嗎？如何解讀中國不同尋常的轉向，成為近來歐美輿論討論的熱點。
讓世界輿論注意到中國外交轉向的關鍵點是2009年未為期兩週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哥本哈根氣候峰會關係到全球各國短期未來的生存環境，全球非政府組織對峰會寄予極大期望，各國輿論高度關注。對於志在爭奪世界話語權的中國來說，此次峰會不僅提供了在世界舞臺高調亮相的平臺，也為中國從生態議題出發主導二十一世紀創造了機會。
然而，中國在哥本哈根峰會的表現卻給世界展現了另一種形象。峰會之初，中國外交確有不錯的表現。作為排污大國，中國曾試圖搶奪歷史先機，一方面主動承諾減排，會同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起草文本，從全體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出發，要求歐美承擔法律義務。另一方面以近代殖民被害人的名義，要求歐美擔當相應的歷史道德責任。然而，這一外交路向卻注定不能堅持到底。中國封閉的政治制度決定中國不能接受國際透明遊戲規則。峰會前期的表現越出色，決定階段就越被動。最後結果是一方面中國因以主權名義拒絕國際核查，從而暴露了道德虛偽；另一方面因拒絕在會議文本中出現2050年全球減排50%，發達國家減排80%的目標，開罪了發展中國家。為了淡化中國對世界說不的形象，中國外交使團不得不用推諉、搪塞、排斥等超常外交手段（溫家寶拒不出席談判，以沒有椅子為由排斥歐巴馬參與中印巴西首腦會談等）。
「新冷戰」氣息
會議結束後，世界輿論對峰會的結果和意義眾說紛紜。歐陸媒體一開始並沒有將峰會失敗的責任歸咎於中國，而是對中美各打五十大板。但隨著事實的明晰，中國的負面形象漸漸顯現。無獨有偶。如果說哥本哈根峰會後，中國外交姿態的變調也許還未被普遍覺察的話，接踵而來的不顧國際社會的普遍呼籲，在聖誕節重判中國知名知識份子劉曉波，拒絕英國對死刑犯阿克毛進行精神病鑑定的要求等事件則將中國強硬姿態展示無遺。2010年伊始，谷歌事件、對臺軍售、西藏議題等一系列問題更將美中衝突凸顯出來，不僅使得曾經為國際媒體熱議的所謂美中共治已無法自圓其說，更多的人從中美爭端中還嗅到了「新冷戰」的氣息。
對於西方，中國的真面目總是或多或少隱藏在厚厚的歷史積澱之下。眾多的西方漢學家窮其畢生精力試圖尋找中國之謎的答案。然而，多變的中國的似乎無時不在證偽觀察者的結論。中國古代的輝煌、近代的積弱，當代的封閉之間有何種聯繫？專家們莫衷一是。如何釋疑1949年以來從全民陣發性瘋狂的文革到79年後的經濟社會轉型，再到六四對大學生的血腥鎮壓以及九十年代的再開放的大起大落，更構成了尖銳的邏輯挑戰。當代中國的急劇變幻是國際社會「中國威脅」或「中國崩潰」論的豐厚土壤。本世紀以來，尤其是胡錦濤正式接任中國領導人之後，隨著經濟的持續上升，中國提倡軟實力、注意打造國際形象的措施漸漸出臺。海外的中國崩潰論也漸漸式微而讓位於喧囂有聲的中國崛起。正當觀察者從「和平崛起」中看到了中國強大的必然性和中國文化敦厚爾雅的證據之時，中國卻突然改道而行，換上了一幅咄咄逼人、頤指氣使的外裝。而這一變化離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時所呼籲的「不折騰」也不過一年時間。
一年間的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如何解讀中國外交轉向？歸納歐美議論，無非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2009年是中國經濟走出世界金融危機之年。亦虛亦實的經濟大國夢幻在世界舞臺獲得廣泛認可。20強峰會取代八強峰會明確顯示地緣政治局勢發生了有利於中國的變化。中國左攜非洲、南美，右聯印度、巴西等國制約歐美的態勢已然成形。
二是中國經濟力量的上升所導致的中歐、中美雙邊及多邊關係的變化。2008年底，為了懲治法國總統薩科齊會見達賴喇嘛，中方單方面取消中歐里昂峰會。歐洲沒有也難以作出對等的回應，並且同意於半年之後在布拉格召開了另一次歐中峰會。這一回合中歐洲的忍氣吞聲與中國的予取予奪形成鮮明對照。2009年美國新選總統歐巴馬上臺，中美共主世界—「中美國」的說法浮出水面。當年11月歐巴馬第一次訪華，避談人權，強調中國在新世紀的中心位置，企圖通過加強同中國的對話與合作重塑美中關係。歐巴馬的合作意願被看作是軟弱，為中國對美強硬提供了論據。
中國社會大變局
世界輿論的評判大體不錯，只是多著眼於中國與外部力量對比的變化而少將中國國內本身的演變聯繫起來。如果說2009年中國經濟在世界範圍內率先度過金融危機而顯示實力的話，中國社會演變本身卻完全呈現出另一種景觀。
2008年八月北京奧運會結束，中國當局本企望以奧運會成功後的如虹氣勢將國民引向愛國愛黨之路，沒想三鹿奶粉案旋即爆發。官場腐敗日深、社會道德失範、政治必須改弦易轍的話題壓倒愛國主義主旋律，迅速佔據輿論空間。面對日益頻繁的社會群體性抗爭，迅速擴大的網際網路空間，謊言與高壓均有失效之虞。中國社會所流行的「下智上愚」之說，「官民對立乃善惡對立」之說極為傳神地體現了中國社會今天正在發生的革命性變化。2009年發生的多起事件︰鄧玉嬌案、石首搶屍事件，李蕊蕊事件，馮正虎回國抗爭，尤其是圍繞「綠壩」軟體的官民博弈，均明白無誤地宣示這種革命性變化的走勢。網路言論空間的持續擴大給成長中的公民社會插上了升騰的翅膀。官方雖然一方面極盡網路封鎖之能事，一方面加強對民間維權力量的打擊，但卻無法阻擋噴薄欲出的公民社會。面對這一局面，從來沒有真正脫出極權主義軌道的中國政權實際上沒有選擇。收緊言論空間，回到極權全盛時期，對社會進行全面掌控乃是政權的本能反應。於是，在中國內部，對維權核心組織「公盟」開刀，對川震進行調查的公民代表譚作人判刑，抓捕為毒奶粉受害家屬代言的趙連海，一直到歲末將劉曉波叛以11年重刑達到高峰。
北京奧運前後，有人羨慕經濟持續上升，鐵腕之下政治異議人士噤聲，穩定支撐發展的中國模式。然而，奧運之後的現實顯示的卻是中國政府正在一波接一波將維權人士推向敵對勢力，將日益廣大的網民逼上樑山，走上了翻牆越軌的不歸路。同時，2008年西藏危機之後，七月的新疆騷亂也使得中國內部民族衝突問題更形嚴重。胡錦濤上臺之初所提出的為延緩矛盾、爭取時間的「和平崛起」，「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等口號首先從內部破功。隨著中國社會衝突加劇，官民對立強化，中國社會大變局其實已經開始。是順應民意，推進政治轉型，還是對抗潮流，固守權力是現政權必須回答的挑戰。
從這一角度看，目前中國對外部的強硬姿態，無非是企圖轉移國內矛盾激化的應急措施罷了。從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為標誌的中國新民族主義高潮經歷了反美、反臺、反日一直到奧運火炬傳遞前後的反法，中國民族主義轉了一圈之後，已經再難以找到理想的假想敵了。將目標針對整個西方，未嘗不是一個可以一試的選擇。不過，問題在於，今天中國對世界的融入程度已經遠非九十年代可比。九十年代至今，中國民族主義的泄憤對象雖幾經變換，但中國向外開放卻在持續擴大。網際網路時代以轉移國內視線為宗旨而操縱民族主義情緒已非易事。
同時，從另一個角度看，向整個西方叫陣無異於對外宣布放棄「和平崛起」思路，要求世界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政權之是非為是非。中國將以新興的政治、經濟大國的硬實力取代一度大肆宣揚的軟實力強國策略。從本世紀世界輿論的整體看來，應該說中國軟實力戰略從出臺至今還是收到了明顯效果的。2005年軟實力概念正式被中國官方學者提出，2007年更被寫入中共十七大報告，被視為綜合國力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自此，北京政權拿出意識形態宣傳的看家本領，打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旗幟，通過各種渠道、各種措施精心對外進行文化輸出。中國軟實力戰略的特點是以經濟貿易作後盾，以專斷獨裁開路，以利益挑戰價值。這種戰略不僅可以贏得非洲等地獨裁國家的青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民主國家領導人的短期利益。無論是為了獨裁私利，還是為了競選策略，中國軟實力的推行均在一定程度上解救了部分西方利益集團的價值困境，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辯詞。有了軟實力的包裝，獨裁被解釋為效率，高壓被看成穩定。無庸諱言，「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等說法風行一時也因為得益於中國式軟實力攻勢。
然而回望中國軟實力政策出臺至現在的全過程，對於中共決策者說來，軟實力戰略也許並非如此理想。孔子學院是中國打造軟實力較成功的範例。據悉，自2004 年在韓國首爾建立第一家孔子學院開始，目前中國已在世界97個國家建立了357家孔子學院。孔子學院在所在國的運作依賴的是中國經濟實力上升後的資源，但除了漢語教學之外，輸出的充其量也只是同中國當代共產文化毫無瓜葛的傳統文化。
軟實力輸出的滑鐵盧
更多的是負面的例子。2009年10月也許是中國軟實力輸出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個月。當月10日，由新華社承辦的世界媒體峰會在北京閉幕。峰會通過的《世界媒體峰會共同宣言》指出，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世界傳媒盛會，將對世界傳媒業產生廣泛、積極和深遠的影響。但眾多的媒體人當即指出，沒有新聞自由的外宣戰略企圖影響西方媒體無異於痴人說夢。而就在中國媒體峰會剛剛結束，世界最大的國際出版盛會—法蘭克福書展開幕。中國斥巨資出擊法蘭克福書展，有王儲之稱的中共副主席習近平率龐大代表團參展，希圖向世界展示崛起中國的自畫像。然而，經過多輪較量和爭鬥，中國希圖排斥的中國異議作家戴晴、貝嶺不僅得以出席會議，中國代表團企圖將法蘭克福書展變成中國官方獨霸陣地的行為也成為德國媒體的眾矢之的。將法蘭克福書展稱作中國軟實力輸出的一次滑鐵盧也許並不為過。其實，遠在法蘭克福書展之前，中國對外進行的軟實力戰也並非順利。最明顯的例子即是2008年奧運前的全球火炬傳遞。其時的中國雄心勃勃，希圖將炫耀中國成功的奧運火炬推向全球。但是西藏危機以及中國人權狀況瓦解了官營的中國形象。中國極權體系的先天不足與現領導人缺乏任何政治變革意願的現實使得軟實力戰略注定擱淺。
也許正是因此，中國在2009年也在嘗試一種新的軟硬兼施的文化輸出之路。這一路向是利用中國的經濟實力一方面影響他國政府作出於己有利的政治決策；另一方面是直接干涉國外機構或組織取消不符合中國自畫像的舉措。屬於前者的如2009年底中國利用經濟強勢，支持柬埔寨遣返要求政治避難的維吾爾人。屬於後者則如要求各地電影節取消有關西藏、新疆的節目安排。據法國《解放報》報導，2009年中國企圖將新聞檢查制度向世界擴展。當年，北京直接要求法國電視臺禁播兩部有關中國的新聞記錄片。其中一部涉及八九民運，另一部則涉及西藏話題。不過，這樣一種軟實力輸出顯然不能優化中國形象，只能向世人顯示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並未改變中國極權專制的本質。
從2007年正式出臺打造軟實力，到火炬傳遞牛刀小試，再到法蘭克福書展，中國軟實力之路虎頭蛇尾，敗像已顯。現在看來，軟實力似乎並非一個無色無味可以任人捏拿的工具。軟實力即使不是一把雙刃劍，也很可能是一具飛去來器。換句話說，軟實力打造過程具有某種價值導向功能。中國政府枉顧價值，將軟實力看作一項形象工程，只要不惜工本，擴大聲音的分貝，就可以贏得受眾，獲得擁戴。但是，真正的軟實力要求價值感召力，要求國傢俱有文化與道義力量，要求國家將實力建築於法制秩序、價值共識、對話協商、利益公平分享等軟性要素的基礎之上。對於國際輿論來說，專制政權提出軟實力戰略，也可能包含著一種價值認同暗示。這種解讀可以引出天真的期待，而使輿論一廂情願地將中國軟實力建造看成是民主變革的誘因。然而，如果軟實力戰略僅僅停留於以經濟手段為極權與獨裁臉上貼金，那無非是謊言欺世的新套數而已。金錢難掩專制實質，謊言豈能打造軟實力？中國政權也許一方面認為，軟實力戰略造成的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民主期待過於沈重，不堪重負。另一方面則覺得，現在的中國已經足夠強大，已無需更多的耐心同西方虛與委蛇，打形象戰。也即是說，形象戰的失利也是中國目前外交轉向的重要原因。而從這個角度看，這一外交轉向也同時宣判了中國現政權軟實力夢的幻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