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前後，中國人被告知，要解決國家的問題，須請兩位陌生的客人入住中國。這兩位客人就是後來無人不知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最先為國人介紹這兩位先生的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作為《新青年》的創辦人，陳獨秀提出，只有德先生賽先生能夠救中國。他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我們都不推辭。」（《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德先生和賽先生實際上就是democracy和 science，即民主與科學。這兩位來自西洋的先生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民主與科學化成了，似如在暗夜裡引領國人解放思想的燈塔，照亮了人們前行的方向。
可以說，科學與民主、德先生與賽先生簡直就是五四運動的代名詞、同義語。從那時至今，「民主科學振興中華」成為最沒有爭議、最被認同、最有號召力的口號。從五四青年開始，一代代中國人一次次呼喚、吶喊德先生賽先生，嗓子已經嘶啞過無數次了。民主與科學始終被看作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萬靈藥，用陳獨秀的話說，兩者 「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另一方面，雖然人們對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摯愛如初，但是大家對「什麼是民主與科學」的理解，卻已經大異其趣了。每個人自由參與政治的民主變成了下級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甚至變成了掛著民主頭銜的專政。同樣，科學並沒有變成國民的科學精神，而是變成了政治家的口頭禪、舉國體制和黑洞般的經費預算。有違初衷的是，民主與科學這對新式武器，沒能拯救中國人，卻成為延續政治大一統的新式工具。至今，德先生與賽先生在中國仍然是連暫住證都沒有的流浪客。
民主與科學，為什麼中國人追求了近一個世紀，還是求之而不得？為什麼中國人只有不在中國才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為什麼中國人只有不在中國大陸才能過上民主生活？世界史上幾乎沒有那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熱戀、膜拜民主與科學九十年如一日。這樣的精神值得嘉許，原因卻值得反思。依我看，其根本的原因在於，大家只是看到了民主和科學這兩個果實，沒有看到結出這兩個果子背後的種子。這個種子就是自由。更準確地說，不是國家與集體的自由，而是個人自由。
在世界範圍內，民主與科學不過是自由之樹上結出的碩果。在西方，尤其在英美等國，民主與科學之果早在兩個多世紀以前就結出來了。民主離不開自由。民主首先是競選投票的自由、是公民自由發表政見的權利。科學同樣離不開自由。沒有科研的充分自由，就難有科研的成果。科學精神在本質上是自由的精神。只有在個人自由最多的地方，才是科學最發達的地方。科學研究是獨立、自由的研究者個人的事情。個人的自由與自主是開展科研的前提。國家強大的程度與其自由的程度成正比，科學的繁榮程度也與科學家們的科研自由程度成正比。
一些人即使注意到自由的重要性，也只不過是把「民主、科學、自由」等而視之，以為它們是三位一體且不可分割的。這個看法是錯誤的。自由與民主、科學三者並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平行關係，並非同等重要，而是因果本末的關係。自由是民主與科學之本。德先生與賽先生相互之間是兄弟關係，他們都是自由之子。沒有保障思想自由的充分自由的社會環境，科學就止步不前，充其量不過是技術上的仿冒；如果沒有自由的個體，就沒有個人可以進行自由政治活動的自由民主政體。
對於發展科學，任何人都沒有異議，甚至包括獨裁者。在獨裁統治下，民眾的自由科學探索受到壓制，科學是權力化的、服務於統治機器的科學，是匍匐於政治權力面前的科學。權力說什麼是科學，什麼就是科學。這樣的科學侵吞民眾的福祉，瓦解個人的自由，加冕統治者的權力。在自由社會中，科學首先是個人的、民間的科學，這樣的科學才是增加民眾福祉的工具。
有了自由的制度，科學就會自動得到發展；沒有自由的制度，科學就發展不起來，因此也無法振興國家。權力主導科學的主要弊端之一，就是壓縮民間科研的空間，佔據了創造性思想自由馳騁的疆場，把民間的多中心的自主科研活動，變成了以權力為單一中心的依附性科研活動。在科研的舉國體制下，科學家沒有探索的自由，沒有發現真理的權利。其任務不是發現真理，而是實現統治者的政治追求，完成體制所賦予的作為政治任務的科研任務。獨立的人格必須屈從於政治上的要求。然而，科學研究的基礎是自由探索的精神。這種精神一旦被關進官僚的鐵牢籠，就無從發揮了。
科學研究與經濟活動一樣，也需要有一個個人充分自由的市場環境，政府不能干預，更不能主導。歷史上的重大科學發現和發明絕大部分是民間的成就，是來自民間的需求，來自民間的智慧。政府的作用在於創造一個自由的科研環境，而不是把科學家和科研當作發號施令的對象。發展科學技術，不需要計畫式的舉國體制，而需要激發首創精神，讓科學研究者們自由想像、自由研究、自由辯論。
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四的「民主與科學」訴求背後，群體高於個體，國家高於個人。個人僅僅是實現集體主義目標的工具。國家或民族是目的而個人只是工具。紀念五四，不是為了否定五四，而是要超越五四已經達到的高度。我們不能繼續簡單重複民主科學的口號，把民主和科學看作是解決國家面臨的一切問題的終極手段。很多人說，中國的問題，說到底還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問題！不，我要說，中國的問題在根本上是自由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永遠不會有德先生賽先生的立足之地。
有人會問，民主，科學，難道有什麼不好嗎？我說，民主與科學非常好。關鍵是，沒有個人的充分自由，人們永遠也無法充分享受到民主與科學的好處。在個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地方，民主與科學才有扎根之所。所以，中國人要想得到民主與科學，須由民主與科學的信徒皈依為個人自由的信徒；從關心國家的命運轉變到關心個人的命運；從嚮往民主與科學到嚮往個人自由；從嚮往果實改為努力播種。須認識到，中國人需要什麼高於中國需要什麼，中國的需要須服從於中國人的需要。在這個以個人而不是國家、以個人的自由而不是國家的權力為出發點的前提下，才可能求得民主與科學的果實！民主與科學的口號自五四運動以來的遭遇告訴我們，要想得到民主與科學，就必須先行追求個人的自由。
自由才是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