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十四)

作者:呂維 發表:2010-06-18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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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七十六

認識陶福成是在三年前,他雖是我村劉家的外甥,在我回來前彼此並未接觸過。六五年回村時,離開家整整五年了,加上高小和初中都在外面,實際上與這個村足足 有十年的分別。初中時,每年暑假回來,忙著給隊裡割草,幫父母多掙些工分,寒假則有一半時間要去內蒙探望爺爺奶奶,和本村兒時的夥伴接觸尚且不多,根本沒 有見過陶福成。那年,他來找我,主要是想向我借幾本書,當時正在「破四舊」,我帶回的一些書,因擔心被「紅衛兵」拿去燒燬,暫時寄放在一位本家伯父的草窯 內。他走時,只把我平日常看的幾本借去,其後給我借來了「四書」,也就是舊時的私塾課本。據他講,他認識鄰村一位前清進士的後代,家裡有不少線裝書,打算 陸續給我借閱。

但那時,「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幾近瘋狂的程度,人家不敢將舊書借給他人,怕受到牽連。當時,凡舊書統統被視為封建時代的糟粕,自然是違禁 的。因此,陶福成對我的應允,未能兌現。倒是他從我家裡陸續借去一些書,看過後很快送來。他們村離我們村僅只五里的路程,可以說,和陶福成的交往也僅此而 已。當然,每次他來我家,免不了要交談一番,大都談的多是讀書問題。有時他也向我講述一些聽來的新聞,都是「文化大革命」各地武鬥的情形,或者是中央又打 到了什麼人等等。漸漸地,我們對於「文化大革命」有了比較共同的看法。一九六八年的「深挖階級敵人」運動,村裡對我和崔海瑞的通信盤查得很緊,為了不牽連 老同學,我給崔海瑞去了最後一封信,說明當時的處境,要他與我停止通信,等將來環境寬鬆時再給他去信。這樣,我連一個共同談心的人也沒有了。恰在這時,陶 福成時不時來借書,自然成了我在農村的知己。陶福成比我小五歲,圓圓的臉,中等身材,目光炯炯,很有神氣,初中畢業後,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輟學在家。 這個年輕人酷愛學習,但因家庭成分和我一樣,連個民辦教師也當不了。農村的青年,在那個極度貧窮的時代,一般不講究穿著打扮。冬天,他常常戴一頂只有上輩 人才戴的氈帽,使我想起魯迅先生筆下的閏土。他比我自由得多,時常進城,對於那時一些奇聞異事也知道得多,來到我家便講給我聽。「文化大革命」,我們是旁 觀者,也許是冷眼看世界更清醒一些吧,我們看到了農村的凋敝,工廠的停工停產,商業的蕭條,教育所受到的嚴重破壞,也親眼目睹了專制獨裁達到登峰造極的地 步,新的焚書坑儒正在進行,知識份子遭到大規模的迫害。

中國歷史上建政後屠戮功臣的慘劇也正在重新上演著,絲毫沒有停止的跡象。與此同時,形形色色的個人 迷信,滲透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大約由於我們生活在最底層,所有做人的權利被剝奪殆盡,顧慮自然要少得多,因此對整個社會的認識也更明晰,與當時流行 的官方思想相距甚遠,有時簡直就是背道而馳。正是基於這樣的共同思想,陶福成來到我家時,幾乎無話不說,交流一些彼此的內心感受。但實際上,他來的次數並 不多。我那時的處境很糟糕,和外人的接觸會引來麻煩,陶福成也清楚。因此,他偶然來時,總是雨天或晚飯後我在家的那陣。我家住在村邊,他來我家,根本無人 看見過。

就在認識陶福成一年後,大約是秋收後的一天,傍晚時分,他領著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子,看樣子有三十四五歲光景,此人長著兩道濃眉,高鼻樑,寬臉,從眼神上看 屬於那種英俊瀟灑的角色。陶福成向我介紹:「這是我的堂兄陶繼舜,很想認識你,他和我一樣,都是這個社會排斥的對象,我們應該是志同道合的人」!我把他倆 讓進自家的小茅屋,陶繼舜摘下帽子,坐在炕上,陶福成也上了炕,我在炕沿邊坐著,還是陶福成首先開口:「你大概聽說過他吧」?「還是去年,聽說他被狠狠打 了一頓,和我們村的黃繼勇一起,黃繼勇四十多天不能起炕,不知陶兄如何,沒有留下後遺症吧」?陶繼舜聽我這麼一說,也開了口:「不礙事的,只是皮肉受了點 苦,還沒有傷著筋骨」。接著,他急轉了話題,也彷彿自我介紹一般:「其實,你們村的男女老少和我都很熟,我的姑姑嫁在黃家,她在世時,我常來。

幾年前,你 們村一些年輕人想學唱秧歌,請我來教,那年我在這個村呆了整整一個冬天,當時你在外面唸書,很少回來,咱們沒有認識。不過,我可聽說過你,你是這個村第一 個到外面上學的人,村裡人都說你自小聰明,記性好,學習成績一向優秀,曾在全地區考試中名列前茅……」「那都是過去的事了,還提它幹什麼,現在不是也一樣 窮愁潦倒,正所謂唸書唸書,越念越輸,最後輸成一個窮光蛋」。我接過他的話說。陶繼舜又接著說:「也不能這樣悲觀,你看現在的國家亂成了什麼樣子,幾十年 的所謂革命,換來的卻是更加貧窮,更加專制,廣大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正是我們年輕一代人為她奮鬥的時候,我相信你是那種有理想的人,今 後……」他還要繼續講下去,被我劈口截住:「我早已是死狗一條,你不要把我看得太高,我唯一奮鬥的目標就是和母親共同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有條件的話,將 來給他們各自成個家,然後由我一人把母親養老送終,其他想法的確沒有」。我們的談話陷入僵局,陶繼舜掏出一包「風竹」牌捲煙,要我和陶福成抽,我沒有接, 還在繼續抽自家的蘭花煙。說實話,對於陶福成給我領來這個陌生的危險人物,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盡量遠離那些不安全的人和 事。陶福成一看這情形,只好用一種圓滑的口氣說:「今天我引大哥來,主要是想和你認識認識,彼此做個朋友,將來有用著的地方,互相幫助。大哥常年在外,往 來於山西內蒙一帶,做些生意,你不是常說,等弟弟長大後,也想出去走走嘛,何必老呆在村裡受氣」!陶繼舜還是不想空來一趟,又講了一些類似於「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的大道理,鼓勵我向遠處看,怎奈我早已死心塌地,對他的話絲毫不感興趣。雖然知道,在思想深處,我們有著許多共同的看法,而我僅僅停留在看法 上,懦弱的天性,驅使我只能抱殘守缺,受人宰割。的確,我不是那種進取性很強的人。快到晚飯時,看看天色不早,母親過來留他們吃飯,他倆說什麼也不在,匆 匆告別而去。
此後,我覺得既已拒絕了他們,心裏一直平平的。

第二年的春天,陶福成又一次來找我,說他們幾個人準備在一起商量一些事情,特意邀請我去參加,我當即表示: 「你們要開會麼,我堅決不參加」!陶福成解釋說:「不是開會,只是大家在一起交個朋友,互相認識認識,彼此交流一些看法,你不要害怕,不會有問題的」。不 管陶福成怎樣動員,我始終沒有答應他。這年頭,行得正走得端還被人踩腳後跟,誰還敢幹那些危險的事情!那不是故意和自己的腦袋開玩笑?臨走時,送他到村 邊,鄭重其事地叮囑道:「福成兄弟,你年紀輕輕,又很好學,拿出一點時間多學點知識,等待將來吧,千萬不要幹那些冒險的事情。如今的國家,不是過去那種軍 閥割據的局面,高度的中央集權制,戶口糧食政策的嚴密限制,一旦出事,連逃亡的地方都沒有,何必去做那些無謂的犧牲呢!以卵擊石,實在是一種愚蠢的自取滅 亡之途,千萬記著我的話啊」!他不置可否地笑笑走了。剛走出幾步,又將他叫住,遲疑了一下,還是把要說的話都說了:「福成兄弟,目前我的處境很糟,要是沒 有什麼事情,今後你……」他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點點頭走了。此後陶福成再沒有來過我家,我的心也漸漸安定下來,總算遠離了他們。

這年冬天,也就是我每天忙著在打地道的工地上吊土的時候,有一天剛吃過中午飯,陶繼舜忽然來找我。這次是他一個人來的,說他準備去內蒙,打算販賣幾匹大牲 口,籌集點錢,買一臺簡易印刷機,印發些宣傳品,揭露當局的暴政,要我做好準備,幫他寫些東西,不以我的名義,保證不會出事。我當即嚴詞拒絕,我說:「陶 大哥,我衷心勸告你,不要搞那些危險的事情,當局固然暴虐,那不是你我這樣的平民百姓所能撼動的,歷史上的暴君,都是鐵腕人物,都是高度的集權專制,在他 活著的時候,任何人奈何不得,只有寄希望於其人死後,中國的秦始皇是這樣,蘇聯的斯大林也是這樣。反正老傢伙已經七十多歲了,自然的規律,他總要死吧。你 想想,他打倒了國家主席,打倒了那麼多副總理和部長們,從五七年開始,一批一批的知識份子遭到迫害,在這個表面上看來全民擁護的政權背後,潛伏著這麼多矛 盾,他死後,我相信國家定會有大的變動,你就不能等上十年八年,為什麼要做這些無謂的犧牲呢。我的確很為你擔心」!「我根本不考慮這些,只覺得我們的國家 需要有一批熱血青年去為她獻身,我並不打算組織什麼人起來反抗,他手裡有那麼多軍隊,誰能對付的了,我只是想揭露其專制獨裁,殘害鎮壓人民的罪行,喚起民 眾,讓廣大人民再也不要去崇拜這個獨夫民賊,分清什麼是真革命,什麼是假革命」。

說到這裡,他忽然轉了話題,緊盯著我問道:「你是不是有點害怕」?「其 實,我也沒有什麼害怕的,我的命早已不值二分錢,只是我不贊成你的做法,你和福成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帶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不大切合實際,甚至是一種幻想, 因此我勸告你要冷靜地想想,以免將來有後悔的一天」。陶繼舜思索片刻,嘆了口氣,又對我說:「你的話並非不對,我也能理解,只是我不想等待,想做些實際的 事情,如果人人都逆來順受,甘心當奴隸,社會還有希望嗎?老傢伙自己不也說了麼,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我笑了笑,接著說道:「這號人,只許他反對 別人,決不允許別人反對他,世上不講理的人往往都是這樣」。陶繼舜再沒有說什麼,看來我們彼此誰也難以說服對方。臨走時,他再次,甚至用懇求的語調說: 「聽說你筆桿子不錯,幫大哥一把吧」!「我決不會寫一個字的,從前的一些習作,都是緊跟形勢,唱讚歌的,還被打成了‘反革命’,如今再要寫什麼,白紙黑 字,一旦被人抓著,任他們上綱上線,只有掉腦袋的份兒。坦率地講,兄弟我早已是驚弓之鳥,你說的事情,我堅決不干」!他似乎也感到再說下去,不會有什麼結 果,頗為失望地走了,從此再沒有來過。我和二陶的關係就是如此,儘管我們有著諸多相同的觀點,對暴君充滿了憎惡,但在具體行事方面,又各有各的主張。

七十七

在監房裡平靜地度過兩天。又一天的早晨,放風剛剛結束,所長進到我們的號房裡,特意走到我身邊,看著我的手問道:「消腫了吧」?「消了」。我簡短答道,他 便走了。王暢馬上對我說:「可能要給你戴手銬」!「不要瞎說」!坐在我旁邊的梁國佐瞪了王暢一眼。果然在早飯後,進來一名幹事,手裡提著一付很小的鐵銬給 我戴上。又過了兩天,大約下午四五點鐘的樣子,兩名武裝押著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披著一件褪了色的短大衣,已經戴上手銬,從窗戶裡一眼認出是 陶繼舜,被送進了十一號牢房。至此,已經完全清楚,自身也陷進這個案子裡了,就當前「一打三反」運動而論,二陶被判死刑已是毫無疑問的了。我呢,雖然沒有 參與,和他們有過往來,又一起談論過暴政時期的種種敏感話題,加之又有所謂前科,恐怕也是在劫難逃。唯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自己當初寫得那些東西誰也不知 道,不會牽累到親人。或許,當我被抓後,姥娘會讓三舅看那些東西,以她的精明,一定會這樣做的,大概已經全部燒掉。只要不牽連他們,我一個人判就判吧,死 就死吧,反正活在世上也沒有什麼意思,純粹是個多餘的人!

開始的一段日子,每天晚上提審一個人,到天明送了回來,陶繼舜和陶福成被提審的次數最多,還有一些其他人,據說都是這個案子的,外出勞動的人,常常能從武裝隊的人員那裡聽到一鱗半爪的消息,回來後又轉告了我。

半個月後的一天,終於輪到我。早在前兩天,趙二老漢和梁國佐就提醒過,要我到了晚飯後,多加幾件衣服。進來時穿著棉褲,到現在也未換。上衣在戴銬子時脫了 下來,只能披著,為的是晚上睡覺方便。他倆的用意我明白,穿得厚實些,免得傷著皮肉。當我在昏暗的燈光下走進審訊室時,裡面有四個人,其中一個四十歲上下 的人,坐在辦公桌後面,還有兩名中年人坐在角落裡。剩餘一人站著,靠牆的地方立著幾根木棒,站著的人橫眉豎眼地瞪著我。辦公桌後面的人責令我站在屋子中 央,開始向我講「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講完後指著我說:「現在由你交代,你是怎樣策劃、參與、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在這個集團裡,你擔任著什麼樣的 職務?說吧,首先把態度放老實點」!我首先鎮定下來,慢慢說:「真不知此話從何講起,我並沒有參加過任何集團,更談不上策劃、組織,我只是我個人」。「那 是我們抓錯人了」?那個和我年齡相差不多一直站著的人,馬上走到我面前厲聲喝問。我只是不做聲,這種場合,無論怎樣回答都不對,盡量少開口。「你說,是不 是我們搞錯了」?主審人也這樣問道,我只好說:「也許是誤會吧,我真的沒參加過任何組織」。「誤會?」那人冷笑一聲,站在我面前的人,隨手操起火爐旁一根 火炷,劈頭就是兩下,我的腦袋昏昏然,差點摔倒。主審人馬上用眼色示意,大約是不讓他打頭,擔心昏過去審問不成。打我的那人隨即將火炷撂下,從牆根處提來 一根木棒,喝令我馬上交代,並嚷嚷道:「我看你是想狠狠挨一頓,你們這些傢伙,個個都是茅廁裡的石頭——又臭又硬」!他等了片刻,用力推了我一把,硬要我 說,我只得說道:「真的沒什麼可交代的,我的確認識陶繼舜和陶福成,但也僅僅是認識,並沒有和他們一起組織過什麼集團」。又一次重述了先前的話。話音剛 落,木棒便在身後落下,從背部、腰部、腿部輪番打下,尤其是腿部被打後,終於站立不住,便一屁股坐在地上,接著背上又著了幾棒,我像死豬一樣任其捶打。一 陣打過後,主審人似乎比較滿意,開始一一問我,主要是從我如何認識陶繼舜和陶福成說起,正如上一節敘述的那樣。末了,主審人問我:「他倆為什麼不找別人, 單單找你」?「因為我比他們多些文化,他們想讓我幫著寫些東西」。「你寫了嗎」?「沒寫」。「真的沒寫」?「真的沒寫,我從一開始就拒絕了他們」。「你為 什麼要拒絕?他倆和你不是朋友嗎」?「怕給自己帶來麻煩,我父親死得早,留下弟弟妹妹都很小,需要我和母親養活他們……」主審人不耐煩聽這些,馬上打斷我 的陳述,「你是怕我們抓著把柄吧,這說明你比他們更狡猾,你是隱藏最深的階級敵人,這點總該承認吧」。「不是,我只是為了養家餬口」。站在旁邊那人,也不 耐煩起來,又在我背上打了幾棒,同時照我腰部狠狠踹了兩腳,深知這時說什麼也不對,只好不再作聲。

一時間,審訊室裡格外寂靜,主審人暫時走了出去,也許是 上廁所,但不久又回來了。這回,他親自抓著我的兩個膀子,讓我重新站了起來,只覺得渾身疼痛,慢慢在原地動了動,等著繼續審問和挨打。他在地上來回踱了幾 圈後,又問道:「你寫過哪些反動文章,說清楚,政府會寬大你的,你說你沒有參加、組織反革命集團,寫反動文章可是有的吧,你總不能抵賴」!我低著頭,暗自 琢磨,難道姥娘家出事了?還是他在詐唬。又一尋思,姥娘家一旦出事,窩藏那些文章也要被抓,況且我寫的那些東西根本夠不上反動文章,肯定是詐唬。於是慢慢 抬起頭來說:「真的,這些年,我沒寫過什麼,你們可以到我家搜查。作為被管制人員,每天五出勤、兩請罪,晚上開會到深夜,早上還得作務自留地裡的莊稼,哪 有寫文章的時間呀!再說啦,我畢竟有過一次教訓,白紙黑字寫在那裡,難道真的不想要自己的腦袋了嗎?請你們相信,自從回村後,我真的沒寫過什麼,哪怕是一 篇文章」!主審人似乎在思考我的話,過了一會,他又問:「你給陶福成改過文章嗎」?「沒有,他寫沒寫過什麼,我一概不知」。

從他的問話中,感到放在姥娘家 的東西誰也不知道,只要不牽連親人就好。「陶福成和你商量過寫文章的事沒有」?「商量什麼,我真的不知道」。「他起草的反革命綱領,給你看過嗎」?「沒 有」。「那他為什麼要叫你去開會」?「沒有呀,我從沒有參加過什麼會,或許他有那個意思,但我堅決地拒絕了,我不想和他們攪合在一起」。「既然他叫你,就 是把你當做其中的一員,你還抵賴,小心你的後果,抗拒從嚴,死路一條」!「可我從沒有答應過他呀」!「這說明,你比他更善於偽裝,更善於隱藏自己,明明已 是他們中的重要一員,可在形式上好像還不是,你的目的就是為了有一天出事後,進行狡辯。難道你不是隱藏的更深的階級敵人嗎」?他說他的,我不再進行辯駁, 不是無言以對,而是擔心激怒他。儘管如此,打我的人還是在背上將我又打了十幾棍子,這時 身子到處疼痛難忍,再也不想說什麼。心想,只要說明實際情況就夠了,至於人家怎樣分析,那不是我所能左右的。

半夜時分,兩個中年人走了。臨走時,向主審人打了個招呼:「蔡主任,我們先回去了,你慢慢審吧」。這兩人是幹什麼的,肯定不是看熱鬧,我始終搞不清,今後 審我時再未看見過。至此,知道了審我的人姓蔡,至於他是什麼主任,並不清楚。到後半夜,打我的那人看樣子也有些睏倦,拉過一條長凳坐在火爐旁,不停地抽 煙,我們就這樣僵持著。後來,這位蔡主任忽然改變了態度,同時點燃兩支煙,將其中一支遞給我:「你也抽一支,好好想一想,把自己的問題交代清楚,並要積極 揭發別人,爭取立功贖罪」。猛吸幾口煙後,身子舒坦了一點,但還是覺得腰和腿疼得厲害,站在那裡十分難受,便就地踏起碎步,他們也沒有制止。打我的那個人 居然打起盹來,蔡主任好像也想盡快結束這場馬拉松式的審問,他又問我:「你知不知道陶繼舜和陶福成是在組建反革命集團」?「不知道,他們誰也沒有說過」, 我答道。「那為什麼要讓你給寫材料」?「大概覺得自己文化低,寫不了」。「要你寫什麼樣的文章」?「他們沒有細說就被我拒絕了」。「你這樣的態度可不行 啊!」蔡主任突然提高了嗓門:「你當我們是小孩子,要你寫什麼樣的文章都不知道,難道是要你寫讚揚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文章不成」?「從一開始,我就一口拒絕 了,究竟他想要我寫什麼,人家沒有說出口的我不能胡亂猜測,更不能瞎編」!「啊,誰要你瞎編啦?聽聽你的話吧,簡直反動透頂!純粹是和人民對抗。」蔡主任 勃然大怒,我便不再作聲。那位負責打我的人看樣子十分睏倦,狠狠白了我一眼,並未起身動手。

過了一會,蔡主任又問道:「按你的說法,既然不願意參加他們的 組織,不願給他們寫什麼,為什麼不向政府檢舉揭發,藉以立功贖罪呢」?生性不是那種出賣他人的角色,只好搪塞道:「我每天很忙,根本沒有想到」。「你想過 沒有,你不揭發他們,便是同情,思想上的同情,證明你們就是一夥。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你說和他們不是一夥,誰能相信,還是老實承 認吧,起碼你們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我的確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或集團,他們找我,只是因為我有點文化,我不是已經拒絕了嗎」?蔡主任接著指出,儘管拒絕 了,但起碼是同路人。他又加重語氣說:「告訴你,陶福成寫了個綱領性的東西,其中一些觀點,難道沒有你的影子嗎?我就不信,他那麼年輕,怎麼會有如此複雜 的思想,都是接受了你的反動思想。你能說沒有絲毫的責任」?我又急忙插了一句:「陶福成寫了什麼,我的確不知道,後兩年他很少到我家,我們之間已經很久沒 有來往」。蔡主任似乎很反感我打斷他的話,按照他的思路繼續講下去:「我們是思想和行動的統一論者,有思想遲早必然會有行動,有反動思想,也是犯罪」!既 然這樣,我便不再說話,要表達的意思都已說清,至於分析,那是人家的觀點,再多說也是枉然。後來,他也不再問我什麼,只是不停地在紙上寫著。寫完後,抬起 手腕看看表,喚起火爐旁打盹的那人,要他將我送回監房。走出審訊室,聽到四週一片雞叫聲。

七十八

過了五天,晚上九點左右,我又被帶進那間審訊室。這次陪同蔡主任的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面目清秀而和善。依舊讓我站在屋子中央,蔡主任開始詢問我的社會 關係,並在一張表上填寫著。填完表後,他問道:「還有什麼沒交代的,趕快說清楚。否則,以後查出來可要按抗拒從嚴論處」。我答道:「沒有了」。「有沒有要 檢舉揭發的事情」?「沒有」。「真的沒有」?「沒有」,我也重複一遍。「好吧,過來簽個字,摁個手印」。我走到桌前,只見一摞紙上寫得滿滿的,也不知盡寫 了些什麼,人家不給我看,我也知趣地不要求看,就在上面簽了字,並摁了手印。與此同時,發現桌角上有個大牛皮紙袋子,上面用毛筆寫著:「現行反革命集團主 犯呂維」,當時就覺得肯定完了。他也再未多問,指示那年輕人將我送回監房,看來我和二陶的口供完全對上了,否則不會就此罷休。到了監所門口,那年輕人一邊 掏鑰匙,一邊低聲對我說:「你妹妹坐月子了,生了個男孩,你媽也在她家」。「你咋知道」?「我和你妹夫從小就住在一個大院裡」。門快打開時,急忙又問他: 「我是不是很危險」?他不假思索地答道:「那還用說嘛」!隨即進到了號房。

「這麼快就回來了」?同號房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著,我把經過簡單地說了一下,他們一致認為,對我的審問基本結束,就等著處理了。接著,我提出一個問題: 「簽字摁手印的材料,不知為什麼不讓本人看,誰知道人家寫了些什麼」。「誰也是這樣,人家寫下的東西能讓咱看嗎」?王暢首先接過話題,「我們的問話材料 裡,也不知人家寫了些什麼,大家都一樣」。「按理說,應該讓本人過目後再簽字,可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時期,人家想怎麼辦就怎麼辦,誰也奈何不 得」。梁國佐這樣解釋後,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一切隨眾吧。和大家說過後,忽而想起「主犯」二字,同時慢慢咀嚼著送我回監房的那位年輕幹部的話,基本肯定 了我的問話。種種跡象表明,我將被判死刑,死是毫無疑問的了,人生的路已快到盡頭,苦難終將結束。

晚上,當大家都已睡去,緊挨我的梁國佐尚未合眼,據說,他的心臟有問題,夜裡常常不能安睡,我便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他,想聽聽他的看法。

梁國佐其人,出生在本縣東南方向一個村莊,年輕時外出上學,住的是教會學校。二十年前,從澳門神學院畢業。當時,國民黨敗退臺灣,共產黨又逢建政初期,開 展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許多同學不敢回來,紛紛去了義大利。其中有二十多人不願飄泊他鄉,留在大陸,梁國佐就是其中之一。他從澳門起身,輾轉回 到自己的家鄉。剛一走下火車,就被朔縣公安局拘捕,連家也沒有來得及看上一眼。幾天後,被解押到大同公安局,在那裡關押了一個月,大同公安局也不知道該怎 樣處理這類人,又轉送省城公安局,羈押在太原一個看守所裡,從來沒有審問過,一直關押了五年有餘。後來,中央頒布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又循原路由太原 送返大同,再由大同回到朔縣,安排在縣城南關的天主教教堂裡當了一名神甫。每次縣裡召開群眾性的代表大會,他作為宗教界的代表人士,就座於主席台上。對於 自己很短時間由階下囚上升為座上客,顯然有些茫然,雖然屬於時來運轉,但從不敢多言。其間,國家經過了「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四清」等諸多 運動,因為一向不問政治,篤信宗教,卻也平安地走了過來。就這樣,一帆風順地度過了十年。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連那些沉睡多年的廟宇、泥 塑尚且在劫難逃,拆除的拆除,搗毀的搗毀,何況是一座每天有人進出的教堂呢?什麼宗教信仰自由,見鬼去吧,那都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偉大領袖 毛主席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指示,正滌蕩著神州大地的一切「牛鬼蛇神」,梁國佐作為一名神甫,被紅衛兵立即關起,又因他畢業於澳門神學院,被懷疑為 特務,先是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游鬥。到了一九六八年「深挖階級敵人」時,他被關在「大聯委」私設的班房裡。那年冬天,「大聯委」撤銷,又被暫時寄押在看守所 裡,等候發落,誰知從此成了孤魂野鬼。看守所等著當年送來單位再來「領取」,而「大聯委」早已如鳥獸散,成員們各自回到自己原來的單位,他成了無人管的囚 徒。我進來時,他在看守所已經呆了一年半。

從面相上看,是一個誠實的人,一段時間的接觸,感覺到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據說他對自己的信仰忠貞不二,四十七 歲一直沒有結婚,決心把童真的身子敬獻聖母,這在隨波逐流、看風使舵的世道裡,很容易被人視為「怪物」。和他二十多天的相處,感覺此人文化素養高,中國 的、外國的、古代的、現在的人文知識,都能道來一套,我倆比較投緣,相信他很有判斷力,才向他吐露衷腸。聽了我的敘述,他略加思考,用低沉的口氣對我說: 「按常理,你沒有任何反對政府的行為,只有一些不合時宜的想法,無論如何構不成死罪。但問題是現在的情形,不能按常理去論,凡是涉及領袖和‘文革’,不要 說你有不敬之詞,就是碰它一根汗毛,說要你的命比脫鞋還容易」。接著,他嘆了口氣,又說:「你也是讀書人,咋那麼糊塗,議論時政,居然敢去太歲頭上動土, 不是自取滅亡嗎」!他說過後,仍然不住搖頭,我明白,他也在為我的命運擔心。

在我們雙方沉默許久後,他又用安慰的口氣對我說:「興許不要緊,還不至於死吧」。我馬上介面道:「其實,死也沒什麼可怕,我對於死亡,一點也不懼怕。你想 想,像我這樣成年累月苟活在屈辱之下,比奴隸還奴隸的人,活著又有甚麽意思?死亡倒是一種解脫。這些年,能夠頑強地支撐下來,全是為了我的母親,不忍傷她 的心,我是她生活中的精神支柱。雖然,她也知道,此生此世,我已徹底完蛋,可還是希望我活得好好的,甚至奢望我將來娶妻生子,成家立業。而我,這些年對自 己的未來根本不抱什麼幻想,苟活在這個世上,其實很灰心也很無奈,只是母親不知道我的這些想法。他看我整天家裡外面忙碌著,還以為我有信心哩。死,對我來 說,實在不足惜,也不足怕,只是覺得對不起她」。

「是的,人最挂心的就是自己的親人」!梁國佐聽了我的一番自白,可能覺得,安慰對我這種人不起什麼作用,只簡單發了這麼一句感嘆。其後我們停止了談話,各自睡去。

七十九

我的母親出生在一九二三年。那時,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又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沿海一帶,新的思潮早已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而在我們這偏遠 的地方,一切與革命前似乎沒有多大區別。農村裡依然保留著婦女纏足的陋習,母親三歲時開始纏腳,以後逐步裹緊,比她小兩歲的女孩子們便擺脫了這個厄運。因 此,她成了中國歷史上的末代小腳女人,加之她一生辛苦勞作,毫無疑問,這也成了她悲慘命運的桎梏。從小,在姥娘的嚴格訓練下,十幾歲學會了縫紉、做飯,家 務活樣樣精通,人們都說她是一個心靈手巧的姑娘,很早便成為姥娘的得力幫手。十八歲那年,在我大姥爺的撮合下,與我父親結婚,他們也算是青梅竹馬的夫妻。 父親的姥爺與母親的爺爺是親兄弟,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親上加親是一件好事,樂於成全。生下我一年後,母親又生了一個兒子,只活了兩天便夭折了。兩年後,她 又生了一個女兒,也只養了三個多月,不幸再次夭折。日本投降後,開始大規模的抓兵,父親東躲西藏,很少在家,不久又掀起土地改革運動,父親便遠走高飛,跑 到口外。一九四七年大災荒時,我家舊有的糧食都被分去,母親領著我四處要飯,那時母子倆形影不離,相依為命。五十年代,她又相繼生了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 但我在她的心目中卻是誰也無法代替的。也許因為從小腸胃不好,身體過分瘦弱的緣故,她對我格外關心。每逢有算命的人來到村裡,總要討教一番。

記得有一年, 一夥小孩子正在玩耍,突然來了個女乞丐,聲稱會看手相,給我們每個孩子都仔細看過,說了各自的未來,小夥伴們誰會相信一個要飯女人的話,哈哈大笑著紛紛走 開,並且嘲笑那女人是騙子。唯獨母親,把那女人領回家中,讓人家單獨看了我的手,那女人對母親說:「我看這十幾個孩子,數你兒子聰明,可又數他命不好,將 來恐怕沒有福祿,你要多多行好積德呀」!母親千恩萬謝,給了那女人不少吃的,從此把人家的話奉為做人的圭臬(gui nie ,標準的意思),時時處處替別人辦好事,以求蒼天有眼,保護她的兒子一生平平安安。女乞丐究竟是為了一點私利,取得母親信任,還是真懂一點手相常識,我一 直說不清,但其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十幾個孩子的命運數我倒霉,卻是不爭的事實。面對我的遭遇,她更是篤信行好積德的結果能給人帶來福祉。不論自己怎樣窮 困,凡上門乞討者,從不讓人家空手離去。

有一年冬天,氣溫降到零下三十度左右,一個老年要飯者渾身發抖地走到門上,她把人家留回屋裡,做上飯,讓那人飽飽 吃了一頓,臨走時,還給了一件舊衣服。她常說,這一切都是為了我。除此而外,她從來不傷害小動物,甚至連一隻昆蟲也不隨便踩死。小時候,我常常掏麻雀玩, 她幫我餵大後,硬是要我放掉。地上有蟲子什麼的,如果我故意踩死,被她看見,非要狠狠教訓一頓不可,她的口頭禪是:「那也是一條命啊,千萬不要造孽」!

人世間的許多事情有時就是那麼蹊蹺,那麼悖謬,也那麼捉弄人。你不想傷害任何人或物,偏偏遇到的傷害又是那麼多,那麼無情,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這些現象。 善得不到善報,惡得不到惡報的現象比比皆是,於是更助長了作惡者的氣焰,他們愈加肆無忌憚地去坑害別人。老天爺為什麼不去管管這些人?

一九六零年春天,我外流到包頭後,家裡的處境更加困難,每人每天六兩毛糧,又沒有任何副食,先是地裡的野菜被人們拔得淨光,接著榆樹葉子、榆樹皮,也被人 們吃光,眼看著一棵棵榆樹死在那裡。父親患了腸胃病,每到吃飯時,不斷有臭氣從嘴裡吐出,醫生說,要盡量多吃些細糧,有油水的食物。這話在今天的人們聽 來,實在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但那時比登天還難。每個人被牢牢地鉚在原地,弄點細糧談何容易,只有眼睜睜地餓著。為了父親和孩子們,母親簡直快要變成神農 氏,原先人們不吃的野草,她都拔來吃。即使這樣,最終也未能保住父親的命,就在她四十歲那年成了寡婦。

從此,她的全部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兩年後,我又被 誣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送了回來,她不悲反喜,覺得我回來有了靠山,有了支撐門戶的人。她的腦子裡,還留有世代相傳的「夫死從子」的舊思想。然而,她的這 些想法很快又在現實中破滅,兒子非但沒有能幫她多少忙,反而給她帶來無窮無盡的恐懼,讓她整日提心吊膽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有人曾說,這是一場「驚 心動魄」的革命,對於一般農戶來說倒也平平,可對於我家,尤其是母親,「驚心動魄」真可謂恰如其分。兒子被押到別的村子去鬥,做母親的,心裏能有一刻的安 寧嗎?「四類分子」的會,有事沒事開到深夜,她在家裡咋能睡得著?我不回來,她敢睡嗎?每當我回來晚些,她便一個人去我們開會處悄悄窺探,她最擔心我被人 家偷偷打死,有多少次叮囑我,挨打時一定要大聲喊叫,要讓周圍的人聽見,以免被人打死,掛在樹上,還誣陷你是自絕於人民哩。為此,我曾多次安慰她,求她放 心,可她就是不能放下那顆心。也難怪她多心,那時確有人被活活打死過,這方面的消息時不時地傳來,本來就人心惶惶,要她安心,能做得到嗎?為了我,她算是 操碎了心。

那幾年,她常常陷入一種惶惑的狀態中去,記性大不如前,有時不知喃喃自語著什麼,令我想起祥林嫂。有幾次,我看見她仰著頭,虔誠地向上蒼求告: 「老天爺啊,我們窮究窮吧,餓就餓吧,千萬保佑我們平平安安」。如今,我被送進監所,生死未卜,她一定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是好。我死不足惜,這 些天早已想通,人活多少是個頭呢?像我這種最低賤的奴隸,早早了結,對個人而言,反倒痛快一些,又何必苟活在世上,讓那些企圖永遠活下去的人和他們的爪牙 們恣意凌辱呢!但使我最不能安心的是對不起生我養我的人。母親啊,我們再見面的日子怕是不會有了,一切都請你寬恕兒子的不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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