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十六）

作者：呂維發表：2010-06-23 08:56

每天下午的學習，有一半時間在抽煙。不僅是我，這已成了多數人的習慣，就像從前在村裡時，「四類分子」的學習一樣。政治學習，在我們這個社會，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企圖把億萬人民的思想，統一在一個固定的模式裡，領導者怎樣講，被領導者就應該怎樣想。被人們十分厭倦的政治學習，成了執政者沒收人們思想的最佳途徑。儘管其效果微乎其微，仍然要強制推行。更有甚者，簡直搞成了宗教儀式，讀語錄，唱語錄歌，祝禱領袖萬壽無疆。人們背地裏反感，表面上卻還得恭維學習的重要性，每天聽著那些老生常談，唯有抽煙可以消磨時日。每月發給的兩元零用錢，哪怕是抽最劣質的煙也難以為繼，於是給家裡寫了一封信，讓他們給我寄點蘭花煙。走時，家裡還存有十五六斤，放著也沒用。不久，大妹給我寄來，來信還說，家裡吃的也不缺，要我放心，並說三弟上了初中。接到這封信，並未產生絲毫的寬慰，反而讓我不安了很久，家裡怎麼能比我在時好？尤其是三弟，頭年考農中時，村裡去了十三名，他考了第一名，結果其他十二名全部錄取，只他一人被踢回，原因當然是家庭成分不好，我又是「現行反革命」，三弟氣得大哭一場。

如今，我成了全縣萬眾矚目的大「反革命」，對他反而沒有一點影響？簡直不敢相信。又仔細看了寄來的蘭花煙，全然不像我家的，和姥爺家的煙非常相似，更使我犯疑：為何自家有，非要拿姥爺家的煙呢？難道，難道我們的家已經不復存在？幾天來，都在思索這個問題，最後給二叔寫了一封信，求他把家裡的真實情況告訴我。本來，不打算給二叔寫信了，過去他曾給過我那麼多的幫助，如今落到這步田地，實在沒臉再麻煩他。但為了弄清真相，還是寫了。很快就接到了回信，關於我家的事，他是這樣寫的：「你猜得不錯，你們的家真得散了，自你走後，你媽的處境更為艱難，村裡把她也當‘四類分子’對待，萬般無奈之際，她決定帶著你的弟弟妹妹改嫁，為此還專門來過集寧，和你爺爺奶奶商量過，我們一致同意她走。據說，你的一些本家伯父和叔叔們也都勸她早些離開咱們那個家。由此可見，她受得罪有多大！最後她嫁到離咱村二十多里的窯子頭村了，對方是貧下中農出身，在大同礦務局一個林場趕馬車，一年回來兩三次，大部分時間在外，家裡基本還是你媽和孩子們。前不久，我專門回去看望她，親眼看見她終於擺脫了那個受罪又受氣的環境，我也寬慰，你爺爺奶奶也都放心。望你接信後千萬不必難過，你媽和孩子們能找到一條活路，你死去的父親想也不會責怪的」。

要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但我深深地知道，母親的這一步走得實在不容易啊！她沒有讀過書，對外界的社會幾乎什麼也不知道，從小受姥娘的教育，頭腦裡還留有舊時代的「好馬不被二鞍，好女不嫁二夫」的思想。自從父親去世後，村裡也有人勸她改嫁，甚至還有人上門說媒，她絲毫不動心，覺得那樣做對不起死去的丈夫，寧願守寡。等到我回村後，家裡有了成年男子頂門墊戶，不管怎樣窮困，不管如何受欺負，她都能堅持下去。如今終於決心離開我們那個家，肯定是處境更為艱難，萬不得已的選擇。就連姥爺姥娘同意母親的改嫁，也都要下很大的決心，我和父親都是楊家門上的外甥，一定是母親受得罪太大了，他們才被迫這樣做。說到底，這一切都怪我，都是因為自己交友不慎所造成的。如果說我是一個罪人，的確辜負了父親對我的囑託，直接造成了家破的結局，給活著的所有親人帶來痛苦。

此後一段日子裡，我在兩種矛盾的思想中苦苦掙紮著。一方面深深地自責，覺得辜負了所有親人的期望，沒有能和母親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沒有盡到做長子的義務，也給母親帶來無盡的痛苦，不管走到哪裡，時刻還在為我操心，她會整夜整夜地睡不著。特別是逢年過節時，他一定會獨自站在村口，滿眼淚水向南長久地瞭望著。我有這方面的經驗，在我七八歲時，三舅被兵販子賣到太原，去後杳無音信，姥娘時常坐在村口，向南呆呆地望著，以至哭紅了眼睛，有多少次我陪著她哭，死硬把她拽回家裡。後來太原戰事結束，三舅回來，姥娘的眼睛才慢慢不紅了，但看東西總是模糊不清，落下了後遺症。如今母親一定又像姥娘當年一樣，想我、望我。兒走千里母擔憂啊！何況又不是出去求學、當兵，而是判了死緩，蹲了大獄，對於母親，無疑絕望到了頂點。這段日子，一有空閑便會想到她，硬是在這種離愁別恨中煎熬著自己，不斷斥責自己的不孝。另一方面，也常常用現實的眼光看問題，安慰著自己。母親離開那個災難深重的家，換一個環境，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呢!中國的社會，傳統的習俗，婦女總是隨著丈夫的命運而起起落落。母親嫁到另一個村裡，對方是工人階級，她也自然擺脫了所謂「剝削階級」的家庭，再也不會受那些原本不該受得氣了。

這期間，又給妹妹去了一封信，告訴她我已知道家裡的變故，求她把詳情實事求是地告訴我。由此得知，三弟和二妹已隨繼父改姓，三弟上了初中，二弟在村裡勞動也不受欺負，隊長是我一位本家姑姑的兒子，我們的大表兄，一向和我們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對二弟盡量照顧，終使他慢慢適應了那村的環境，的的確確比在我們那個倒霉的村子強多了。掙工分、分糧食、幹活，都和其他社員一模一樣。能夠湊合著過窮日子，不受虐待，正是我們這樣的家庭夢寐以求的事情，除此而外，我們也不會有其他的奢望。正由於家庭的這一巨變，我的心有時又得到些許的安慰，只要親人們過得好，我也該放心了，再也不用為母親牽腸挂肚地操心了。當然，這一切都要經過曠日持久的思想折磨才能達到。至於情感方面，只要我在外，母親的心，一天也不會安定下來，她會時時刻刻牽掛著我，比我倍受煎熬。

八十六

這兒的犯人，絕大多數是「歷史反革命」，亦即前國民黨政權留下的中下級軍官和一些地方官員，同時也包括日偽統治時期當過漢奸的一些人。其餘則是刑事犯和「現行反革命」犯。部分老年犯人是「鎮反」時，從上海集體過來的，大都是南方人，江蘇、浙江、山東、安徽、江西、福建籍的都有。當時在上海被判刑的人，其中一部分送到了內蒙，上年中蘇邊境緊張時，內蒙監獄南撤，合併到此地，因此顯得南方人格外多。其餘「歷史犯」大都是閻錫山的殘部，各組的組長多由這些人擔任。他們每個人都善於念勞改經。什麼「對反動派決不施仁政」啦，「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光明的前途」啦，「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還有什麼「形勢一派大好，不是小好」等等。

每逢班組有人違規，或是生產中出了廢品，他們都能及時而又準確地引用一條「語錄」進行批評，他們把那個小紅本本背得滾瓜爛熟，應用起來更是嫻熟自然，得心應手，儼然是一個政治思想工作者。他們自己一旦犯了點小錯誤，也能引經據典地進行深入靈魂的批判，甚至不惜無限上綱地臭罵自己，把自己說成一個微不足道的跳梁小丑。而在私下裡，卻又常常愁眉苦臉，唉聲嘆氣，現出一種絕望的表情。特殊的環境造就了特殊的人，我清楚地看到了勞改犯這種兩重性格，一方面為了生存，或者說為了少惹麻煩，必須假裝積極，心甘情願地接受監獄當局的利用，起到一個監督員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們也都有家有子女，有各種割不斷的情絲在心頭繚繞，甚至作為人的同情心也還尚未完全泯滅。這樣，有時他們看誰不順眼，抓著一點毛病盡力擴大，匯報給隊長、指導員；有時又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付著過去算了。他們之中，大多住了十幾年，有的快要二十年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很少有人減刑，這也使得大多數犯人對幹部的話不相信，什麼「立功贖罪」，全是利用！報紙上常說，美國人用的是「讓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辦法，整個監獄到處施行的是「以犯制犯」的策略。在幹部眼中，不管你說得多麼好聽，骨子裡都是反動的；而在犯人眼裡，儘管當局有許多許諾，多是牆上畫餅，總的目的就是為了利用這些廉價的勞力為國家創造財富。我曾經暗暗哼過兩句打油詩，是這樣說的：

漫將法眼齊熟視，
儘是裝神弄鬼人。

這期間，我和組長一直做著100的閥體，直到初冬時節才完成任務。後來又做125截止閥，時間比較短。本打算改做一種小型閥體，一則可以緩一緩身體，再則還可一人操作，自在一些。誰想，我們的副組長，也就是管生產的那位姓任的老犯人，指名要我和他做200的閥體，這是雙人抬最重的一種砂箱，裝滿砂子後，足有二百五六十斤，每天二十八箱的任務，光抬箱就得跑五十六趟，還得裝砂、夯實，下泥芯，天天都得推遲收工，讓別人等我們，否則完不成任務。說實話，這倒也沒什麼，我畢竟年輕，有著在農村那五年重體力勞動的磨練，還能對付的了，只是不願意和這位姓任的組長一起干。幾個月下來，感到先前和我一起幹活的李姓組長為人正派，在閻錫山部隊裡當過營長，整日沉默寡言，和人相處直來直往，不大喜歡搞小動作。而這位姓任的，經常婆婆媽媽，甚至還有點吹毛求疵，兩隻眼睛忽閃忽閃，好像肚子裡裝得鬼主意特多。聽別人說，他幹活特別粗心，常出廢品。和他一起幹這麼大的閥體，一旦大量出現廢品，非得挨罵不可，甚至還得寫檢查，真不如我一個人干呢。但是組裡的人誰也不想乾大件，不和他干也不行。

再說啦，勞改犯總得服從分配，免得讓人家說學生出身，挑挑揀揀的。還好，這位任老前輩決心在大閥體上一顯身手，操作格外認真，我倆在質量上起碼沒有出過大的紕漏，只是每天下來，手指僵硬得伸開不易彎回，彎回後又不易馬上伸開，學習時間須得反覆活動，方能自如。和他在一起，除了生產方面的事很少說話，他卻經常和我說起別人，尤其喜歡叨咕管學習的組長李春旿，說那人很會裝好人，就讓他幹得罪人的事云云。我只是聽他說，甚至是東耳朵進，西耳朵出，從來不接他的話題。我剛剛從苦惱中掙扎出來，還時不時在想著母親，哪有閑工夫議論這些無聊的事呢！有時，覺得這裡的老犯人著實可笑極了，因為一個犯人組長，還要互相傾軋，互相勾心鬥角，犯的著嗎?組長有甚了不起，還不是和別人一樣在服苦役！用你，只是讓你充當工具，互相監督著，以免發生意外的事情。組長特殊嗎？別天真地以為幹部就相信你，這裡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機構，是關押重刑犯的監獄！我從沒有任何僥倖的想法，以監獄為家，以勞改為業是一貫的宗旨。正因為這樣，我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態度，人落到了這步田地，還侈談什麼前途和未來，豈不是白日做夢！縱然將來能有一點前途，那也不是自家所能爭取來的，只有寄希望於時勢的變化和政策的調整。

我常常漫無邊際地想著，有時候人為什麼那麼可笑？明明人家已把你牢牢地釘在「敵人」的十字架上，你還要枉費心機，企圖從人家那裡得到一些好處，弄個組長當當，好像比別人高一些，忘記了自己「敵人」的身份。人啊，人啊，作為萬物之靈，有時竟然不如一般的動物，在幻想中過日子。我，作為一名思想犯，從來不抱任何幻想，當初不殺，只是為了留下一條活命服勞役，指望改造頭腦裡的諸多想法，別說我本人，就是監獄當局也斷然不會相信。這或許就是入獄半年多很少和人交談的一個重要原因吧，真實的想法不能說，假話又不屑於去說。那位姓任的組長要我想開點，多和人說說話，真不知道，該和他們說些什麼。

八十七

冬日裡的一天，收工後，中隊指導員通知我到辦公室開會。那天，共有十二人參加，主持會議的是大隊賀教導員。這是一個非常呆板的人，早年的部隊生活養成了喜歡按條條框框辦事的習慣，臉上從沒有露出過一絲笑意，看樣子大約四十歲出頭。他佈置了一項任務，由我們這些人臨時組成一個特別小組，每天收工後在模型組的工房裡進行政治學習，稱為「兩論學習引導小組」，重點閱讀《矛盾論》和《實踐論》，並結合周圍存在的問題，進行批判或寫成心得，然後出牆報，引導全大隊犯人掀起學習兩論的熱潮。十二個人中，大都是組長，只有我和模型組的衛隨勝不是。衛隨勝當過中學教師，看來抽出的人主要考慮了文化水平，要不造型五個組，正副組長十名，為什麼要我參加。從今以後，我將不僅僅是生產工具，還要成為宣傳工具，像一頭牲口一樣被套在車上，如果不出力拉車，自會有鞭子抽在脊樑上。由此使我更深地認識到，獄中的兩重人性並不是一些人心甘情願地想具有，一切都是環境使然，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否則會給自己帶來許多麻煩。趨利避害本就是人類生存的手段之一啊！

第一天下午，挨我坐著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南方口音，聽說是三中隊的一名組長，姓丁，面部白中透黃，顴骨高高突起，下巴尖尖，好像小時候見過的那種大煙鬼，給人一種病態的感覺。他時不時地向我打聽外面的情況，我不敢亂說，只低聲應付著。他甚至幾次悄悄問我外面武鬥的情況，我說自己一直住在農村，對於城市裡的情形不大瞭解，只有一次，正在地裡幹活，飛機從空中撒下許多傳單，方才知道廣西、四川的武鬥還動了真槍真炮，至於太原，也只是道聽途說，詳細情形並不了解。其後便盡量不和他說話，以免招來麻煩。第二天晚飯後，中隊的楊指導員把我叫到辦公室，嚴肅地告誡我：「今後和誰也不要談論外面的情況，這裡有些人總想打聽一些外面的事情，你進來時間不長，自然成了他們打聽的對象，千萬不要上當」。我當即承認了錯誤，指導員也沒有再說什麼就讓我回來。中隊的隊長和指導員對我印像一直不錯，因為自入監以來，無論幹什麼都能按定額完成任務，而且質量比較好，從未出過大批廢品，也沒有違反過規定的制度。對於他們，這就夠了，至于思想上如何想，他們才不管那些哩。因此，指導員對我的批評，只是提醒而已，並沒有嚴厲的表情，他甚至還藉機指出我半年來幹得不錯，要我堅持下去。

回來後，獨自坐在走道裡的馬扎子上抽煙，覺得好笑極了，這能立什麼功？這些老犯人也太無聊了。正好關益三從我面前走過，便招呼他坐在另一個馬扎子上。關益三，四十七八歲，山陰縣人，與我鄰縣，來到這裡自然也算是雁北老鄉，在模型組擔任副組長，對於我後來調到造型組干重體力勞動活兒曾經很遺憾，他覺得我上過中專，起碼看得懂圖紙，應該留在模型組更合適。但模型組的正組長嫌我迷迷瞪瞪，表現不佳，便報告隊長打發了我。此後，雖然和關益三不在一起，見了面總要閑扯幾句，老鄉麼，到什麼時候總和別人不一樣。他曾在閻錫山的部下當過團長，太原戰役被俘，以後回到老家。一九五五年肅反時，擔心被抓，隻身逃到甘肅，改名換姓趕起馬車。一九五八年全民整風時，還是被抓了回來，判了死緩。他當營長時，曾在我們縣城駐防，對我們縣的一些情況比較瞭解，這成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談資。半年來的接觸，感到他為人正派，不喜歡搞那些邪門歪道，這次我和他都參加了特別學習小組，交談的機會自然多了。他坐到我旁邊時，笑嘻嘻地問道：「指導員是不是批評你了」？我點點頭說：「算是吧，其實也無所謂批評，只是提醒而已，因為我的確沒有具體的說甚」。「以後多注意點，這裡有些人，尤其是一些組長們最喜歡匯報別人，昨天問你的那人，姓丁，當過漢奸，是個特別善於人前一麵人後一面的滑頭，今後對這類人要格外警惕」。說過後馬上起身走了，以免呆的時間長，引起別人不必要的懷疑。

入監半年來，從我接觸的人和聽別人所說，這裡有兩種人比較難處，一是當過漢奸者，二是做過特務的人。這兩種人，在幹部面前，花言巧語，甚至無中生有，把別人的點滴小事上綱上線，提到改造與反改造的高度上進行分析，以顯示自己是真正的改造積極份子。幹部對這些人是什麼貨色，應該十分清楚，只不過為了利用這些巧言令色、兩面三刀之徒，隨時掌握犯人的動向，只要不出紕漏，他們的工作自然也算做好了。因而在表面上顯得比較相信他們，稱他們為靠近政府的積極份子，給予公開的支持，結果使得這些人更熱衷於打小報告。我一向十分憎惡這種背後使刀之輩，總覺得這類角色太缺德。奇怪的是，周圍的環境，眼前的社會，時時在鼓勵此種行為，並加意給予培植。當年在學校時，凡是背後打小報告者，被領導看作是靠近組織的行為，有些人的入團、入黨，憑得正是這一點。監獄裡，同樣有這麼一批人，專門蒐集別人的一言一行，也成了靠近政府積極改造的具體表現。我常常暗自思索，一個社會提倡此種不道德行為，鼓勵投機者借他人之肩往上爬，只能助長阿諛逢迎、拍馬溜須的惡習，使一些不學無術、道德敗壞者扶搖而上，久而久之，會嚴重地傷害那些埋頭苦幹人的積極性。而且還可能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彼此不信任，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尤其在運動來臨之時，無形中助長了落井下石、平白無故陷害他人之風。這或許是「階級鬥爭」的需要吧。

日常生活中，凡有集體存在的地方，此種現象隨之存在著，領導者不論職務高低，大都喜歡有一幫人對其奉承，為其抬轎，於是拍馬諂諛者蜂擁而至，小人得志，君子遠去，世風每況愈下，令人寒心。

七十年代的獄中，爭當改造積極份子，互相匯報，互相傾軋的現象所以更為嚴重，那是因為有些人處於絕望之中的緣故。大凡人在絕望時，總要找一根救命稻草，企圖把絕望變成希望，儘管這種理想性的希望實在是太渺茫了，總有人要盡力掙扎，不擇手段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漢奸和特務，原本就不是生活在陽光下的人，偷雞摸狗、投機取巧是他們的本性。因此當我得知那位姓丁的組長當過漢奸時，從此再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也因此，使我對所有這類角色一概持鄙視態度。

八十八

高產競賽一週後，人們普遍累得吃不消，每天超額完成任務的數量越來越少。我也同樣感到極度的疲倦，想適當放鬆一些，像這樣不要命的硬拚，並非長久之計。我們的刑期那麼長，一旦弄下病，今後苦了的仍然是自己。但不能說，我的搭檔是管生產的組長，他負責，自然是他說了算，每天仍要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我也只好奉陪到底。他已是四十八九歲的人，在這裡住了十幾年，體力算不得怎麼強壯，只因為擔任了生產組長，自己覺得應該比別人多幹一些，起到帶頭作用。有時看他手忙腳亂，簡直像是小跑，著實很可憐。他為人怪怪的，總喜歡背後叨咕別人，兩眼看見的老是其他人的毛病，周圍的人們大都討厭他，因此在高產競賽時很少有人幫助他。

一般來說，每次高產競賽，總要從其他各組，就像模型組、工務組、庫房、焦炭場等地方抽調一批人員前來幫忙，澆注組的人，在澆完一批鐵水，下一批尚未出爐前的間隙，也要來幫助造型。我的助手唐順不僅幫我鏟砂，還經常幫我抬箱。唐順比我小一歲，我們縣西關人，弟兄姐妹中排行最小，父母去世後，在平魯縣水保隊找了一份工作，也是「一打三反」時判的，我倆同時來到汾陽，相識於第二監獄。因著是老鄉，關係自然比較密切一些。唐順不識字，長著一臉絡腮鬍子，眼睛很大，惱怒時瞪起雙眼，令我常常想起舊小說中張飛、李逵、程咬金等角色的模樣，他給人的印象正如許多草莽英雄一樣，力大，魯莽，甚至還有幾分笨拙。平日裡，凡是寫信，寫學習心得，寫總結材料等涉及文字方面的事情，由我全部包攬，每次高產競賽時，他便利用澆注的間隙幫我造型。有時我也敦促他幫我那位夥伴鏟一會砂子，他很不情願地應付一會後，又回到我的身旁，所以我比那位搭檔要輕鬆許多。

監獄的勞作，既緊張又不惜人力。我來這裡時間不長，已經進行了幾次高產競賽。六月份的口號是向黨的生日獻禮，剛度過七月份，又提出新的口號：大戰八九月，向國慶獻禮。現在呢，年底了，口號又換成了大戰十二月，向新年獻禮。過年後，據說又要迎戰開門紅。一年裡太多的高產競賽，沒完沒了的獻禮，恨不得將犯人身上的油水榨干。每次高產，要求超產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最後幾天，還要加班加點，動員所有能夠暫停的工種人員都來幫助造型，每人必須翻番。監獄當局，雖然在口頭上不斷強調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像社會上提倡的「抓革命，促生產」一樣，這裡換成了「抓改造，促生產」。所不同的是社會上「抓革命」是實，不斷挑起各式各樣的鬥爭，鬥爭即是革命，而工廠裡的生產卻處於癱瘓和半癱瘓狀態。

監獄裡的「抓改造」正好相反，多是虛晃一槍，而促生產卻毫不含糊，要求完成和超額完成任務，成為考核的重要指標，年復一年地重複著那些向什麼什麼獻禮的口號，把每個人使用到血盡毛干。長久從事這種勞作，整天又被煙灰嗆著，絕大多數人的臉色極為難看，白中泛黃，看不到一絲血色。對於少數完不成任務的人，每天的學習時間成了大家「幫助」的對象，也有些多次「幫助」效果不大的角色，隊長便指使專門抽出來的勞改積極份子們，將其帶到一所僻靜處的房間裡單獨進行「幫助」，其間進行了怎樣的「幫助」和「幫助」了些什麼，多數犯人不得而知，只能憑想像去猜測。總之，這裡的所謂改造，主要是服苦役，屬於典型的強迫勞動，充分利用勞改犯中的「積極份子」，嚴密監視著每個人，天天務必完成任務。面對這種情況，我常在想，「文革」中，停產半停產的工廠那麼多，要不是這些勞改單位，我們的經濟怕會比眼下更加糟糕！名目繁多的高產競賽，雖不新鮮，卻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每個人的能量去創造財富，至於犯人，每人每月只給兩元的零花錢，抽得都是極其劣等的無名煙，大家把這種沒有牌子的煙叫做經濟煙。

有時，我也感到十分迷惘，人到了這個地步，為什麼有些愚蠢的傢伙還要那麼賣力，自己賣力不說，還要督促別人也像他一樣去幹，否則就去匯報你。中國人的好鬥，尤其是自咬自的根深蒂固的毛病，這些年，在「階級鬥爭」的發酵劑刺激下，日益膨脹，就連監獄，也在每時每刻地強調著「改造與反改造的鬥爭」。絕大多數組長們，個個都以積極改造者自居，相互之間激烈地競爭著，把生產定額提高了還要再提高，以至最後自己也很難完成任務。面對這些人，雖然憎惡他們，有時又為他們感到深深的悲哀，甚至可憐他們，人家會相信「敵人」嗎？這一切，或許是環境使然，監獄當局要求如此，如果膽敢違抗，進入「反改造分子」的行列，結果更糟，還不如偽裝積極，日子過得反倒安穩一些。於是在犯人中，爭當積極份子，成了少數人的奮鬥目標，打小報告，靠近政府，互相傾軋的現象甚為普遍。也正是在這種狗咬狗的爭鬥中，幹部找到了控制點，常常不失時機地表揚一些積極份子，批評個別落後者，使絕大多數犯人都能規規矩矩，作馴服的工具。即使再累再苦，誰也不敢啃聲，只有埋下頭來，咬緊牙關，接受命運的安排。

我也同樣是這樣的渾渾噩噩的勞改犯！

八十九

春節到了，沒有一點過年的景象，初一到初五為休息日，絕大多數時間呆在號房裡，寂寞冷清。除了吃飯睡覺，總覺得百無聊賴，還不如每天忙忙碌碌地幹活呢。一個房間裡住著七八個人，大眼瞪小眼，彼此看著，誰也不想多說話，環境使每個人都對別人存有戒心，各自互不信任，生怕說錯一句話，成為他人立功贖罪的材料。這種你看我我看你的難堪而又尷尬的局面持續著，空氣也彷彿停止了流動，人們內心裏普遍有一種將要窒息的感覺。儘管每兩個房間發有一副撲克牌，可以輪流著玩，但監規紀律規定，犯人不准串號房，一個房間的人往往玩不起來，尤其那些年老的犯人，根本不想什麼娛樂活動，多數隻會假寐，讓你永遠摸不透他的心事，此時是想家呢還是警覺地聆聽著什麼。每天上午或下午有一次集體活動，輪流著出到監房外面的空地上，圍成一個圓圈，進行一種叫做「擊鼓傳花」的遊戲，一人打起鼓來，一朵紅布做成的花在人們手中傳來傳去，鼓聲一止，花落在誰的手上，誰就得唱一支語錄歌，不會唱的，背一條語錄也行。

這種遊戲，本應在少年兒童中進行，蹦蹦躂躂，自有一番熱鬧景象，而且一定要自覺自願地參加，才有興致。現在，在一群年齡相差甚大，又處處顯出死氣沉沉的人中間進行，實在引不起人們的多大興趣，只因著值班幹部在場，不得不玩下去，反倒覺得索然無味。任何勉強的活動，一旦失去了娛樂的因素，往往顯得格外沉悶。活動結束後，大家排起隊報了數，整隊回去，依舊靠在鋪蓋上，兩眼朝向天花板，誰也說不清這些人在想著什麼。

春節在外面度過，對我來說，早已習慣。在瀋陽上學時，假期很少回家，一個人住一間房子，陪伴我的是回家同學的行李，一捆一捆堆在那裡。東北的冬天更冷，極少出去，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呆在屋子裡，只有到了傍晚時分，才在操場裡走幾個來回。但那時沒有寂寞的感覺，因為有許多古今中外的名著陪著我，和這些古人、外國人交談著，儘管他們逝去很久，我卻覺得就在身邊和眼前，個個都是我的師友，每個假期過得充實而愉快。如今成了身不由己的囚徒，再也沒有看書的機會了。在農村那幾年，儘管派給我的任務總是排的滿滿的，但除了六九年的打地洞，其它年份過年時總要休息十幾天，也能抽出時間讀幾本書。對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來說，個中樂趣外人往往難以體會。可現在呢，除了幾張報紙和語錄本，還能有什麼讀物呢？「文化大革命」和歷史上的焚書頗有相同之處，禁百家之論，樹一家之言，犯人甚至連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也難以看到，一個紅皮子的小本本已經包羅萬象，抵得上一部百科全書。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遇到什麼困難，都可以從中尋找答案。在農村管制時，畢竟村裡識字的人不多，有幾條語錄在請罪時背背，完全可以應付過去。

到了監獄，環境不同了，這兒識字的人多，特別是那些老犯人，他們之中有當過軍官的，也有當過縣長專員什麼的，更有一些鬼精精的特務出身的人，個個把語錄本背得滾瓜爛熟。當你違反一點監規紀律，他會馬上給你念道：「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當你生產中出了幾個廢品，又會向你宣讀：「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的聖旨。這裡，除了語錄本，再也不會看到任何書。早在進來前就知道，現今的書店裡，書的品種少得可憐，用一個人的觀點來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是當今聖上獨創的專利，何況這裡又是監獄，想讀書簡直就是非分之想！年輕時讀過一些早期共產黨人的傳記，他們在國民黨的監獄中還在不斷看書、學習，據說剝奪了人身自由，尚有學習的權利。我不知道他們當時讀的什麼書，但可以肯定不是什麼蔣介石語錄。我們生長在如此「偉大的新時代」，獄中卻看不到一本語錄以外的書，多麼可悲啊！這個時代，許多書都分別改姓了封、資、修，成為三家店裡的黑貨，時時刻刻在腐蝕著人們的靈魂，被稱作大毒草。不讀書，不學習正可以淨化人們的思想呢。

既然沒書看，接下來就只有想家了。古人言，每逢佳節倍思親，尤其在象徵著闔家團圓的春節時候更是如此。雖不像剛入監時那樣為母親操心，但還是放心不下，她嫁的這個男人是否厚道，弟弟妹妹們是否受氣？所有來信中都未提及。在村裡那陣，常聽人們說，改嫁出去的女人最受苦，只要孩子們受到哪怕是一點點傷害，她的心都在滴血，為了能夠把光景過下去，只有忍受種種煎熬，把淚水咽到肚裡，可以想見，這種身份的女人比常人承受的壓力要大得多。母親是否也是這樣？每逢想到這些，便會深深陷入內疚之中，要是我還在家中，雖然窮困，一家人總是一條心啊！不過，有時又感到一絲欣慰，母親離開我們那個家，總算跨進了貧下中農的行列，長期以來壓在頭上的巨石終於掀掉，三弟還上了初中，她和弟弟妹妹們只要過上正常人的日子，不被人當做另類來欺侮，總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讓我獨自把從爺爺以來的所有原罪都承擔過來，只要親人們不再被奴役、欺壓，我的心也就可以真正地放下了。

每天的閉目養神，腦子裡何曾有過片刻的輕鬆！養神，養神，這是一個入監不到一年的服刑者所能做到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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