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蘭2010年4月14日出獄
倪玉蘭這兩月
何楊在拍完倪玉蘭的記錄片後發現，「很多恐懼其實是多餘的」
編者按：通過朋友介紹，何楊從5月上旬起開始跟拍倪玉蘭，那時候她就像一個被遺忘的死角，「她是西城的，東城的警察大概也不願意惹麻煩吧。」
他拍了10天，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慘烈的故事，但是倪玉蘭讓他感到意外。「遭受了這樣的苦難，大多數人都會變得激憤、偏執，甚至自暴自棄，但是倪玉蘭仍然這麼平和，她似乎有消化苦難的能力，或者說，她是站在苦難之上的。」
警察對倪玉蘭說：「你別在網上罵我們！好話也別說。」
一
4月14日 星期三 晴
9點30分，我被叫出監舍到談話室接受了最後的檢查，他們把我的雙拐拆卸分離，將我放在裡面的十二張申訴書和我慘遭虐待的圖片搜出不讓帶出。我身上穿的衣服包括內衣內褲和襪子全部被脫掉接受嚴格的檢查，直到她們認為確實沒有東西藏在衣服裡面才讓我穿上衣服。經過40分鐘的折騰，他們才將我送出大門。老伴女兒和好朋友來接我，他們跑過來和我擁抱……終於和親人團聚了。
律師倪玉蘭這一天出獄。當晚，她在一家小旅館洗了一年多來第一個熱水澡。2008年12月18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務罪，判處她有期徒刑兩年，刑期從被羈押的 2008年4月15日算起。
那一天，按照倪玉蘭的說法，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糾集一群人，沒有任何手續，闖入她家強拆，倪玉蘭架著雙拐與他們理論，結果被警察拖入警車踢打，後又被抓進派出所。
公檢方的版本則是，倪玉蘭暴力阻礙工人施工，致使尤德林、李鴻橋受輕微傷，被民警傳喚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調查，當日11時許，在新街口派出所第三談話室內，倪玉蘭不服從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體，致使其睪丸挫傷，被當場抓獲。
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揮中心的接處警記錄顯示，在倪家所在的前章胡同19號，「我所民警及巡邏車均在現場，無打人現象」。倪玉蘭的丈夫董繼勤據此認為，說倪「毆打他人」是誣陷。
在獨立導演何楊的記錄片《應急避難場所》裡，倪玉蘭對著鏡頭說：「到了派出所以後，他們把我關進小黑屋，先讓保安揍了我一頓，一會誰進來就踢我一腳，踹我一腳，把我從地上扔到沙發，又從沙發扔到角落裡。我要求上廁所，他們就讓我爬著去，不然就是違反派出所的管理規定。」
二
倪玉蘭住了一天就搬出來了，120塊一晚太貴。他們找到另一家小旅館，公共衛生間，50元/天，房間大概有6平米。
4月17日 星期六 陰
今天是我獲釋的第四天。前兩天片警找老董說，監獄已將我釋放的信函發送到了西城區政府部門，至今他們沒有對我的居住和生活有任何說法。
他們早就無家可歸了。2008年11月，倪家的房子被徹底剷平，現在，那裡立著圍牆和塔吊。這些天，來訪的多是一些老朋友，說得更明確些，是老訪友。
1986 年，倪玉蘭從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分配在中央某單位，同時在正義律師事務所兼職。1994年，她又被安排到中國國際貿易總公司做法律顧問。從2001 年開始，倪玉蘭代理了一些敏感的案子。「(案子)誰都不敢碰，受害者找到我父親，他是解放前的老律師，他說，我支不動別人，還支不動我女兒嗎？父親的話，我能不聽嗎？」她說。
於是家裡其他親戚給她打電話，別跟政府作對。大家都害怕和她聯繫，不然就會被「調查」。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奧成功。2002年，這個城市已經「拆」出了一個自我維權的群體。這一年的4月27日，西城區新街口四條55號強制拆遷現場，很多拆遷戶前去聲援業主，倪玉蘭舉著相機也在其中。
後來她被指控對現場工作人員和民警施行暴力，以妨害公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倪玉蘭則說，她的左腿就是那時被打得肌肉萎縮，從而再無法正常行走。
三
4月20日 星期二 陰
今天是我獲釋後的第七天。老朋友見面百感交集，熱淚盈眶，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人們在探討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正當維權依法反映問題，卻要被判刑，被勞教，被拘留。有些人因長年上訪得不到解決，將自己的感言寫成對聯，上聯是天災千方百計治理，下聯是人禍千方百計遮蓋。
22日起，事情變得有點奇怪。小旅館的老闆開始讓他們反覆換房，一會兒說這間屋子是服務員住的，隔天又說另一間屋子已經租出去了。26日，董繼勤看見兩個警察走進了傳達室。
4月28日 星期三 晴，大風5-6級
今天是我獲釋的第十五天。我和老伴在旅館小屋住了14天，從22號這天起我們就沒安寧過。上午我們就搬離了。老伴頂著五六級的大風推著輪椅徒步走到市政府小花園。在這裡我看到了兩年未見面的老朋友張，她給我送來了被褥。下午我們到南河沿皇城根遺址公園避風。今天是我和老伴開始流浪生涯的第一天。
他們在路上撿到一個紅色的編織袋，拉鏈有點壞了，但是還可以裝東西。這樣，他們的家當就增加到了一個、兩個、三個編織袋。遺址公園裡有半下沉的廣場，那裡風稍微小一點，也有太陽，他們就呆在裡面。
這兒是應急避難場所，「我認為這就是救助一些生活沒有著落的人的，」倪玉蘭說，「而且這裡離市政府近，要有個什麼事兒交材料也方便。」
天慢慢黑了。一個保安指點他們，五四大街地下通道那裡風更小一點。平日，那裡總是有流浪漢呆坐、徘徊。他們在那裡過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特別無助」的倪玉蘭讓老伴給市公安局治安總隊打電話，對方說正在開會，「你去找你們區政府吧。」
四
皇城根在北京的內城，有北京市民路過，問他們：你們是外地來北京看病的嗎？倪玉蘭對他們說：不是，我們是北京的，拆遷無家可歸了。「趕上(拆遷)那個時候的人一聽就明白了，」她說，「也有沒趕上的，有人就問：北京還有這事兒？」
2002年，倪玉蘭被吊銷了律師執照。2003年出獄後，她腿腳不便，就在家裡接待訪民和維權者。 「我們是為了尋求一個真理，我們走法律途徑，沒有任何過錯。」
她讓他們熟記憲法第四十一條：「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她教他們寫材料，告訴他們要簡單明瞭，不要囉囉嗦嗦，「不然別人不愛聽」，也不要寫那些過激的話，有基本事實和證據就好了。
她還幫助他們聯繫媒體，安排他們接受記者採訪。
5月2日 星期日 晴 31度
早晨勤帶我去洗澡，換衣服。這兩天天氣變化太大，前幾天還出奇的冷，這兩天就熱得難以忍受。
5月6日 星期四 晴
王買了草莓來看望我。晚上他們又給我送來了飯菜。郝買了雞蛋煮熟後給我送來了。
5月8日 星期六 陰 大風
下午高老太給我買來了衣服和食物。衣服的顏色特好看，這是我兩年多以來第一次穿這麼好看的衣服。傍晚貝貝(倪的獨女)來看我，得知夜晚有雨，就將所有的東西搬到地下通道。夜裡下的雨相當大，多虧我們及時搬到這裡避雨。今天白天的風比較大，不知道為什麼患上感冒。
5月13日 星期四 晴
王和葉來看我。王給我燉了一碗羊蠍子，葉買了四瓶綠茶。
他們和她在一起。
五
通過朋友介紹，何楊從5月上旬起開始跟拍倪玉蘭，那時候她就像一個被遺忘的死角，「她是西城的，東城的警察大概也不願意惹麻煩吧。」
他拍了10天，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慘烈的故事，但是倪玉蘭讓他感到意外。「遭受了這樣的苦難，大多數人都會變得激憤、偏執，甚至自暴自棄，但是倪玉蘭仍然這麼平和，她似乎有消化苦難的能力，或者說，她是站在苦難之上的。」
1960年出生的她說，從小受到的是關於崇拜的教育，「隨著教育和經濟的增長，我慢慢地對崇拜有了另一種看法，我改崇拜法律了。我什麼時候都要跟他們講理講法，雖然你講法，他說你跟政府作對，你講理，他說你擾亂公共秩序。這兩年，我覺得自己越來越剛強了。」
她第二次出獄的時候，還是帶出了一樣東西，他們沒檢查出來。那是寫在衛生巾上的《認罪悔罪書》，第一句話是，「我是被稱為罪犯的倪玉蘭。」
在講述到最痛苦的經歷時，她的表情也沒什麼變化，好像在敘述一件和自己無關的事情。然而她卻偷偷在公共廁所裡哭泣——兩年的牢獄生涯讓她的表達能力直線下降，為了重新流利地說話，她朗讀報紙，但總是不停地念錯。燈光也成了可怕的東西，監舍永遠是一排白晃晃的日光燈，現在，她在日光下能看見的字，在燈光下就看不清楚。
六
除了訪友，還有別的「小人物」願意伸出一隻手來。一個小保安，準備辭職不幹了，臨走前去看倪玉蘭，給她買了只大雞腿。「外地街坊」買菜回來，就塞給她西紅柿和咸鴨蛋，「我多買了點，給你帶過來。」一個老頭，住在胡同裡，小心翼翼地問她：我們家烙的雞蛋餅，吃不完了，你要嗎？倪玉蘭接過飯盒，餅碼得整整齊齊，「我就知道是他專門去買給我的，怕我不肯要，才這麼說。」
5月15日 星期六 晴
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有個人。一連幾天都在那裡鬼頭鬼腦地探尋，我們給他拍了正面照。他抽的是大中華香菸，留下一堆菸蒂。2點到4點多鐘一直都在那裡。
短暫的不被打擾的日子結束了。
21日晚，睡得太熟，早晨起來，她發現雨傘不見了。隔了一天，她和老伴去附近東來順的後面躲雨，回來發現老伴的自行車也不見了。
怕繼續丟東西，他們決定輪流睡覺。倪玉蘭覺得，這是有人故意讓她生活得不方便，「他們就想讓我們報案，一報案就可以藉機把我們轟走了，我們就忍著不報。」
5月26日 星期三 晴
晚上8點多鐘，來了兩個警察。他們嘀咕一會兒就走了，不一會兒又回來直接向我們問：是倪大姐嗎？我說是，你們是誰。他們說，我們是市局的。其中一個高個警察，自稱姓王，給我們攝像，他們攝完像就要走。我說，再呆一會兒吧。另一個姓江的警察說，我別再招(惹)你們啦！
5月27日凌晨起，先是西城的警察把他們帶回區內，中午送回。從這天起到6月4日，東城的警察和他們玩起了例行公事的貓鼠遊戲：警察來一次，他們就得收一次帳篷，站到路邊，待其離開。
5月30日 星期四
今天是我們流浪街頭的第33天。幾天沒有睡覺了，感覺特無力。下午天氣不太好，小雨由小變大，一陣接一陣地下個沒完。晚上以為不會再下，誰知比下午厲害得多。早晨起來，帳篷四周的被子全部濕了，衣服也濕了。
七
何楊拍了10天，剪了7天，6月1日成片，6月5日傳到網上。他開機兩天，從自己的機器上監測到下載人數超過了兩萬，「後來種子散佈出去，就沒法統計了。」
6月6日 星期日 晴
早晨一位女網友給我送來一束鮮花，她走後不久又來了一位小網友，他只比貝貝大一歲，他在這裡和我長時間地交談。他很可愛，走時偷偷在報紙下給我放了200元錢，他走後我才發現。
6月10日 星期四 陰轉晴
今天是我們流落街頭的第44天。一位外地網友發來簡訊說：「倪律師，祝您身體早日康復，我有機會來北京的話一定來看您。」
下午有3位人民大學的學生來看望我，買了桃子、香蕉、西瓜、雨傘。晚上6點半多，網友小袁看望我，給我捐款，教我如何使用微博。
也有一個胖子，裝成有過上訪經歷的網友來套話，被一位訪民識破。「你別在我們面前說共產黨的壞話，」倪玉蘭告訴他，「我們還指著共產黨給我們解決問題呢！」
八
網友第一次行動是15日。 14日晚11點，東華門派出所一警官強行將倪玉蘭夫婦的包裹裝車，並將人帶入警局。倪通過簡訊和微博求助，8名網友趕來要人。15日凌晨4時，派出所放人。
隨後部分微博用戶發出消息，號召大家6月16日端午節晚上和倪玉蘭共度佳節，品粽消夏。為了讓倪玉蘭能準時出席，他們甚至在15日打了一個掩護，讓她突然「消失」一晚——實際上她被護送去了崇文區的一家賓館。
16日將近晚上7點的時候，網友們在五四大街的地下通道見到了倪玉蘭夫婦，大家正在握手寒暄時， 「警察呼啦一下就下來了。」
他們對網友拍照、錄像，「我們也對他們拍照、錄像，互拍。」網友張大軍說。2009年，他就曾與網友前往湖北大廈抗議鄧玉嬌事件，「我記得那一天也是端午節，來了10個人。而今年，只是發了個消息，就來了將近30個人。」
在口頭傳喚後，警察推著倪玉蘭坐的輪椅開始往派出所跑，網友們步步尾隨，而後在東華門派出所形成「圍觀」陣勢。
倪玉蘭人在派出所裡，接受警察詢問：「你上網嗎？你發推特嗎？」他們不讓她用電話，「現在外面那麼多人，待會兒你又給我弄好多人來！」
派出所外，網友們唱起了國際歌。接近晚上11點，張大軍等網友在警察的「護送」下有序撤離，在空曠的王府井大街，響起了這樣的口號：倪玉蘭，回家！
倪玉蘭次日凌晨1點被警方送回了西城，住進一家賓館，臨走時警察對她說：「你別在網上罵我們！好話也別說。」
回憶這一段時間，她慣常平靜的神色不見了，開始笑起來。
張大軍認為，最近一年興起的這種新的抗議形式，不針對宏大事情，而是具體事件，把網路的眾聲喧嘩變成了實際的行動，「我們圍觀警察，也被別人圍觀，這是對公民權利的申張。」
何楊原來拍的是人類學記錄片，拍完《應急避難場所》後，他發現「很多恐懼其實是多餘的」，他說自己要繼續放棄恐懼直面苦難，不過，「真正讓我放下心來的正是倪玉蘭的平靜，如果她一天到晚害怕，我想我也會害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