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二十二)

作者:呂維 發表:2010-07-01 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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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一百一十五

鄭寶林走後的第三天,丁大隊長把我叫到辦公室,很客氣地對我說:「領導準備給你調換個工種,聽說你經常腿疼,還回工務組干會計吧,不知你是怎麼想的」? 「報告大隊長,我在零件組習慣了,根本不想去工務組,說實話,我也不是坐辦公室的料」。我直截了當地拒絕了丁大隊長的好意,氣氛一時有些尷尬,過了一會, 他又用溫和的語氣說:「先回去考慮一下吧」。說罷揮揮手讓我出來。幹嗎要和那些人糾纏在一起呢,模型庫房雖不像辦公室乾淨,但那是我一個人的天下,自在多 了。

上次,鄭寶林來接我時,我只是出於對新任者的一種責任,要求給半天的交接時間,被他斷然拒絕,將我馬上轟下樓去,從那時起,我覺得此人不怎麼樣,盡量 躲著他。不就是個工務人員麼,一樣是勞改犯,他大約以為這是特殊的賞賜,我才不領這份情呢。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願意仍舊呆在零件組,而且也不想學什 麼木匠技術了,如果能平反,或者還有回原單位工作的可能。有時候和雷小厚在庫房里長久地談論著時局,討論著我們的未來,也用不著擔心別人的匯報,我才不想 再到工務組,讓那幾個老犯人在背後說長道短哩。

第二天,丁大隊長早早來到廠房,先是這裡轉轉,那裡看看,然後走到我們組的場地上,故意漫不經心地問道: 「昨天說的那事想好了沒有呀」?「大隊長,你還是另找人吧,我勞動慣了,坐不住」!他悻悻地走了,大概遇上我這樣的犯人,還是頭一遭。去工務組,當管理人 員,能夠經常接近領導,在許多犯人眼中,是求之不得的好差事,可我,偏偏不感興趣。這天晚飯後,門房來叫我,要我到辦公室一趟,我想恐怕還是此事吧,進得 門來,只有丁大隊長一人,開門見山地對我說:「從明天起,你仍然去幹會計」!「報告大隊長,我不是……」未等我說完,他站起身來,加大嗓門吼道:「這是命 令,作為犯人,你沒有選擇的餘地,去吧」!他揮了揮手,我知趣地走了出來。既然知道我是犯人,沒有選擇的權利,又何苦要徵求我的意見呢,從一開始就直接下 命令好了。

重新來到工務組和前次大不一樣,業務已是輕車熟路,每天有大量時間,有時幫其他人寫寫申訴什麼的,日子倒也平靜地過去了,只是我的心裏開始了躁動不安。整 整十年了,在槍桿子的壓制下,已經完全習慣了勞改犯的生活,很少去想自己的前途。形勢的急遽變化,我的思想也在變化,希望在漸漸增大,那麼多人平反,為什 麼我就不能?我也像其他人一樣,社會上還有親人,母親、弟弟、妹妹。兩年前,一直疼我關心我的姥爺姥娘相繼去世,爺爺奶奶也都在八十開外,二叔來信說,兩 位老人常常念叨著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閉眼前能看上我一眼。我不能只為自己活著。

十年來,對於自己的前途,可以說心如止水,特別是前六七年,老死監獄成 了主導思想,在近幾年才慢慢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然而也很模糊。近來,不斷有「現行反革命」出獄,我自然也要思考自己的事,可又拿不定主意,究竟該不該寫申 訴,因為報紙上並沒有登載屬於所謂集團案平反的消息。在全面估量了最近的撥亂反正政策後,覺得很有平反的可能。但又顧慮,原判機關肯定不會輕易鬆口,因著 我的家庭出身,他們認定我是鐵桿的「階級敵人」,是典型的異類。

有時,回想起那時和陶福成說過的一些話,什麼像秦始皇一樣,大搞焚書坑儒,殘酷迫害知識分 子啦,什麼個人迷信讓人看了肉麻啦,什麼一黨專制變成了一人專制啦,人民重又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啦等等,如今報紙上批判「四人幫」,不也是這樣說的嘛,同樣 的話說在十年前叫做罪惡,十年後成為真理,這怎麼讓人心服口服呢?判我時,硬是把我一起算作「集團主犯」,可笑的是,直到如今我還不知道參加了一個名叫什 麼的「反革命集團」,說我參加「反革命黑會」,誰看見過我?說我書寫「反動文章」,有什麼證據,能夠拿出一篇嗎?這一切都無從說起,寫在判決書上的那些 事,與我根本挂不上鉤,我的主要事實,便是和陶福成私下議論過「文化大革命」,對運動持有不同的看法,現在也都證明是對的,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麼罪?越 想越覺得憋氣得很,不寫申訴,實在不甘心,寫吧,又不知道有沒有結果,家庭出身依然是一道濃重的陰影。老幹部平反了,人家原來是國家的功臣,可我呢,地主 出身,原本就是被壓制的對象。就這樣,在矛盾中徘徊了很久,看著天天都在走人,終於有一天忍不住要「蠢蠢欲動」了。

一天下午的學習時間,討論報紙上批判「四人幫」的文章,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說了出來,特別強調,我的一些觀點只不過早說了十年,就叫做罪惡,實在有點想不 通。組長馬錦章先是用驚奇的眼光看著我,接著飛快地把我的話往紙上記,那種莊重認真的神態,簡直像獲得了一件寶物,我看在眼裡,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第二 天學習一開始,中隊的於隊長進到院子裡,首先招呼我到辦公室,劈口問道:「你最近是不是有不認罪的言論」?「是啊,」接著我把自己的想法全部說出,等待著 隊長的訓斥,因為對一個一向認罪服法的犯人,這一切似乎來得太突然了。於隊長沉思片刻,鄭重對我說:「估計你的案子是有問題的,像你的家庭出身,在那個時 候判刑,最起碼也是判得過重。這樣吧,如果你覺得有出入,可以寫申訴,現在上面有指示,要求監獄積極配合平反冤假錯案,凡申訴的,一律不准扣壓」。說罷, 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帶有鼓勵的意思,我很感激地對他說:「謝謝隊長的指點」。回到組裡後,馬錦章用疑惑的目光看了我很久,他一定很奇怪,受了批評的人,臉 上卻沒有絲毫沮喪的表情。怎麼會想到呢,他的匯報正好做了我和幹部溝通的橋樑。

從此,我也像雷小厚一樣,開始了曠日持久的申訴戰。

一百一十六

形勢越來越讓人感到振奮。報紙上每天都有這方面的消息,平反後的老幹部,不斷發表悼念周總理的文章,這些人借悼念充分抒發內心的感受。他們寫道:「‘文化 大革命’的十年,整個中國像一座監獄」,「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生不為名,死不佔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反革命猖獗的十年」等等,我在努力思索著 這些語句背後的含義,對於平反更增加了幾分把握。的確,「文化大革命」帶給人們許多變化,那些老幹部們,要不是歷盡折磨,哪能產生這樣的新認識呢?苦難使 他們更接近了民眾,也使他們對於暴政有了切膚之痛。我曾經把這個想法告訴雷小厚,鼓勵他要看到這個大方向,不要怕老幹部出來,會對因派性鬥爭進來的人不 利,同是時代的受害者,他們遲早會理解的。

這一年,我常常處於興奮的狀態,也常常苦悶地彷徨著。一方面為世道的變化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覺得它走的太慢了,很多提法都帶有羞羞答答的情形,不敢大膽 捅破那層紙,想必是那些極左老爺們仍在作祟,對一些新的措施、作法,動不動就冠以資本主義的罪名,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申訴充滿了憂慮。幾年來,因派 性進來的人,哪一個不寫申訴?最後得到答覆或解決問題的人寥寥無幾。「現行反革命」中,最早走的那些人,差不多都像我的老鄉唐順一樣,原本就和「反」字挂 不上鉤。至於像我這種出身不好,又有思想的人,平反肯定會遇到更大的阻力。儘管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強調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是撥亂反正的一項重要工作, 地方上仍是盡力拖延、推托,不予過問。多少年來,寧左勿右的積習,牢牢地桎梏著許多下級幹部的頭腦,辦事左些,即使錯了,也是方法問題,檢查檢查了事;而 一旦右了,那可是路線問題,輕則丟官,重則坐牢,會毀掉一生前途的。落實政策遇到如此大的阻力,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監獄方面,或者因其不參與判刑,只是作為一個保管犯人的單位,落實政策還是比較積極的。一方面每次開會總要警告一些人,不要有罪不認,趁機翻案,一方面對 每個人的申訴絕不扣壓,積極轉送出去。聽說管教科的張科長還幾次親赴附近的檢察院和法院催辦。不認罪的人越多,對監獄來說,越不好管理。一次,和一位幹事 閒聊時,他無意間對我說:「縣郵局的郵票一半賣給了二監獄,每天的申訴信件,用一輛工具車往外拉」。由此可見,這些年處理的案件中的確存在很多問題。在極 左思潮的影響下,判刑不是著重於事實,而是根據運動的風向,形勢的需要,盡力網羅罪名,置人於絕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說的是秦始皇時的情景,「文 化大革命」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不久,報紙上又傳來安徽農民分田單干的消息,竟然得到了中央的首肯。「想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一時間成了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人民公社的基石 正在動搖。安徽省還率先給「四類分子」摘帽,廣東省對「現行反革命集團」案也開始給予平反。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大變革已經全面來臨,有時甚至忘掉自 己的案件,一味為國家的走上正路而興奮不已。許多年來,所盼望、所企求的不就是我們的國家能盡快脫離暴政,走向正常嗎?長期以來,政治滲透到了每一個角 落,個人命運早就和國家的興衰緊緊聯繫在一起,只有國家走上正路,個人才能過上安居樂業的日子。尤其是給「四類分子」摘帽一事,對我觸動很大,這是一項多 麼英明的決策啊!二十多年來,這些人早已不是什麼剝削階級了,他們和一般社員一樣下地勞動,還剝削誰呀?除了少掙工分外,還要時時處處受到監督,每次運動 都是挨斗的對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原本就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從前也僅僅是因為勤勞和節儉,比別人過得稍為好了一點,便被沒完沒了地專政。現在,歷史終於 還了他們一個公道,儘管這公道來得太遲太遲了,畢竟今後可以正兒八經地做人了,仍然值得慶幸!

解放了「四類分子」,毫無疑問我更願意出去了,決心申訴下去,直到平反。我相信中央的政策一時不會改變。

一百一十七

舊案的申訴,實質上就是和原判機關打官司。我們都是小老百姓,對方卻是官,是衙門,彼此所處的地位極不平衡,想要打贏官司,其難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所幸的 是,中央的政策毫不含糊,主要領導在重要會議上幾乎每次都要講到落實政策。最近,鄧小平又說了,處理歷史遺留問題,要宜粗不宜細,意思很明顯嘛,就是不讓 摳字眼,能平反的盡量給予平反。但地方上有些人就是不開竅,依然頑固地堅持過去的極左路線,對於人們的申訴不予理睬。因此,寫申訴的人有增無減,得到處理 的卻很少,畢竟庶民百姓不能和高級幹部相提並論,人家呢,主要領導關照一下,下面的人忙著去辦,我們則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領導只能在會上大體講講,具體執 行還得靠下面的各級幹部。思想解放一點的領導,能夠積極去執行,而思想比較守舊的人,則盡可以推脫不辦。

在我寫申訴將近一年時,也就是一九八零年的春天吧,有天下午被叫到辦公室,中隊長、指導員和大隊的兩位教導員都在場。閻指導員把朔縣法院的答覆念給我聽: 「你的申訴無理,希你老實改造,爭取減刑」。簡單到了極點,也沒有說明原因,接著,賀教導員嚴正指出:「關於申訴,政府是允許的,也保證給你們傳遞出去, 但必須是冤假錯案。如果趁機翻案,有罪不認,後果可要自負。不久,監獄打算又要召開減刑大會,不認罪可不能減刑。至於你的案子,有沒有問題,我們也不好 說,你自己應該是最清楚的,所以提醒你,一定要認真對待,今後是撤訴還是繼續申訴,應該有個理智的抉擇」。我當即表示,要繼續申訴下去,賀教導員再沒有說 什麼,其他幹部都未啃聲。

此後一段時間,更加焦慮不安,深深感到,平反冤假錯案是一項相當艱鉅的任務,首先要解決的是各級幹部的認識問題,長期的極左思維,慣性使然,要使這些地方 幹部徹底轉變思想,必須藉以時日,我們只有耐心等待。極左司令部在形式上垮臺了,暴政時期的許多做法還在延續著,前不久,走了一位交城縣的老農民,正好說 明瞭這點。那人是粉碎「四人幫」後判的「現行反革命」,只因為發下華國鋒的標準照片時,他左端詳右端詳,順口說了一句「這狗胖了不少啊」!便以「辱罵英明 領袖華主席」的罪名,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這老漢與華國鋒同村,想必也是總角之交,可他的家庭成分卻是富農。

山西的農民,許多地方,說話時總愛帶個「狗 的」,也就是「狗日的」的簡稱,此話原意卻有不敬之意,但人們說得久了,同事之間,「這狗的」、「那狗的」,成了習慣用語,誰也不去在意,所謂約定俗成 吧,不敬之意也就自然淡出。固然,稱呼一個國家領導人不該這麼放肆,但別人批評他幾句也就行了,判處十年徒刑確實也太過分了。此事如果讓華國鋒本人聽到, 兒時的夥伴這樣稱呼他,一定會一笑了之,以華的寬厚,決不至於計較。結果下面的幹部對老漢竟然判如此重的徒刑。

三年以後,雖然平反出獄了,卻留給人們許多 思考,就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不還有人在製造著新的類似的案件嗎?有鑒於此,我甚至做了長期申訴的打算。

春末夏初的一天,又接到一份答覆,是山西省人大法制組的,閻指導員交給我時,什麼話也沒說就走了。打開看時,上面寫著:「你的申訴無理,不應該用現行的法 律和政策去翻過去的案,希你老實改造,爭取減刑」。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早先聽雷小厚說,寫給所有地方的申訴很少答覆,只有省人大法制組給予答覆,我也試著 寄了一份,看他們怎麼說。半個月後竟然得到了回覆。可這回覆,在我看來絲毫沒有說服力。不能用現行法律和政策去翻過去的案,那麼,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 人是怎樣平反的?過去的處理,經過實踐的檢驗,放在現在來看,歷史證明其錯了,給予糾正,這不是完全應該的嗎?如果過去的案件,不允許用今天的眼光來判 斷,那不意味著錯了的東西就讓它永遠錯下去嗎?這種思維實在是太陳舊了,而且還很荒謬。真奇怪,堂堂省人大法制組,用這個理由搪塞我,我怎麼可能接受呢!

氣憤之餘,索性大刀闊斧地干了起來,反正已經是這樣了,除此而外,也沒有其它出路。原先只寄給各級法院和檢察院,現在乾脆擴大了範圍,在寄給司法部門的同 時,向政治局、書記處、鄧小平、胡耀邦等也開始大量地寄出。越想越覺得自己冤枉得很,不管前面的路是多年崎嶇,一定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一百一十八

這年夏天,監獄當局又召開一次規模更大的減刑大會,除了例行將原判死緩的減為無期,將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年前由無期減為有期徒刑十 八年的人,這次又減了五年,據說在監獄的歷史上還是首次。減刑大會結束後的第二天,我被叫到辦公室,和上次一樣,中隊長、指導員、兩位教導員都在。賀教導 員開門見山地對我說:「這次減刑沒有你,知道原因吧,主要是因為寫了申訴,寫申訴就是不認罪,而不認罪是不能減刑的。我們大隊、中隊領導所以特別關心你, 是因為這些年你的確表現不錯,無論放到哪個崗位上,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務,尤其在生產方面,你肯鑽研技術,每逢生產中出了大問題,都能積極出謀劃策,協助領 導解決,按理說,應該也給你減五年,可你寫了申訴不能減,你是知道的,雷小厚進來也有七八年了吧,不是一次也未減麼,我們今天找你談話,是希望你不要因此 背上包袱,如果哪天撤訴,領導會給你補報的。至於你,是繼續申訴還是撤訴,仍然是那句話,由你自己決定吧」。我當即再次表示,要申訴下去,直到平反。並向 大、中隊領導表示深深的謝意。

大隊領導對我的關心,除了七五年我帶領一組人馬,苦戰四十天,順利完成組合機床的鑄造任務外,還有一件事,他們也常常提及。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厚的雪,優 質焦炭一時運不回來,只能從附近一些公社臨時買些劣質焦炭,含硫量特別高,出爐鐵水只有1200多度,大量小件無法澆注成形,幾乎處於半停產狀態。大隊召 開緊急會議,要求每個人獻計獻策,我是造型組的,熔爐的事與我不相干,但因常看《鑄工》雜誌,把學來的一點知識向領導提了一條建議,在爐料中加百分之一的 電石,結果鐵水溫度提高到1400度,使生產恢復了正常。這本是小事一樁,但大隊領導從此對我很看重,生產中每逢出現大的問題,總要徵求我的意見。加之, 從七二年起,我一直擔任大隊宣傳鼓動組的副組長,每逢高產競賽,由組長衛隨勝廣播,我進行採訪,寫了大量稿件。近兩年來,大隊的年終總結以及大會上的發言 稿,常常由我起草,我的確成了萬金油,哪方面缺人就去哪裡干。所以他們對我還是比較滿意的。

領導對我的關心,我能理解,他們是擔心我申訴沒有結果,時間一長,又誤過減刑,對自己更為不利。我呢,此時根本不想這些,如果不能平反,多坐幾年和少坐幾 年簡直沒有什麼區別。我的思想裡,如今更多地想的是到底自己有沒有罪?我越來越不服氣,從青年時代算起,從未做過一件危害國家危害人民的事情,自信為人是 清白的。尤其在做學生時候,我也像當時的許許多多年輕人一樣,崇拜領袖,信仰共產主義。後來,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了與執政者相 牴觸的觀點,這一切都是時代造成的,別人搞暴政,我自然不會同情。也可以說,我的思想的變化,是被人一步一步地逼著走出來的,假使我還在電廠上班,也許沒 有後來這許多變化。的確,「文化大革命」中,我較早地看清了其本質,看清了一些人的鬼蜮伎倆,有了自己獨立的思想。但也僅僅是思想,我又沒有到處宣傳,難 道也可以叫做罪嗎?更何況這些思想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如果不申訴,如何能讓我想得通呢?

一百一十九

國家在變化,監獄也不例外,上年冬天設置了圖書室,並對犯人開放,雖然那裡面可讀的書寥寥無幾,絕大多數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版的極左的東西,但總算 有了開始,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書的出版,它也會慢慢改變的。年輕時,讀過不少早期共產黨員的傳記,這些人在國民黨的監獄裡還在不斷讀書,不斷學習。而 今,我們住的是共產黨的監獄,十年來,除了《毛選》,就是《語錄》,其它方面的書根本看不到,由此可見,社會已退步到什麼程度了,連人們學習的權利也早被 剝奪殆盡。都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了,竟然連二三十年代都趕不上,能說得過去嗎?

與圖書室開放的同時,允許向外地新華書店郵購書籍,這給我十年來的枯燥生活,無形中增添了新的佐料,日子過得稍為有了點滋味。一個從小愛讀書的人,十年 間,居然看不到一本他所喜歡的書,難免會有遺憾多多的感覺。我還訂了新創辦的雜誌《當代》、《鐘山》等大型文學刊物,另外專門定了一份《歷史研究》。一個 時期以來,熱衷於讀那些傷痕文學,主要是自己的經歷與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有著許多相似之處,每每讀著這些作品,產生強烈的思想共鳴,彷彿變了一個人,精神 極其脆弱,動不動就淚水長流,難以抑制。我為同時代的無數受害者哀傷,也為自己的不幸和冤枉而哀傷。由此,更堅定了要申訴到底的決心,深信自己是無辜的, 許多年來,不公平的對待我,也該到結束的時候了吧。

前不久,大妹和二弟來看我,將近十年,與親人首次見面,真是悲喜交集。大妹告訴我,她在外面也為我不斷 上訪,多次到太原、北京去,只是因為各地上訪的人實在是太多了,一時半刻難以解決。同時也給我帶來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一次,她和母親到縣法院要求複查我 的案件,得到的答覆是,「只要共產黨在一天,那個案子休想平反,也不想想你們是些什麼人」。原判法院的頑固態度,並未打消我繼續申訴的念頭,我堅信中央的 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是撥亂反正的重要內容,原判法院可以永遠不理我,但總不能長時間地藐視他們的上級啊。「你們是些什麼人」,這叫人話嗎?典型的奴隸主的 口吻!

這年秋天,有一次,大隊薛副教導員把我叫到辦公室,那天只有他一人。這是一位面孔白皙,唯一不是軍人出身的管教幹部,聽說從前當過教師,對犯人說話,很少 疾言厲色,想必與他的教師生涯有關吧。那天,他平靜地對我說:「你的案子,目前來看相當棘手,我們派了張幹事到你們縣去催辦,法院先是不予接待,後來勉強 接待了,把一摞卷宗撂給張幹事,沒好氣地說:‘你自己看去’!並譏笑張幹事,說他純屬多管閑事。‘你們管好人就行了,案子平反不平反,與你們有啥相干’? 由此看來,你的案子,阻力實在是太大了,所以告訴你這些,希望你心裏有個底,今後怎麼辦,可要慎重定奪」。

我又一次向領導表示感謝。經過一番思索,決定還 要繼續申訴下去,只不過從此以後,申訴的方向,主要朝向了最高層。一次,薛教導員在接過我的一摞申訴信時,不無擔憂地對我說:「你寄給個人的申訴信恐怕不 太合適,鄧和胡,日理萬機,哪顧得上這些事」?我說:「即使他們看不到,還有他們的秘書,我相信,他們身旁的人,也有像我一樣受過迫害的,說不定會同情 我」。薛教導員再沒有說什麼,拿著申訴信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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