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職司社會評論的作者，即使在評論的寫作中提到「我」如何如何，也不過是「我」所思所想而已，站在事件之外的評論才是一個評論者應該做的事情。但這次我打破了這個行規，親自走入到了事件當中。
7月3日，北京傍晚的天空並無晚霞，接近落日時分的陽光依然毒辣得很。我走在去看望一位女士的路上。這位女士叫做倪玉蘭，她曾經是一個喜歡打扮的律師，總是把自己捯飭得漂漂亮亮的。現在她已經很難做到這點了，她已經身有殘疾。
根據6月28日《南方人物週刊》的報導，2002年4月27日，西城區新街口四條55號強制拆遷現場，很多拆遷戶前去聲援業主，倪玉蘭舉著相機也在其中。後來她被指控對現場工作人員和民警施行暴力，以妨害公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倪玉蘭說，她的左腿就是那時被打得肌肉萎縮，從而再無法正常行走，她的律師執照也被吊銷了。
2008年，強拆到了倪玉蘭的家。根據官方的說法，倪玉蘭暴力阻礙工人施工，致使尤德林、李鴻橋受輕微傷，被民警傳喚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調查。當日11時許，在新街口派出所第三談話室內，倪玉蘭不服從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體，致使其睪丸挫傷，被當場抓獲。另一個官方的版本是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揮中心的接處警記錄顯示，在倪家所在的前章胡同19號，「我所民警及巡邏車均在現場，無打人現象」。
按照倪玉蘭的說法，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糾集一群人，沒有任何手續，闖入她家強拆，倪玉蘭架著雙拐與他們理論，結果被警察拖入警車踢打，後又被抓進派出所，遭到各種虐待。當然，在那之前的一年監禁過程中，她的腿就已經殘疾了。一個架著雙拐的人如何具有這種殺傷力，可能是當時警方在最終起訴她的時候沒有考慮的事，或者也是不必考慮的事。結果，因為這個事情，倪玉蘭被判刑兩年，罪名是「妨礙公務」。
等她出來之後，房子早就已經拆遷了，她與丈夫無家可歸，只好在北京的皇城根公園搭個窩棚度日。此事被傳播到網路上，有很多人去看她，給她提供一些食物與錢。不知道這算是犯了哪條忌諱，倪玉蘭又被強行帶到公安局。但現在的傳播之快，是很多習慣於用老方式辦事的人不能理解的。倪玉蘭發了一條簡訊之後，就有聞訊而來的網友到公安局詢問此事。後來他們還是放人了，倪玉蘭現在住的這家小旅社，就是警方給安排的，免費。我要去的就是這裡。
那個旅社真是挺不顯眼的，找了很久才找到。根據先行者的描述，這裡要按照警方的要求登記身份證信息，但稍知法律的人都知道這並不合法。我直接經過大堂找到了倪玉蘭住的房間，門是虛掩的，這是一個您能想像得出的最普通的標準間，兩張床中間有個圓凳，上面放著兩個菜，倪玉蘭夫婦在吃飯。進去之後，握手、慰問，奉上早就準備好的一些現金，兩分鐘之後離開。
好吧，我要承認自己還是有點恐懼的，雖然理論上說，我供職在一個級別相當高的新聞單位，自幼師從警官大學的某位先生習武，在多年的記者生涯裡算是有驚無險地度過了很多次劫難，但我還是有點害怕，因為有些時候你所面對的東西之強大，已經超出了你任何有可能的對抗能力。
是的，我說的就是掌握在某些人手中的權力。這個權力雖然是公器，但因為稍無約束，往往會淪為某些人的工具。而在很多情況下，由於維穩的需要，更大的權力在下面的權力胡作非為之後，往往也會選擇為這種胡作非為埋單。當你即使不害怕某些權力的時候，也可能最終遭遇到根本無法抗拒勢力的干涉。尤其是在一個殘疾人都能被說成是襲警與妨礙公務的地方，個人的能力與權利就是個零。
在這種狀態下，要說我自己一點恐懼都沒有就是在說謊，在我原本的想像中，我的恐懼與倪玉蘭女士應該是相似的。但她遭逢了這些變故之後，並不像我們想像中那麼恐懼，而是保持著一種很從容與平和的心態來接待我這個不速之客。比之一個身有殘疾而一無所有，甚至還處於監控中的女士，我這個七尺之軀的男人真是有些慚愧了。
出來之後走到街上，並沒有人過來阻攔什麼的。在火辣的夕陽下，我回想了一下，在慚愧之餘，感覺心中的恐懼忽然消失了。我不敢說自己將來是否還會有恐懼的時候，但我知道即使那個時候來臨，那種恐懼的濃度也會淡很多。社會與人，都是這麼進步的，哪怕是付出這樣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