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面臨的更大挑戰還是匯率的市場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威脅。
當中國政府試圖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一些發展中國家（印度和巴西是顯然的例子）對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的匯率來增加出口競爭也有不滿，暗中支持美國向中國政府發難。
貨幣是促進交換的媒介、衡量和比較價值的工具、借貸和未來支付的信用憑證以及儲存財富的手段。幣值的穩定是所有這一切的基礎。自從貨幣從金銀貨幣演變為法律貨幣（或紙幣）後，貨幣的實際價值和表面價值發生分離，貨幣作為表述財富總量的符號，也經常發生扭曲，一般是貨幣的發行量超過實際的財富，帶來貨幣貶值或通貨膨脹。人們也因此容易產生貨幣幻覺，把貨幣的表面價值當成實際價值，將金銀貨幣和法律貨幣混為一談。
人民幣面臨的一系列挑戰，首先是美國等一些國家認為人民幣的定價，尤其是盯住美元的做法，人為地壓低人民幣的價值。人們很容易根據購買力平價（PPP）和匯率算出的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差異判斷一國的貨幣是高估還是低估了。一般認為，人民幣被低估了40%。1980年時，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是1.5:1；到1991年變為5.32:1; 1994年升到8.62:1; 2002年7.97:1, 今年調低到6.83:1。美國方面認為中國應該回覆到1990年代初的匯率。
在目前世界經濟陷入普遍蕭條的時候，美國顯然試圖利用人民幣貶值來推動美國產品出口，部分解決中美貿易之間的巨額逆差。中國作為一個以製造產業為中心、以出口為基本戰略的經濟大國，顯然也不願意過多地調整人民幣的匯率，帶來出口下滑和加重經濟危機。日本政府在九十年代以後面臨長期的經濟下滑，在中國的許多政府官員和學者看來是與美國強制日本貨幣升值有關的。所以，中國不願重蹈覆轍。
但人民幣面臨的更大挑戰還是匯率的市場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威脅。美國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允許資本自由流動，人民幣的匯率自然會由國際資本市場的供求關係來調劑，人民幣與主要的貨幣會產生自然匯率。但中國政府在目前的情況下沒有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任何打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Mundell）提出過著名的「三元悖論」：任何一國一般只能在經濟自主、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中求得兩項。美國追求的是前兩項，而放棄第三項，把匯率交與國際外匯市場自由定價。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自然也想維持經濟自主權，同時中國政府又想通過操縱匯率推進出口，所以中國就犧牲了資本自由流動。
為什麼中國不願意資本流動自由化？官方的說法是擔心國際熱錢造成金融投機和帶來金融風暴，從而破壞中國的金融安全。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加深了中國政府的擔憂。事實證明，許多資本流動自由化的東亞國家成為國際貨幣投機的犧牲品，一些國家經濟幾乎喪失半壁河山。但中國作為第三大經濟體和外匯儲備最大的國家，為什麼還如此多慮呢？其實中國政府最大的擔憂是資本外逃。
在討論中國「經濟奇蹟」時，人們很少談論政府的「造幣收入」（Seigniorage）。正如前面提到的貨幣幻覺，由於印製鈔票的成本極低，政府往往通過大量印製鈔票換取人民的服務和產品，然後通過不斷的經濟貨幣化、通貨膨脹來降低貨幣的實際價值。造幣收入和通貨膨脹成為中國政府對人民隱形的稅收。瘋狂運轉的印鈔機已經帶來人民幣的瘋狂。例如，1978年，中國發行16億人民幣，相當於GDP的0.5%；1993年，增加到1.5萬億，相當於GDP的4.4%。到1990年代中期，中國流通貨幣與GDP的比例是支付體系高度發達的美國的6.5倍。衡量經濟貨幣化的M2/GDP(廣義貨幣量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在1978年是31.98%，1993年是110.92%，2003年是187.9%， 2008年是157.97%。與國際相比，2006年美國的這一比例只是53.5%， 英國是107%，歐盟是80.2%，印度只有21.1%。所以，中國政府正沉溺在濫發人民幣的危險賭博中。
之所以政府能夠用紙幣來掠奪人民的服務和產品，是由以下幾個因果鏈造成的：因為教育、醫療和養老等需求，中國家庭有高儲蓄率。從1978年家庭儲蓄210億（相當於5.8%的GDP）發展到2007年的21萬億（相當於GDP的72.6%）。由於中國金融產品還未發達起來，這些錢絕大多數進了國家銀行，供政府隨意挪用。中國三十年改革最大的失敗是政府財政「硬約束」未能建立起來。所以，政府可以大手大腳任意揮霍。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由於爛賬呆賬早已破產無數次了，但中央政府幾次救贖，銀行危機沒有爆發。如果中國人民可以把錢存入私人或外資銀行，如果資本可自由流動，中國國有銀行將面臨滅頂之災。如果中國的儲戶某天意識到自己的存款早已被國家濫用，開始提取現金或把錢藏在床底下，中國銀行危機和金融危機就會來臨。對中國政府來說，這才是人民幣的最大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