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飢餓年代的民謠分為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各地文化機構創作的民謠，本身沒有民謠的特色，也沒有民謠的傳播性和流傳性，並且大部分都是以歌頌人民公社為主題的順口溜，嚴格意義上講，就是偽民謠。但是這部分民謠，一般都能夠在各級的文學雜誌上發表，甚至還能參加各種民間文藝的展演。並且獲得各種獎項。現在來看，這部分所謂的民謠不是民謠而是官謠，被各級的郭沫若們編進各種民謠讀本，儘管紅極一時，最終還是被人們忘記得干乾淨淨。
第二部分是真正在一個地域流傳的帶著濃厚地域特色的民謠。語言上口，內容和民間的生活和歷史真實相聯繫，是實實在在的民謠。民謠的最大特點就是民間性和人民性，來自民間流傳於民間，反映民間某一個歷史時期真實的生活和人民群眾真實的情感---這種情感不是被教化了的情感，也不是文人們塗脂抹粉後的情感。時間過去很多年，一旦有人說起這些民謠，一個歷史時期的生活就歷歷在目。
飢餓年代最大的問題就是飢餓，每一個人都被飢餓折磨的面黃肌瘦。無論官方刊物上民謠如何的粉飾生活，真正的人們還是要吃飯的。官方的民謠不是饅頭，也不是大餅，更不是米飯和豬肉。於是在民間就有一個很是形象的民謠：
「端上碗，
裡面有個照相館。
吃了飯，
伸出舌頭舔舔碗。」
當時農村的飯放的糧食很少，做出的飯很稀很稀，吃飯的時候，碗裡照出了人的影子。吃過飯之後，還有幾粒糧食粘在碗上，人們都要伸出舌頭，舔乾淨碗上很是珍貴的幾粒糧食。這個民謠就是對於飢餓年代民間生活的寫真。我伯晚年的時候，總愛回憶過去的日子。有一年除夕，吃過年夜飯，看電視的時候伯忽然對我說：「你三叔是最富想像的人，吃食堂的時候舔碗，成為飯後很重要的一個環節。由於舌頭很短，伸開舔不到碗底殘留的那粒糧食，你三叔說，科學家發明這東西，發明那東西，咋不發明一個橡皮碗，吃過飯把玩翻過來，不就好舔了。」伯知道這樣的話不是過年說的話，就接著說：「現在的生活啊，比過去地主的生活都好啊。過去地主過年，也就是一塊豬肉，現在，人們還要吃魚啊、雞啊、鴨啊、牛肉啊、羊肉啊。你們算是趕上好世道了。」
在那樣的年月，不僅農村困難，城市也困難。農村的親戚到了城裡飯量大，讓城市的親戚很是為難。城市是靠糧票生活的，農村的親戚住上幾天，就把人家好幾天的糧食都吃光了。我小的的時候，很不想到縣城裡去，飯量大的可怕，親戚們不討厭，我自己就討厭自己吃了別人的糧食。當時城裡有一個民謠，和農村的《照相館》相呼應：
「客、客，不要臉，
來了不帶面購點。
這次說了你知道，
下次來了帶糧票。」
我大概就是這樣不要臉的客人，總是進城給家裡辦事，總是沒有糧票可帶。我也聽說過這個順口溜，就讓我母親在讓我進城之前給我糧票，母親苦愁著臉說：「我們是農民，是沒有糧票的，只有市民才有糧票。」我祖父活著的時候，到了冬天想吃一頓寬麵條，就要跑三十里到縣城附近一個姑奶家裡，我用架子車拉上他到姑奶家就是中午了，吃過寬麵條在拉祖父回家，到家就太陽落山了。我問祖父：「離縣城就只有幾里了，我們去縣城吧。」祖父說：「他們是有面購點的，我們沒有。我們閃開肚子吃人家一頓寬麵條，麵缸就要下去一截子。」這個城裡人唱的民謠，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還在縣城裡流傳。這樣的民謠郭沫若不會選編一本，假若選編了將成為研究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材料。就是今天，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也不會徵集這樣的民謠，為我們的民間歷史留下珍貴的文化化石。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師範畢業參加工作，並開始在報紙上發表一些楊朔式散文，在刊物上發表一些探索性的作品。下鄉的時候，一個公社書記對我說：「我們這兒有一個民謠，是不上書的民謠。我給你說說，或許還有些意思。」這個民謠是：
「羊娃羊娃你上哪？
我上北京糧管所兒，
你給毛主席說一下兒，
俺們買不來紅薯乾兒。」
公社書記接著說：「假若放在幾年前，我才不敢說這個順口溜呢。」
我說：「假若當年郭沫若編寫的歌謠裡有一部分這樣的民謠，不知道會不會提前結束人們的飢餓。」
公社書記說：「郭沫若不敢，巴金不敢，誰也不敢把這樣的民謠編進書裡。郭沫若假若編了，他的人大副委員長就當不成了，過節的時候，也上不了天安門了。」
這就是我們作家、藝術家、詩人們面臨的選擇，良知和地位發生矛盾時，首選的是地位，而不是良知。因此，我們的時代產生的作家藝術家大多都扮演了一個時代小丑的角色，他們留下的作品和編撰的書籍都是讓人啼笑皆非的東西。我們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一個遠去的時代，一個遠去了的靈魂的群體。那就是我們的歷史，那就是我們的文學史。在民間的民謠面前，那個時代當紅藝術家們應該感到汗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