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新故事
在剛結束的香港書展上有人問韓寒：「和你同時出現的人中很多都移民了，你會離開中國嗎?」
韓寒答：「我不會。可能這個答案很多人不大願意聽到，如果我說‘我會’就好了。我還真是不會，因為我喜歡的人都在中國……事實上無論如何，中國始終是我的故土。」
如今我們的身邊或多或少都能發現幾個正在籌備或者已經移民的朋友、同事或者親戚，大家茶餘飯後討論的話題裡也對此多有提及，你的銀行理財經理也會告訴你，他的那些大款客戶圈子很多在討論著移民的利弊，而一些80後的二代企業家們早已懷揣外國護照。
早在19世紀末，美國學者埃內斯特·喬治·萊文斯坦(E.G.Ravestein)就指出：「舉凡峻法酷律、苛捐雜稅、惡劣的氣候、糟糕的社會以及強制行為的存在(如奴隸的買賣和販運)等，都曾造成而且仍在引發人們背井離鄉。不過，這些移民在規模上遠比不上求富裕的本能所釀成的移民大潮。」1938年，學者赫伯爾(R.Herberle)指出，遷移是一系列力量引起的，這些力量包括促使一個人離開一個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個地方的「拉力」。於是學者們逐漸在萊文斯坦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著名的推拉理論。他們認為，「推」和「拉」的雙重因素決定了國際移民的存在和發展。
而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則得出結論：國家之間工資上的差距是產生移民的根源，該差距實則反映了兩國間的收入和福利差距。該理論認為，移民行動是有理智的主體選擇的結果，是一種個人自發、自願的行為。個人經過對所處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較，對成本效益的估算，權衡了種種選擇，自然要前往回報最多的地方。因此，國際移民取決於當事人對付出與回報的估算，當移民後的預期收入明顯高於為移民而付出的代價時，移民行動就會發生。而事實也證明，成為移民的往往是那些面臨經濟與社會變故的社會中層人士，而極少是不掌握任何移民資源的最貧困的人。
無論如何，如今中國的海外移民不再是因為政治事變、自然災荒、戰爭衝突、經濟建設等等所引發的人口大規模遷徙，而是落實到了具體個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歷了3次移民潮，從80年代始，留學生們和有海外背景的人帶著一點可憐的美金投親靠友，開始了淘金掙錢的生活;90年代後，一批學有所長的專業人員依靠技術移民的方式，在異國他鄉拓展一片屬於自己的事業天空;而進入新世紀，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輕而易舉地以投資移民的方式成為海外華人，他們大多不再像前輩那樣為了基本的生存艱難打拼，而更多的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往來中西。
「除了衰老以外，誰也不知道誰的遭遇。」在國外的街頭我們總能與自己的同胞不期而遇，這裡面有小留學生、個體老闆、體力勞動者、白領、政客、佔政府便宜的新移民、非法滯留者。我們試圖通過和他們的交流，來分享他們的生活現狀，探究他們的價值觀，分擔他們生活中的歡喜哀愁。
一個家庭的移民史
老史有兩個女兒，一個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另一個則排斥中文，並討厭除了炒土豆絲和西紅柿雞蛋之外的所有中餐。
80年代末，老史作為優秀科技人才，被公派到了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省讀博士，他的四川同學則大多數被分配到了綿陽，至今依然在那裡做研究。
那個時候出國熱剛剛興起，留洋的人總被認為是一個家庭的驕傲和街坊鄰居的談資，尤其是那些從國外寄回來的工資或獎學金，它們輕易就能讓在中國的親人們成為「萬元戶」。
5年的苦讀換回了物理學博士學位，這時正好有機會，老史又用兩年去荷蘭讀博士後，接著他已無書可讀，面臨的是找工作的煩惱。擁有博士後身份在某些時候是一種劣勢，首先你很難申請到其他國家的簽證，例如老史最想去的美國，它們認為你一旦入境肯定會非法滯留下來。而找工作也是極其困難，因為大部分工作都會嫌你資歷過高。
在這個時候中國的工作申請也得到了回覆，其中包括中山大學在內的多所高校都希望洋博士回去當教授，而深圳的一個環衛局則直接提出聘任他為局長、配房配車的條件。為此老史在多年後再次回到中國，走訪了一圈，他發現，留洋多年的自己早已無法適應中國複雜的人際關係。最終他放棄了回國的機會。
托熟人介紹，老史在巴西找到了在大學任教的機會，同時申請加拿大的移民，移民的批准只用了不到半年時間。
今年1月，老史全家宣誓成為美國公民，定居在西雅圖，住在帶著大花園的別墅裡。目前老史在微軟的市場部工作，面對強勁的競爭對手Google，老史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10點，他的「小格子」四周沒有窗戶，有窗戶的位置是給企業裡有一定等級的人配備的，中午吃的是前一晚的湯泡飯，但他還是覺得在美國努力和回報總是成正比，這點讓人欣慰。
老史的大女兒目前在亞利桑那州充噹噹地大法官的助手，自小刻苦讀書，沒拿過A-以下的成績，通過在巴西自學的3個月中文，現在可以自由閱讀中文讀物，喜歡中國菜。小女兒16歲已經開始考慮大學事宜，排斥中文，並討厭除了炒土豆絲和西紅柿雞蛋之外的所有中餐，喜歡製作個人博客以及從圖書館借閱大量英文小說。
以下的兩篇文章，第一篇是大女兒當初考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遞交的個人介紹，第二篇則是小女兒兩年前回國後對中國的所思所想。
世界公民
我最討厭別人問我的一個問題就是：「你從哪裡來?」而對此我只能回答說我是世界公民。
20多年前我在中國出生，當我5歲的時候我隨媽媽遠渡重洋來到了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省，為的是能跟當時正在主攻物理學博士學位的爸爸團聚。由於我初來乍到的語言障礙，班裡的小孩總取笑我是聾子。再加上我是學校裡屈指可數的幾個亞洲孩子之一，身上的打扮和樣貌難免又成為了他們數落的把柄。正當我的自尊心降到最低點和感到極度失望，並以自己的種族特徵為恥辱的時候，媽媽總在一旁安慰我。她還鼓勵我把學業繼續下去並在必要的時候對外人的欺辱進行還擊。漸漸地，我這個只會中文、曾經苦苦掙扎、害羞和總是遲疑的女孩終於適應了周圍的語言環境和人們的生活方式。而更為可喜的是，我開始學會欣賞和感激身邊的一切。在比利時的日子裡，我第一次接觸到了英語，法語和荷蘭語。與此同時，舉世聞名的比利時巧克力的香味也頭一次飄到了我的鼻子邊。還有那難忘的初次盪舟布魯日運河的經歷以及與世界上最好吃的麵包－－牛角包的相遇實在讓人回味不盡。儘管這一切的一切是那麼的美好，可未來的幾年將會是何番模樣我的心裏卻一點兒底也沒有……
好不容易，我們全家終於準備開始在比利時扎根發芽了。跟中國相比，在比利時更長時間的停留也越發使我相信這裡將會成為我真正的家。可這剛長出嫩芽的小樹卻由於爸爸工作轉換的原因而又被連根拔起。我們全家此時再度遷移，跨過大西洋，抵達了南半球。於是當我11歲的時候，我們全家來到了巴西夢幻一般的熱帶海濱城市福塔雷薩。大西洋的壯麗，帶著絲絲甜味的可可汁，奇幻無比的狂歡節場景，還有巴西人獨有的熱情好客，它們構成了我無數揮之不去關於巴西的回憶。
出乎全家人的意料，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裏，我們又一次回到了北半球。此時我們正急切地盼望著移民手續的完成和永久居民身份的頒布，而這次落戶的地方位於加拿大的西海岸。多倫多使我與眾不同地感受到自己浸淫在一個真正多元文化的社會裏。我高級法語班的20個同學，來自於世界的各個角落並且有著你所能想像出的各種文化背景。我的英語口音也在這段時間裏慢慢地從英國腔轉變成了加拿大腔，於是「Oy!」成了我不自覺就會發出的感嘆詞。而楓糖漿替代蜂蜜成為了薄煎餅的調味醬。滑冰也不再是奢侈的運動，轉而成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漫長的冬天裡，我們可以盡情地在所有的池塘和湖面上免費玩耍。我和妹妹還會在長途汽車旅行中用英法語大聲地唱加拿大國歌。
3年後，在美國德州普萊諾的市郊，我們第一次驕傲地擁有了能稱為「自己的」房子。孤星州(得克薩斯州的別名)與我們之前所居住過的地方有著許多的不同。這裡的人們特別為自己煎出的牛排質量而感到自豪，他們在特別寬敞的路上開著「加大碼」的汽車，並且住在後院有游泳池的巨大房屋裡。於是在此後的5年裡，我們全家定居並開始了追求那所謂的美國夢。在那期間，隨著在美國文化裡的浸淫，我感覺到有必要使自己的知識變得更加豐富，同時讓性格變得加倍的堅韌，並且作為個人發揮出更大的作用以適應美國這個節奏迅猛、競爭激烈和信息化驅使的社會。
15年前，我從沒想過自己會這樣一路走來，最終長成今天的我。也許，我甚至不敢想像那些環境轉變時期給我所帶來的種種困難和巨大的變化。我必須說我很感激自己能擁有如此形形色色和有趣的人生經歷。而其中的每個章節都充滿了挑戰，並把我塑造成了一個愈發開朗、明智、堅毅和充滿同情心的個體。
中國日記
我的名字叫安玲史，雖然我看上去像中國人，可我並不是。我從沒在中國居住過，我喝西方的牛奶和吃西方的食物，另外告訴你，在母親的子宮，我的童年，幾乎全是在美國度過的，而那不可逆轉地影響了我的現在。
讓我開始告訴你我對中國有著怎樣的印象。
第一個巨大的、10英吋刀子般深的來自於中國的印象就是交通。在我們被母親童年的最好朋友從機場熱情洋溢地接到之後(那裡有我們的親戚)，我們在貴陽酷熱無比的氣溫下，(譯者註：當時氣溫28度)擠在了他狹小無比的桑塔納裡。我曾經在德克薩斯州住過5年，我習慣了在90華氏度的氣溫下待在擁擠不堪的車裡，但在德州，交通是在控制之下的。
貴陽的交通，很可惜，不是。
我們開車上路後，我的耳膜只跟一種聲音碰撞了起來：汽車喇叭聲。喇叭的鳴響，高音，低音，誰又知道F調在中國人的手上可以有那麼多的變化呢?在美國，10天內你能聽到喇叭聲一次或兩次，並且只是在你離死還差兩秒或者某人在路上確實激怒了你的情況下。
每個人開車都跟瘋了一樣。中國的駕駛員是世界上技巧最精湛的，或者他們根本沒什麼技術可言。甩尾，不打燈，隨意變道。當我們試圖轉進另一條道，我們沒成功。在美國，3輛車之內總有一輛會讓道給你。我猜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一輛車駛過，兩輛，3輛，4輛，同時被阻擋在後面的車一直壓迫著我們，我們不得不往前移動。這讓我們陷入了非常恐怖的境況。
我對中國的公共教育並不太瞭解，儘管如此，在美國公共學校系統裡接受了9年的教育後，我能告訴你很多關於它的事情。但我將告訴你一樣特殊的事情，這部分關於毒品和酒精教育。
每個月，從我一年級到五年級的時候，兩到三個從DARE(毒品和酒精防範教育)計畫來的負責人會到班級裡告訴我們為什麼毒品和酒精對我們的身體有害，並且我們應該一輩子遠離它們。我們的老師也參與其中，他讓我們做關於毒品的作業，研究為什麼它們對我們有害。我猜在這種環境裡成長已經把我變成了毒品和酒精的納粹，因為我這輩子也不會觸碰這些東西，更談不上讓它們污染我的身體。
被帶到中國後，幾乎我去的每一個地方，無論是在街上還是在晚宴的飯桌上，肯定會有人在抽煙，而且在晚餐的時候，酒精幾乎到處都是。每一個地方!每個人都在抽煙，這個狀況殘酷地令我想起了在美國時看過的公益廣告，在一個充滿二手煙的房間裡待上兩個小時等於自己抽上一根煙。同時我十分討厭每個人都在強迫我媽喝酒。
我覺得在中國過馬路是一件藝術和巨大的挑戰，因為在美國你可以蒙著眼睛過10次8次馬路也沒事。不幸的是在中國每個人都橫衝馬路，幾乎沒人用斑馬線。我幾乎無數次差點被極速移動的汽車撞到(包括單車)以至於我都數不過來次數，這真遺憾。
在美國我們是這樣做的，當斑馬線上的交通燈變綠，車停人走。當交通燈變紅，人等車走。簡單明瞭，對嗎?對，也許這有點消耗時間，如果你衝刺到斑馬線上燈變紅了，可這總比被車撞死強吧。
還有一條行人必備的權利。當你在車裡看到前方有人過馬路，你應該立刻停車讓行人經過。但是當你是行人，我還是建議你快走，這樣不會刺激到司機。
一場小災難發生在我們親戚位於花溪的公寓裡，我們最後不得不叫警察來調查。我只在美國遇到過警察(謝天謝地)，那次是我的表哥玩電話的時候不小心打了 911，把警察叫了來。幾分鐘內，警察來到房間並問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幸的是，在花溪他們用了20分鐘才來到，之後他們是如此的不專業(按照美國的標準)，開始抽煙和用手機聊天，換句話說，基本上什麼都沒干。
但我能理解為什麼警察如此難快速出動。當我們在北京的路上，我看到一輛救護車響著警報器試圖穿過車流。當救護車跟我們一樣速度而行人走路超過我們的時候，我對那天需要幫助的人感到無比的惋惜。在美國，當緊急車輛例如救護車和警車通過，所有車流必須停下(或至少慢下來)。
在美國的餐館裡點菜的時候，你一般會以謝謝結束服務生的服務，然後他們會以微笑和一句「沒問題」或者「你點的餐幾分鐘內就會準備好」作為回應。
在中國，我發現事情截然不同。我好幾次被嚇怕，因為點菜的人總是用粗魯甚至侮辱的態度對待餐館裡的服務員。在美國，你嘗試用最善意的方式說話，這樣沒人受傷。在中國，如果服務生往我們吃的菜裡吐痰我不會驚訝。
同時，他們也並不快樂。在中國的頭兩頓飯，我很驚訝地問母親為什麼服務生看上去並不高興，(在美國他們被訓練成高興的樣子)母親告訴我他們沒有動力，因為他們沒小費。
當我跟表哥和他的朋友吃飯的時候，每個人都對我老說「謝謝」感到非常驚訝。我想這就是在美國長大帶來的習慣。但是每個人都喜歡得到感謝，所以我們也許應該在每天的生活中多用「謝謝」，這樣的話每個人每天都會好過一點。
總體來說，對比美國和中國這件事本身就不太靠譜。
中國有比美國長數千年的歷史，美國只是一個新生兒。中國的人口遠比美國多，同時中國政府的法律和法規也很不同。文化和人民也不一樣。你不能把這些變數都囊括進來然後還能看出誰更好。儘管如此，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確定，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雖然價值觀不同，但我們都渴求一樣東西：幸福。
雖然這只是一個外人對中國的看法，但你或許會對這個話題有不同的意見，我認為這完全沒問題。嘗試從別人的觀點看問題只能有益於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