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這3位患兒家住湖北武漢三鎮(漢口吳家山、漢陽郭茨口、武昌江夏區)，均為女嬰，年齡分別為4個月、9個月和15個月。由於嬰兒食物單一，且均食用同一品牌奶粉，患兒家長將性早熟的禍首指向了奶粉。
衛生部新聞發布會結束不久，這3例患兒家長便得知調查專家組對「嬰兒性早熟事件」的定性，其中一位家長用「失望」、「無助」、「憤怒」來形容調查結果。他認為很多疑點，衛生部並沒有正面回答。
其一，既然是單純性乳房發育，與食用的乳粉無關，那麼為何所有病例都食用過聖元乳粉，這麼高的巧合如何解釋？其二，發布會沒有正面回答聖元乳粉是否是安全可靠的，以後是否可以繼續食用該奶粉？其三，按進一步觀察要求，患兒每三個月做一次檢查，一直到8歲，期間治療費用誰承擔？其四，假如以後接觸到外源性激素，出現了真性性早熟，責任如何界定？
而對於有記者提出停止食用奶粉後患兒體內激素含量下降，以及是否該停止食用該奶粉時，也未獲正面回答。一位患兒家長介紹說，在停止食用這些乳粉後，患兒左乳房硬塊逐漸消退。
在早前媒體報導中，湖北當地醫護人員判斷認為嬰兒性早熟與其使用的奶粉有關。
在15日新聞發布會上《財經》記者獲悉，湖北省對3例因食用乳粉致性早熟的病例再次會診和回訪，並檢測激素水平、骨齡等項目，未發現患兒生長發育明顯加速，僅能判斷為單純性乳房早發育，為臨床常見病例。
患兒家長證實了當地有關機構的會診與回訪。在對患兒複查之後表示，目前不需要打針吃藥，但要判斷是否會形成真性性早熟至少要到8歲，按照進一步觀察要求，患兒每三個月到醫院複查一次。
一位患兒家長表達了對檢查費用的擔憂，他認為這筆費用由誰承擔應該明確，更讓他擔憂的是「整個家庭將為性早熟蒙上8年的陰影」。
在15日新聞發布會上，多位記者對樣品選取提出疑問。據介紹，此次送檢的42份樣品僅有1份為患兒食用的剩餘奶粉，其餘41份為湖北武漢和北京市場上銷售的聖元優博、優聰樣品，有「避實就虛」之嫌，部分人士認為這難以說服患兒食用奶粉一定就不存在問題。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邵兵研究員回應說，湖北省工商、農業、衛生相關部門組成了聯合採樣小組，和衛生部專家組共同採樣，樣品密封后送到衛生部。由衛生部把樣品分送到各個檢測單位。在每個檢測單位，拿到的樣品只有採樣編號而沒有品牌。
據悉三位患兒所食用的聖元奶粉均為同一批次，2009年10月生產，但這一信息未獲官方證實，在15日新聞發布會上，並未公布3例患兒奶粉批次內容。
問題：檢驗機構與診療手段匱乏
嬰兒性早熟事件的調查告一段落，但此事暴露了目前管理中的諸多不足之處，例如目前能夠開展激素檢驗檢測的專業機構寥寥，手段相對較少，醫療機構真假性性早熟診斷亦有不足。
負責此次檢驗的是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檢驗檢疫科學院等檢測機構，所採用的是國際通行的檢測方法(《動物源食品中激素多殘留檢測方法 液相色譜-質譜-質譜法》GB/T21981-2008)，檢測內容為乳粉中雌激素和孕激素含量。
據介紹，此次採用的檢測方法是在科技部和北京市科委在「十五」、「十一五」期間資助的項目，目的是為了保證動物性食品的安全，確保北京奧運會不會發生食源性的興奮劑事件。該檢測方法項目由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聯合攻關，項目所產生的國家標準已經在2008年奧運會前頒布並實施。
「我們採用同位素稀釋之後的方法，這是對國際上痕量或超痕量化合物檢測的通行的方法。這次承擔檢測的幾個單位，在奧運會期間都承擔了奧運會運動員食品的檢測，每個單位都檢測過超過一千份樣品。」 專家組成員、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邵兵說。
目前能夠承擔此項檢測工作的屈指可數。邵兵介紹說，主要是國家質檢總局、衛生部、農業部都有一些實驗室和北京市質檢中心等機構。
至於個人送檢問題同時將面臨的高昂檢測費用問題，邵兵回應說，檢測費用受到儀器設備、試劑的成本原因，如果同批要檢測很多樣本，檢測成本是逐步降低的。
邵兵介紹說，從技術上說，可以把這個項目納入到日常檢測的範圍。但這種檢測是複雜的，也是需要檢測成本的，檢測方法要求使用同位素，而同位素比較昂貴，將來可能會在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裡納入相關的監測內容。
「嬰兒性早熟」事件中，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對該事件的認定被推翻，性早熟診斷成為一項新課題，這其中也暴露出在相關診斷認識和手段的匱乏。伍學焱告訴《財經》記者，醫生從事的診療工作，因為專業不同，對疾病的認識也不同。其次，醫生對某個疾病的認識會有一個過程，這跟法官判案一樣，是非曲直不可能一下子就判斷出來，需要有一個收集證據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