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有沒有未來三十年的持續發展，取決於法治下的市場化能否取得成功。
10月18日閉幕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定下基調，在內外壓力交迫下，經濟轉型成為最主要的議題，促進內需、保障民生、節能減排等，都是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在不同向度上的反映。
迄今為止，我國取得的共識是市場提高效率，但權貴市場後遺症卻撕裂了共識，企業的效率建立在對低工資的基礎上，財富的增長主要流向政府與企業，以及數萬億元流入私人口袋的灰色收入。未來三十年，如果不能以法治市場取代權貴市場，不能以公平市場取代壟斷市場，經濟前景堪憂。
經濟增長數據能夠說明經濟體量，卻不能說明經濟質量。
經濟學家黃亞生曾經列舉具有如下特徵的國家：政府的儲蓄率在6年內增加了一倍，基尼係數高達0.45，居民工資增長嚴重落後於GDP和生產力的增長；這個國家有很多的大企業，大部分是國企，前100家企業的75%資產屬於國企，政治上沒有競爭，對外資非常開放，非常喜歡外資；高速工業化，農業人口在 20年內減少了1/3。這是上世紀中期的巴西，1968年－1974年，巴西每年GDP增長11.4％。但好景不長，20世紀70年代中到21世紀初，巴西的經濟和政治動盪不寧，整個80年代GDP增長為零，被拉美學者稱作「丟失的十年」。上世紀50年代初，巴西人均GDP相當於臺灣地區和南韓的2倍多，到現在約四分之一不到。再舉一個例子，從1950年至1975年，蘇聯GDP年均增長率為4.8%，而美國只有3.3%。前蘇聯的情形也很類似，集全民之力的高投資一度讓蘇聯經濟出現增長奇蹟，前蘇聯的GDP與美國GDP之比的峰值出現在上個世紀70年代，大約為45%，這與1940年的水平基本相當。
經濟體量大而質量不佳的國家通常有兩筆欠帳：一是國家財富的增長未能成為國民財富增長，反而通過剝奪農民的土地與扶植壟斷企業，在新貴頻出的同時製造了越來越多的低收入階層，甚至是赤貧階層。這使得國家內需不振，必須通過更多的產品與更低的價格發展出口，由此陷入餬口經濟的惡性循環；二是壟斷企業佔據了主要的盈利行業，具備絕對的定價權，可以輕鬆地憑藉市場份額獲取壟斷收入，從表面上看這些企業對於工業產值、對於GDP的抬升非常有利，但付出的代價卻是經濟出現系統性風險。
兩筆欠帳說到底，就是權貴經濟取代了平民經濟，權貴市場取代了法治市場。在中國成為全球奢侈品消費大國的同時，拉動內需呼籲數年無寸進之功，不得不在貨幣與出口面臨巨大的壓力下，在國內外環境的倒逼下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就是明證。
市場效率不提高，所謂的民生保障就是通貨膨脹的同義詞。
市場效率是進步還是退步？來看A股市場的估值，到2009年底，A股上市公司共1718家，其中國有控股上市公司938家,佔54.6%，利潤總額佔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52.83%，營業收入佔比則高達78.9%。
在經歷了證券市場建立之初第一輪的股市解困之後，目前進入了第二輪以重組為主的第二輪解困期。今年9月19日，國務院國資委在杭州召開首次有關指導監督地方國資工作的專題會議，吹響地方國資重組號角。由於地方國有資產的總量大於中央企業，因而可供注入上市公司的地方國資潛在數量更加驚人，僅重慶一地國資規模就達萬億以上，體量無比龐大如同巨無霸的現金吸納機。加上各個行業主管部門對本行業企業的上市重視，以文化產業為例，民企公司如鳳毛麟角，一些專職製造文化與思想垃圾的公司卻頻頻傳出上市喜訊，更有甚者，在行業重組的旗號下，中國最具效率的民營鋼鐵企業之一日照鋼鐵被吞併。這是典型的逆淘汰機制。
許多重組沒有帶來企業管理制度的根本變革，更沒有增強企業的獨立品格，有上市公司之殼而無企業之魂。在煤炭、鋼鐵等行業的重組過程中，物權法遭到破壞，法治市場從根本上遭到侵蝕。
近兩年在農村社保、醫保等方面有長足進展，未來將在「包容性增長」的框架內民生經濟將繼續完善。應該引起警惕的是，如果整體財富不增加、政府與企業均不肯讓利、收入分配體制沒有根本變革，所謂的普遍的民生保障就會直接轉變成高通脹，在通脹過程中使財富加劇向壟斷企業與權貴資本集聚。
經濟結構調整是一連串事件，健康市場的根本是法治下的效率與效率下的法治，否則，任何改革都將成為救火隊長四處扑火的悲情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