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批准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
該小組的具體辦事機構放在中華書局，並確定中華書局「除以出版古籍為主要任務外，還適當出版當代作者的文學研究和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並在上海設立一個編輯所」（簡稱上編所）。規劃小組組長是齊燕銘，成員包括時在廣州的陳寅恪先生等共19人。
另一位在廣州的小組成員杜國庠先生，在給齊燕銘的一封信中，談到陳寅恪先生接受「任命」的事。該信的部分內容如下：燕銘同志：
元旦由廣州市人民委員會轉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去（年）十二月卅日電敬悉。關於徵求國庠和陳寅恪教授參加古籍出版規劃小組事，今天上午前往中山大學看陳寅老面談，陳老欣然表示接受。至於國庠自己，過去關於目錄版本之學殊少研究，是否勝任不敢自信，惟在範老（指范文瀾——引者注）及諸同志擘畫之下，追隨學習也感興趣。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籌備會去年七月經奉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立，現正在加緊籌備，國庠同時任其副主任和廣東省科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之職，有關地方科學研究規劃須在最近期間趕出，工作頗為繁重，來京出席會議恐不能太多，此層希為諒解。
……
杜國庠一月二日（1958年）鑒於中華書局負有「出版當代作者的文學研究和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的任務，那麼出版著名學者的文集很快被提上日程。而最早提議出版陳寅恪論文集一事，見於湯一介先生1959年就中華書局出版湯用彤先生《印度哲學史略》給中華書局編輯部的信中。
此建議被中華書局採納，體現在下面一封信中。
燦然同志、歷史一組：
一，湯用彤先生的《印度哲學史略》的訂正本和「重印小序」「重印後記」已寄來。這篇序和後記都是去年四、五月時寫的。序中反覆提到中印文化交流的發展，似還可用。書翻了一下，還有些標點的錯誤。
二，信中提到的集湯用彤先生學術論文出版一事，擬接受。集中按內容性質分類，並請寫一新序。（俟蒐集齊備時編成）。
三，把陳寅恪先生的論文編成書事，請歷史一組考慮。
嚴健羽八，廿（1959年）嚴健羽時任中華書局哲學組負責人。此後的一段時間，事情的進展似乎不大，一直到整整一年後的1960年8月，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金燦然才在給齊燕銘的信中又提起有關陳寅恪論文集事。
燕銘同志：
楊榮國同志這次在京時曾談到關於陳寅恪的兩件事情，茲寫上供您參考：
（一）楊建議我們考慮印陳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後的論文）。楊說陳先生在被批判以後，表示不再教課。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
（二）陳研究《論〈再生緣〉》後寫成一部稿子，以書中主角自況。這部稿子曾經在廣東油印，印數少。後來香港有人把這部稿子拿去出版，書前加了一篇序言，說像這樣的書稿，在大陸上是不能出版的，等等。陳知道此事後心情很沈重。
陳的這部書我們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來後再給您送去。
金燦然22/8（1960）齊燕銘在金燦然信上作了如下批示：陳文集要否印，應請廣東省委文教部門考慮。齊燕銘22/8。
按照齊燕銘的批示，金燦然在幾個月後給楊榮國寫了一封信。原信如下：榮國同志：
出版陳寅恪文集問題，廣東省委的意見如何？最近我口頭請示過周揚同志，周揚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問過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認為可以出。如果廣東省委同意出，請把你們對出版的要求和作法告訴我，以便正式向中宣部請示。
又，陳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況如何？在香港出版了《論〈再生緣〉》以後，他有什麼反映（應）？請寄一書面材料，直接送給中宣部許立群同志或送給我轉交都可以。
敬禮金燦然12/12（1960年）該信的右上角有「絕密」二字。楊榮國很快給金燦然回了信：金燦然同志：
兩函均送來。關於陳的材料，寫好後即直寄許立群同志處，請釋念。至於著作出版問題，中央同意，則由貴局和陳進行商酌如何？專此即復，並致
敬禮楊榮國21/12，1960年金燦然在楊榮國信的右下批示：一，從《史學論文索引》中把陳的著作查出，開一目錄（大致排列一下）給我。歷史一組辦，希望新年前能辦完。
二，在上級未正式決定前，出版陳的論文集問題不要在群眾中宣傳。
從以上來往信件可知，陳寅恪論文集的出版事涉「重大」被列為「絕密」。為什麼一位學者著作的出版竟被列為「絕密」？蓋因1959年香港友聯圖書編譯所將陳寅恪先生所著《論〈再生緣〉》排印出版。此消息正在1960年傳回內地。為此，中山大學專門追查曾由中山大學油印的《論〈再生緣〉》為何流出海外，一些有可能接觸過該文的人都受到審查。最後還是由陳夫人唐篔說出，可能是章士釗帶出境外才不了了之。
中山大學教材科油印陳著是在1954年。當時共油印105本，其中100本交陳寅恪，5本教材科留下存檔。
1956年8月，章士釗在去香港前夕，到中山大學康樂園看望陳寅恪。陳寅恪將《論〈再生緣〉》相贈。一個月後，章士釗赴港與國民黨方面接觸，《論〈再生緣〉》油印本被帶到香港。
在校方嚴厲追查時，陳寅恪先生不僅讓助手黃萱將油印本《論〈再生緣〉》交付校方審查，而且由唐篔代表自己向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馮乃超作了說明。
實際上，《論〈再生緣〉》在港出版與章士釗並無關係，是另有人所主導。
1960年12月上旬，郭沫若讀到陳著《論〈再生緣〉》。自1961年1月至1962年1月，郭沫若反覆通讀四通，並以三種版本進行核校。郭沫若先生邊閱讀邊發表了九篇論文，這一點在解放後的郭沫若那裡是極其少見的。因之，有研究者認為郭沫若此舉負有政治使命。
期間，郭沫若先生還兩次前往拜訪陳寅恪，彼此交換看法及意見。
幾乎同時，中華書局歷史一組檢出了陳寅恪的論文目錄，金燦然將目錄送交齊燕銘過目，並附有一信：
燕銘同志：
關於出版陳寅恪論文集一事，我曾口頭請示過周揚同志，他表示可以；也曾問過郭老，郭老贊成。最近接到楊榮國同志信，附上。為慎重起見，我們就手邊的材料查了一下陳到底發表過哪些文章，草目附上（不全）。請考慮可否正式向陳約稿。從爭鳴上講，似可以約稿，但據說他的稿子是不能動的，約了可能有麻煩。
陳關於隋唐史的兩本書和一本元白詩箋證稿，解放後均已出版。目錄中關於元白詩的文章，均已收入後一本書中。
敬禮金燦然6/1（1961年）
同年的3月，齊燕銘在金燦然信後批示：
可由中華提出向陳約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因中國古代史常有把這些國家作為藩屬和文中帶有污辱話的情形，今天發表容易引起對方不快），請其慎重處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此外問題隨其任何論點均不必干涉（對少數民族似關係不大，因國內問題總好講清楚，當然也要看講話的分寸）。又約稿可否通過楊榮國與之面談，比寫信好。
因此，在1961年11月的「中華書局1962年編輯發稿計畫（初稿）」中，即將陳寅恪的學術論文集列入了出版計畫。
可是，這部已列入出版計畫的論文集，最終卻夭折了。
最直接的原因是，中華書局上編所已將陳寅恪先生的《金明館叢稿》列入同一年的出版計畫。這一點體現在陳著上編所責任編輯之一金性堯（另一位責編是梅林）代上編所所擬，致中華書局總公司的信中。
總公司編輯部：
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曾致1097號函一件，函中說明劉大傑先生的學術論文集，已列入我所本年度發稿計畫中。目前大傑先生正在修訂其《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冊（上冊已於三月間發排），俟該冊修訂完畢，即可整理論文集。故希望你處同意此一選題由我所出版。至今已逾一月，未荷惠復，想已蒙同意。其次，我所戚銘渠同志最近因公前往廣州，特乘機專程拜訪陳寅恪先生，除向其問候外，並重將其《錢柳因緣詩釋》、《金明館叢稿》加以明確，要求俱由我所出版。當蒙寅恪先生親自允諾，並說此二稿早已定約，將來完稿後自當先後寄給我所出版。此外，我所為了積極貫徹黨的二百方針，並擬有系統地印行全國有高質量的學術研究論集，上述劉、陳諸先生著作，則早已列入計畫之中。現因劉著論文集及陳著詩釋、叢稿，都已落實，為了加強彼此業務上的聲氣，特此專函布聞，並希察洽為荷。
此致敬禮1962年5月7日上編所向陳寅恪約稿的時間早在1958年。不論是從約稿的時間上，還是中華書局所編論文集還沒定型上來說，由上編所出版都更合理一些。再說，從出版計畫上說，一家出版社也不可能同時出版同一位作者兩部並不成系列的著作。
另有一事值得一說。1962年春，胡喬木在陶鑄陪同下，到中山大學看望陳寅恪先生。陳先生在談及所著雖已交付書局但遲遲沒能出版時，感嘆「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遠。」
陳寅恪先生顯然明白之所以延宕的原因主要是在《論〈再生緣〉》上。而胡喬木的回答大半屬安慰性質，很難說是什麼許諾。
此時，中華書局的陳著論文集尚在未定中。中華上編的《金明館叢稿（初編）》陳寅恪先生雖答應交給上編出版，但仍沒有編定。在當時的情勢下，不論是哪一部論文集，《論〈再生緣〉》都礙難選入。即使「中華書局1962年編輯發稿計畫（初稿）」中曾將《論〈再生緣〉》收入其中，甚而1961年5月上旬，金燦然借到廣州參加學術會議之機，當面向陳寅恪先生提出將《論〈再生緣〉》修改後交中華書局出版。最後，《論〈再生緣〉》仍被剔出。變化在於，《論〈再生緣〉》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其實，就《論〈再生緣〉》3萬字的容量來說，出單行本稍嫌單薄，放在論文集裡應更合適。故而，陳寅恪先生對胡喬木言談所指概略上是中華書局擬出版的論文集，但癥結是《論〈再生緣〉》。
而根本的癥結卻不在這裡。時在光明日報工作的穆欣在其發表的《郭沫若考證〈再生緣〉》一文中說：
因為《〈再生緣〉》中宣揚元朝皇帝「征討朝鮮」的戰事，1962年初，周恩來總理曾經叫人向筆者打招呼：不要再在報紙上討論這個問題，以免由此傷害中朝友誼，在國際上造成不良影響。郭沫若後來未再就此續寫文章，從此在報紙上停止了這場討論。本來，郭沫若已將他核校的《再生緣》前17卷交由中華書局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擬出版陳寅恪《論〈再生緣〉》，並請郭沫若寫序，因此也都未能實現。
1963年，陳寅恪舊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由中華書局重印出版。此舉，中華書局一是不得已為之，二是期望能給陳寅恪先生一點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