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早上好！今天主要是談談社會建設與「十二五」改革。為什麼談這個問題，我想談社會建設的問題首先不是一個理念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中國很多的問題都是這樣，開始的時候好像是一個理念的問題，但是過一段看則是一個和人們的生活甚至和人們的飯碗密切相關的問題。比如，環境保護的問題就是這樣，80年代的時候可能還只是一些知識份子的理念，是一個很超前甚至有點奢侈的東西，但是現在可以看到這已是一個現實問題了。民主的問題、社會建設的問題也是同樣的道理，多少年前也許還是一個理念，但是現在成為與人們的飯碗休戚相關的一件事情，社會建設也是如此。「十二五」規劃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我們這次會議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即收入分配的改革及利益關係的調整。
然而，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沒有，網上對此的反應可以說是一片冷落，甚至在一些論壇上看到寥寥的幾條反應都是冷嘲熱諷，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這樣一種冷淡甚至是冷漠的反應是有原因的，可能是人們基於這些年的經驗對政策落實有所擔憂，很好的一個政策到最後結果很難說。所以政策很重要，機制更重要，如果沒有好的機制保證政策的貫徹執行，最後說不定會走向反面。我們在政策的層面，報紙和各種輿論上講得更多的是收入的倍增，現實當中反而是另外一種擔心，會不會是收入的倍增計畫變成支出倍增的現實，收入的倍增還看不到明顯的跡象，但是支出的倍增的跡象已經比收入倍增趨勢明顯得多。最近一段時間來說至少有兩件事情非常值得我們注意，一個是物價的上漲，特別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這些商品價格的上漲，比如糧食、石油、蔬菜、肉類、各種食品、水、電、煤氣這些生活的必需品價格大幅上漲。這段時間裏，民眾在這方面的支出已經遠不是CPI增長3%、4%能夠衡量的了。第二，今後這一段稅費的負擔將會明顯加重。這一段物業稅、車船使用稅、環境稅、社會保障稅等等都在醞釀中，一系列的稅費將會明顯的增長。
前兩天人大討論關於車船稅的問題，在人大常委會當中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有個人寫了一篇文章，說稅負這麼重的情況下還是要老百姓掏錢，變成了任何的調控最後都是收錢，經濟增長快了要收錢，房價高了要收錢，汽車多了要收錢，對經濟社會的調控最後都變成收錢。這篇文章指出中國人稅負痛苦本來就很高，比如車主的稅負本來就很高，一部車負擔了諸多稅費，像增值稅、年審費、牌照費、擁堵費等等，各種稅費佔了一輛車車總費用的40%，這種情況下還有專家或者人大代表提出為了鼓勵人們少用車，各個單位不許免費地向自己職工提供免費停車的地方，最後所有的東西都變成了收錢。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一個朝著「國民收入倍增」這個方向的政策，會不會最後變成老百姓支出倍增的結果。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現實，即狹小空間裡的有限承諾。我們要瞭解這樣的一種努力其實是在社會在其他的方面付出的巨大代價的情況下獲得的。說得更直接一些，最近這幾年底層的改善與對中產階層的剝奪是密切相關的。最近有兩個調查相當的令人震驚，一個是新浪網的調查，7千多人參加了調查，調查的結果顯示有比較模糊的移民意向達到88.2%，接近90%第二個是匯豐銀行的調查，調查的對象是月薪超過12000元，流動資產超過50萬元的人，這部分人當中10年內有移民計畫的達到60%。這樣的調查結果相當的令人震驚，有人把這稱為精英集體逃亡，也有叫第三次移民潮，還有的叫用腳投票。實際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小的空間，在這個狹小的空間當中，只要補了這個地方就得挖另外一個地方，或者叫拆東牆補西牆。
從民眾的角度來說，或者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我們面對一個非常嚴峻的現實，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狀況？癥結就在於社會當中實際上已經形成一個巨大的吸收財富的黑洞，這個黑洞把社會發展成果相當的一部分吸收進去了，剩下的老百姓能夠分到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這剩下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中要改善這個部分就必須以另一個部分受損，這就是有限的空間。這個巨大的黑洞在依托權利形成的灰色收入。有兩個數字，一個數字是政府的財政收入。據周天勇的數據，我計算的結果是 2009年政府各種形式的收入的是11.5萬億，佔當年33萬億GDP的三分之一；第二個數是王小魯做的一個計算，2008年GDP收入中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分丟了，不知道落實到誰的頭上的有9萬億，也是GDP的三分之一。這個錢去哪了？想想中國現在的房價，這個數也差不到哪兒去。如果說這兩個數都是有一定的依據的話，就出現一個令人震驚的一個結果。國民一年創造的財富中政府收入佔三分之一，分丟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才是屬於規範性分配的部分，企業的利潤也在這三分之一里面。這些發生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我們提出的目標也好，口號也好，和現實究竟是一個什麼關係，這中間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各種可能的好的口號都提出來的，但是究竟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這背後體現的就是一個機制的問題。社會可能是機制出了問題。現在看收入分配的問題，不能用原來的以工資為主要形式的收入分配的概念去理解，應當考慮怎麼能解決中國的資源分配和財富分配的問題，如何能夠形成財富和資源分配的新機制。這個問題的解決有賴於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沒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力量，解決利益失衡的問題是不可能的。這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再進一步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究竟是要重建權力還是要重建社會？最近這些年來的一個趨勢是非常明顯的，即權力在不斷強化，社會開始又重新回到依靠權力來解決問題的趨勢，用權力來包打天下。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趨勢，我們有時候理解可能過於簡單，其實有一個更深刻的背景，就是經濟社會生活的複雜化，包括市場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的發展，快速的城市化等等這樣一系列的過程造成了經濟社會生活複雜化。這是現實的挑戰，客觀上要求一種更強的治理能力，但在我們既缺少市場又缺少社會的情況下，對更強的治理能力的要求很容易就直接轉化為對權力的一種呼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夠盡快形成市場、社會、政府的多元治理結構，是很難以應對這個挑戰的。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