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無前例的全球印鈔運動開始，在匯率未市場化之時，中國進入加息通道將受全球寬鬆貨幣的毒害。
11月3日開始的美聯儲議息會議，預計將出臺新一輪較為保守的量化寬鬆政策；日本、英國等國有極大的可能繼續維持超低利率；深受全球輸入型通脹之害的亞太經濟體，如印度、澳大利亞等國不得不進入加息週期，抵禦通脹。11月2日，印度央行宣布，上調主要利率各25個基點，其中現金回購利率上調至6.25%，反向回購利率上調至5.25%；同一天，澳洲聯儲宣布加息25個基點至4.75%，澳元兌美元聞訊飆升100點，最高漲至0.9979，對平價水平發起衝擊。
美國的貨幣政策是全球經濟毒藥，如日本一樣，沒有挽救實體經濟，反而醞釀出另一輪資產大泡沫。中國沒有跟隨澳大利亞、印度加息的前提，是這兩個國家基本實現了匯率市場化，因此沒建立起外貿依賴經濟模式，匯率波動對本國經濟影響不大。
印度與德國的匯率政策可以給中國啟迪。印度與中國一樣，都是人口眾多的新興經濟體，推動印度進行匯率改革的不是順差是逆差，上世紀80年代晚期的印度，大量依賴海外短期融資。到1991年，由於海灣戰爭引發國際油價飆升、印度自身財政赤字高企及政局不穩問題相交織，導致外部商業性融資來源迅速枯竭，引發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為了挽救依賴國際融資的危局，從1992年開始，印度開始實行雙重匯率，一年後匯率並軌，進入市場化時代。印度盧比的可兌換進程是漸進式的，先是放開經常項目可兌換，1992年3月盧比在對外貿易中成為部分可兌換貨幣，1994年8月又進一步實現了經常項目自由兌換。此後，印度央行逐步放開了資本項目兌換，限制短期債務資本流入，鼓勵長期資本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內流。
選擇什麼樣的經濟發展方式，有什麼樣的收穫，就得付出相應代價。設想如果我國在加入WTO之時，就選擇了市場化的匯率模式，那麼中國就不可能成為出口依賴度急劇上升的經濟體。如今勢成騎虎，被出口發展模式與就業等因素倒逼，我國不可能實行激進的匯率改革舉措。在這方面，德國的匯率市場化模式更具參考價值。
德國屬製造大國靠出口立國，上世紀60年代末，龐大的不斷增加的經常賬戶盈餘，使德國面臨資產價格和薪資壓力上升，國內通脹壓力巨大。使德國政府痛下決心實行馬克匯率市場化的，是1971年美國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兌換，這讓德國政府意識到美元信用薄如紙。到1973年，二戰後的貨幣體系佈雷頓森林體系正式崩潰，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固定匯率制度瓦解。當年3月1日，德國正式決定馬克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不容忽視的是，德國雖是製造大國，但其經濟基礎堅固、技術與管理先進，並不因為馬克升值而降低競爭力。此後，德國實行的是嚴格的通脹目標制，一切以馬克的信用、以維持國內的購買力為主，此後還通過歐元區的建設拓展貿易區間，收穫最多的歐元紅利。
如果人民幣要進入加息通道，首先要做的是維持人民幣實際匯率基本穩定，名義匯率可以上下波動。其次，向德國學習藏匯於民，分散巨大的外匯儲備壓力讓民眾自主使用，並且在經常賬戶資本流入的同時，伴隨著資本賬戶、金融賬戶和儲備賬戶等資本順利流出，如此一來，高額貿易順差導致的資本流入難題被有效分解。人民幣市場化的核心是有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如果我國的製造業在技術與管理上處於全球領先水準，此時升值就不會是迫在眉睫的危機，而是中國經濟自然轉型的契機。
就貨幣論貨幣格局太小，我們需要做的是國內徹底的市場化，國內開放尚未成氣候，國外開放就是國際資金收割羊毛的同義詞。相信民眾，藏匯於民，大幅度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推出越來越多的人民幣投資品種，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進而將人民幣分流，國內通脹壓力將大為緩解。加快在香港、上海等地發行人民幣債券等投資品種，培育人民幣離岸中心是上選。
只有國內開始第二輪市場轉型，實行對內開放重於對外開放的國策，致力於提高政府與企業效率；只有大力推行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實行通脹目標制，根據內部經濟情況加息才有意義。否則，所謂的加息，就是給全球氾濫的貨幣增加套利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