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極端殘酷的黨內鬥爭以及其中適用的一種革命的、激進的價值觀
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以來，「黨內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當然，宣傳（至少是鬥爭中勝利的一方）更願意把這樣的鬥爭稱作「路線鬥爭」，因為這個稱謂賦予了這種鬥爭某種「正義性」，並且可以防止人們產生這樣的鬥爭中往往夾雜著權力之爭或者其他種種個人因素的聯想。毛澤東1971年在南巡過程的談話中說，1970年廬山（九屆二中全會）這一場鬥爭是第十次路線鬥爭。照此演算法，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70年共50年，「路線鬥爭」共10次，平均5年就有一次。
不同的黨內鬥爭在發生原因、持續時間、所要解決的問題、最終結果等等方面當然各有不同，但它們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殘酷，甚至血腥。這方面的一般表現是「整人」，其最極端的表現就是殺人，並且是殺自己人。比如張國濤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皆是以在「黨內鬥爭」中幾近瘋狂地殺害自己人和濫殺無辜著稱。
張國濤在鄂豫皖蘇區以「肅反」名義到底殺了多少共產黨人和紅軍的幹部、戰士，目前尚沒有看到一個權威的統計。但肯定殺人不少。僅他親自主持的一次白雀園「肅反」就殺了2，500人以上。他殺的人中有紅一軍軍長許繼慎、紅十師師長陳奇、七十五師政委戴克敏這樣的高級幹部，也有紅四軍總指揮徐向前的夫人，當然還有其他許多人。關於白雀園「肅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中是這樣說的：「當部隊回到白雀園後，張國燾親自坐鎮，進行大規模的肅反鬥爭。他和陳昌浩等以‘改組派’、‘AB團’、‘第三黨’等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包括原紅一軍軍長許繼慎在內的大批幹部和戰士，造成了極為慘痛的損失。」（參見許世友《我在紅軍十年》，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頁、第169頁注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11頁）
至於夏曦，他在湘鄂西更是殺人如麻。《中國共產黨歷史》中這樣說他：「夏曦在湘鄂西根據地期間，否定原根據地領導人取得的成績，推行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他一意孤行……在1932年5月開始的4次肅反鬥爭中，以‘改組派’、‘第三黨’等種種罪名，殺害了……大批紅軍領導幹部，給湘鄂西根據地和紅軍造成嚴重損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15頁）另有更詳細的回憶，「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蘇區中央局書記，兼任肅反委員會書記，經他之手，以抓所謂改組派（改組派是國民黨內部的反對派，是汪精衛向蔣介石爭權的產物，1928年成立，1931年1月解散）、AB 團之名，不知殺害了多少黨的優秀兒女，光師以上的紅軍將領，就殺了11人。賀龍說他‘肅反殺人到了發瘋的地步’。文革中賀龍受到迫害時，還曾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肅反。」「夏曦還在紅三軍和湘鄂西蘇維埃中進行‘清黨’，清到最後，只剩下關向應、賀龍和夏曦自己三個黨員了。」夏曦的原則是「寧可錯殺，也不使改組派漏掉一個。」「夏曦真是說到做到了，他的‘寧可錯殺’，竟使得兩萬多人的紅三軍，只剩下了幾千人，多少忠勇的紅軍將士，泣血含恨而死！」「當時就有紅軍幹部把夏曦稱作‘國民黨劊子手’」。夏曦的結果呢——「1936年2月，夏曦在行軍途中落水，有些戰士看見了，本可相救，但因對夏曦的肅反亂殺人非常氣憤，所以沒人願意去救他，夏曦終至溺水身亡。這無疑是他多行不義的結果。」（李喬：《〈賀龍大傳〉與夏曦》，《炎黃春秋》2007年第5期。）
更有甚者，還有人在「黨內鬥爭」中借敵人的手（或者乾脆可以看作與敵人合作）來除掉與自己政治主張不同的「同志」。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人的被捕就是這樣一件十分可疑的事。對於這件事，國內學界至今支支吾吾、含糊其辭，只說是由於叛徒的出賣，但到底是誰出賣的、怎樣出賣的卻語焉不詳。（參見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25頁）叛徒出賣一說的證據顯然並不充分。所以，有些書就只提被捕，至於怎樣被捕的，就乾脆迴避了（見《辭海》有關條目）。
有一種說法一直沒有得到官方證實，但在民間和學術界也一直沒有消失，即何孟雄等人實際上是被王明等人出賣的，是王明等人借敵人的刀殺掉了自己在黨內的政敵（反對者）。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關於這件事寫了一段話，寫得很有意思：「六屆四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左’傾教條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到中央的領導崗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冒險主義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並在‘反右傾’的口號下，打擊了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實等。不久，何孟雄等被敵人逮捕，在獄中堅貞不屈，英勇就義。」（《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81頁）這段話在文字上把何孟雄等人的被打擊與被逮捕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中間也沒有轉義，似乎在暗示兩者之間有著某種因果關係。
捅破窗戶紙，把這個意思完全點明的是後來出版的一本由兩個美國人寫的《康生傳》。書中把何孟雄等人被逮捕這件事寫得非常詳細，現將其中的有關章節原文抄錄如下，供讀者們自己去思考、鑒別——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何孟雄集團的幾名成員，包括林育南和李求實，在位於公共租界最繁忙地區、漢口路六百六十六號一座中級的西式風格建築的東方旅社裡開會，討論反對王明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事宜。可是，由於公然向王明挑戰，他們正在進入一個致人死地的世界，在那兒任何事情都被許可，不論它多麽骯髒或虛偽。第二天，上海市警擦局特科官員和國民黨秘密警察的聯合行動組，按照一份‘秘密報告’採取行動，把東方旅社置於監視之下。一個警官裝扮成茶房，進入何孟雄和他的同事們隱藏的三十一號房間，判定房間的居住者看上去像是共產黨人，那警官命令其他警察衝進房間，抓走了八個人。在將囚犯解往老閘口捕房以後，國民黨密探和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官們留下來等候，又抓走了三個試圖進入三十一號房間的共產黨員。那天下午晚些時候，他們突然搜查了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和其他七名嫌疑份子。突擊搜查持續了一整夜，到早晨，總共有三十六名共產黨人遭到逮捕。」
「…… 實際上，策劃這整場逮捕的人是……康生！身為王明新近獲得的盟友，康生決意要證明他在派系政治的黑暗世界裡的能力。這次政治事件幾十年來一直被謠傳所遮蓋，但是最近揭露出來的證據，顯示是康生把何孟雄集團在哪兒開會的消息通報給了國民黨秘密警察。一九六七年，一名在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捕獲的前國民黨秘密機構的特務吳賓舒（Wu Bing shu，音譯），向他的捕捉者揭露說，在何孟雄集團被捕前，國民黨警察就已經掌握了他們每一個人的詳細背景資料——包括每個人入黨的日期，入黨後經歷概要，以及一些連他們自己都已遺忘但卻被認真調查過的細節。結果，吳賓舒說，那次審訊只不過是詢問一下每個犯人，以核實事先獲得的事實而已。吳賓舒相信這個情報來自共產黨內部，但是他不知道是誰。作為組織部部長和黨員檔案卷宗的管理人，康生很容易能掌握這些置人於死地的資料。「還有比吳賓舒的證詞更不利於康生的有力證據。另外一個國民黨情報官員在一九四九年以後落入共產黨之手，他叫王雲程，對康生出賣何孟雄和五位烈士的事作出了明證。王雲程原是一名在莫斯科培訓過的共產黨員（他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後來是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一九三三年他被捕以後，參加了國民黨情報機關。被捕後三個星期，王雲程寫了一份‘投降聲明’，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派系鬥爭中’，王雲程聲稱，‘例如就何孟雄和他的二十幾個同事來說，就是全部死於趙容（康生當時的名字）和其他領導人的紅色恐怖之下’。」（[美]約翰·拜倫 羅伯特·帕克著《康生傳》，顧兆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65-67頁）。
到底這件事是否就是康生干的現在還不能完全定論（事情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我本人傾向於認為是他幹的。因為當時立三路線剛剛結束且正在被清算，中共黨內一時間群龍無首，思想、組織都十分混亂。共產國際當然想盡快結束這種局面，所以竭盡全力扶持王明。但王明由於其資歷、地位、業績等都有欠缺而不能服眾，遭到中共黨內許多人的抵制，尤以何孟雄一派抵制最強烈，大有如王明輩上臺就要另立山頭之勢。何孟雄等人當時在中共黨內被看作是「老幹部」，這是一股影響力、能力和威望都絕不可小視的力量。如果不能使其就範，王明的一統天下就建立不起來，中共很可能從此分裂。這樣的局面絕對不允許拖得太久。中共當時還不能像執政以後那樣，對黨內反對派撤職罷官、隔離軟禁，或乾脆實行專政，當時最後的王牌就是共產國際，而何孟雄等人並不買共產國際的帳，這就使得王明等人不惜使出這種借刀殺人的招術。這樣的做法狠毒、卑鄙，屬於極端的「下作」，後來卻成了傳統。
這樣的事情所產生的「陰謀效應」對後來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影響是很大的。王明由於開了用這種陰險、卑劣手段對付黨內異己的風氣，自己心中也一直有「鬼」，他既瞭解中共，也瞭解蘇共，深諳共產黨「黨內鬥爭」的真諦，對這樣的「黨內鬥爭」在手段方面的毫無顧忌心知肚明，他暗算過別人，也時時感到別人有可能會暗算自己。延安整風期間，王明患病住醫院，由於久治不癒，且病情彷彿還在加重，他就懷疑是毛澤東指使康生在治療上做了手腳，具體說就是懷疑醫生在給他的藥里加進了水銀，想將他置於死地。當時給王看病的醫生金茂岳後來承認確有其事。有人甚至懷疑，「文革」期間，劉少奇與賀龍的醫療有明顯的錯誤，很有可能也是康生在作祟（參見同上書，第177-178頁）。
王明防範康生，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當初對何孟雄下毒手的很可能就是康生，並且也表明王對此事心知肚明。王明後來為防殺身之禍乾脆躲到了國外。康生也一直若隱若現、神神秘秘，在黨內由於「陰毒」而時時被人防範、躲避，並且還被長期棄之不用。但中共一直沒有將此事昭示於天下，也算是遵守了「革命紀律」，對得起共產國際，也對得起康生本人。當然，這也可看作是康生在趕王明下臺和打倒劉少奇上幫了毛澤東的大忙而應得的回報之一。不過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事情真相一旦被披露出來，對中國共產黨的整體形象顯然是非常不利的。這才是類似這樣的事情的真相一直不能大白於天下的真正原因。
所以，每次這樣的「黨內鬥爭」，都使中共的組織和大批的中共黨員受到傷害，並使中共的事業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
迄今為止，在中共歷史上發生的所有「黨內鬥爭」中，持續時間最長、波及面最廣、捲入的人最多、直接傷害甚至導致死亡的人數量最巨大、造成的影響最惡劣最久遠的當數「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至少在開始的時候還是屬於「黨內鬥爭」，只不過後來把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都捲了進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有國家主席劉少奇、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解放軍元帥賀龍、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這樣的黨、軍隊和國家領導人，有政府的部長，省、地、縣的領導，也有普通老百姓；有高級知識份子，也有文盲，有「紅五類」，也有「黑幫」；有高幹子女，也有「狗崽子」……。中央和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地方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佔75%。僅劉少奇一案受株連而被判刑的就達兩萬多人，被批鬥、關押的就難以計數了。據《北京晚報》1980年11月21日發表的《觸目驚心的統計》，林彪、江青集團共誣陷迫害729,511人，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至於全國的情況，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迫害的有上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一……。」這是迄今為止最權威的估計。（參見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622—623頁）。
共產黨內之所以一再發生如此殘酷的「黨內鬥爭」，原因當然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共產黨內奉行著一種革命的、激進的道德價值觀。這種道德價值觀完全拋棄了以人性為基本出發點的傳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信條，實現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徹底的政治化。這種道德價值觀提倡「革命利益高於一切」，主張人性必須服從「黨性」和「階級性」。「革命利益高於一切」，只要對革命有利，無論干什麽、怎樣干都無可指責。人性必須服從「黨性」和「階級性」，最終，黨性、階級性可以完全背棄「抽象」、「空洞」、「虛偽」的人性。在這樣的革命的價值觀面前，以往人類的基本價值觀念及其一切衍生的信條都成了別有用心的欺騙和偽善的謊言。
所以，比如像康生之流出賣何孟雄等人這樣的事，從道義上看雖然極其陰險卑鄙，但卻由於「對革命有利」，並不違背共產黨的「黨性」。可以肯定，「為了革命的利益」，共產黨人，特別是康生這樣的徹底「共產黨化」了的共產黨人是幹得出這樣的事來的。當然，即使這事是康生干的，他也只不過是個執行者，不得到王明本人的同意，或許還應該有共產國際的至少是默許（張國燾就有這樣的懷疑），康生是不敢干，也幹不了，並且干了以後也是掩蓋不了的。從康生這一時期在黨內的地位不斷上升這樣的情況看，顯然，他在這一時期「立過大功」。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為了「使我們的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是為了使廣大人民群眾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既順應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也符合共產黨內那種奇特的道德價值觀，所以，無論是從進化的角度，還是道德評價上，它都是無可非議的，「文化大革命」既有了「必然性」，也有了「合理性」。
二、由於體制機製造就的一種特殊的「領袖」以及一群特殊的「群眾」
應當承認，49年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是有弊端的。這其中最根本的是權力過分集中與領導職務終身制，官僚主義與家長制只是這二者的派生物。集大權於一身並一生（甚至還變相世襲，從江青和毛遠新以及在外交部擔任副部長的那個毛澤東的親戚等人的升騰上可以看到世襲制這種封建遺毒的殘留），或遲或早，掌權者必然產生官僚主義與家長制，最後就是領導人的個人說了算和下級對上級的人身依附，更極端的會發展到專制與獨裁，這是很可怕的。體制方面的這種弊端造成了種種惡劣的後果，其中危害最大並與「文革」的發生有直接關係的有二：一是造就了一個不受任何（包括憲法、法律、黨章等等）約束、凌駕於一切之上、其話語即是「最高指示」、全體人民在其面前只能俯首聽命、神一般的領袖。同時也造就了一夥沒有自我意識、沒有思考能力、沒有是非觀念、惟命是從並唯利是圖的「人民群眾」，這樣的「人民群眾」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受虐者，但是一有機會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成為施虐者。在這樣的情況下，領袖不管出於一種什麽目的，要發動一場「群眾運動」，打一場「人民戰爭」是非常容易的。二是這樣的體製造成了政治生活方面的隨意性。這不僅僅是指領袖個人和領導層，「人民群眾」也是這樣。法制極不健全，有法也不依，法是死的，人是活的。發展到最後權力就成為唯一的權威。誰有權誰說了算，誰權大聽誰的，最終全黨全國一切的一切都聽「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澤東的，一切以毛澤東的喜好為標準。再看看「文化大革命」以及歷次運動中「揪」出的人被定的那些「罪名」，比如「右派」、「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反黨集團」、「三反分子」、「狗崽子」、「黑×類」等，這些概念有哪一個是法律概念？這些「罪名」有哪一個有法律依據？儘管如此，一旦被定上諸如此類的 「罪名」，仍然會被「專政」——拘捕、勞改、甚至處以死刑！領導階層對「人民群眾」不講法律，「人民群眾」對領導階層也不講法律，整個國家上上下下都「無法無天」，矛盾越來越激化。由於這樣的體制不是一種法制體制，因此在這樣的體制下，解決問題只能靠「運動」。所以，中共體制上的弊端導致的人的異化（人對人的懷疑、敵視）是「文革」發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荒唐至極的「反修防修」
「反修防修」是中共特別是毛澤東面對20世紀50年代以後蘇聯和蘇共內部發生的那些所謂的「去革命性」事件作出的一種特殊反應。
這可以看作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國際原因。之所以要「反修防修」，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一是對修正主義的憂慮；二是對黨內出赫魯曉夫式的人和類似於赫魯曉夫反斯大林這樣的事的擔心。毛澤東越到晚年，這種憂慮和擔心就越重，他對身後之事就越不放心。他認為必須在他的有生之年把這些問題解決好，於是，他發動了「反修防修」鬥爭。
「反修防修」可以說是一個「防止黨變質、國變色」的大工程。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對外反修。基本做法是組織一批「筆桿子」，在毛澤東直接指導下撰寫文章，與 「蘇修」進行公開論戰，從而批倒批臭「修正主義」理論。二是對內防修。其一是教育，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教育，以提高其對修正主義的認識，永遠保持對修正主義的警惕；其二是清除「隱患」，即在教育的同時，對黨內、對各級領導幹部、對身邊的人進行清理，「揪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徹底解決接班人問題。對內防修的基本方法就是搞運動，不斷地搞，越搞越大。人不分老少，地不分南北，都捲入運動中，「鬥私批修」，「揭露陰暗面」，斗「走資派」，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修正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中出現的一個流派。最早是指19世紀後期E· 伯恩施坦修正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種嘗試。伯恩施坦否定勞動價值論、經濟決定論和階級鬥爭的意義，認為當時的德國社會已證明馬克思的某些預言是錯誤的。他認為資本主義並未瀕臨崩潰的邊緣，資本並沒有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中產階級並未灰心失望，工人階級也不是每況愈下、苦難越來越深重。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當時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引起了激烈的論戰。以K·考茨基為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1889年漢諾威大會上正式拒絕修正主義。但是，修正主義對當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後來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巨大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修正主義一詞被共產黨人用來指責共產黨中那些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論和實踐，其中特別是指否定暴力革命、主張議會鬥爭的思想。
在毛澤東的時代，中蘇兩黨都動用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唇搶舌劍地論戰了近十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指責和批判蘇共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修正主義」。回過頭來再看看當年同「蘇修」 進行的所謂「反修」論戰：首先是中央組織一個班子，直接對政治局負責，並且毛澤東親自過問（毛在晚年對寫大型的「理論」文章和創造理論「體系」有一種痴迷），然後由領袖冥思苦想地出題，再由一大幫黨內「理論家」、「筆桿子」關起門來廢寢忘食地炮製、然後是政治局全體委員通宵達旦地集體討論修改、最後是文章第二天在全國各大報頭版頭條登出，之後就是組織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這差不多就是一次「反修」戰役的全過程。然後又開始下一次「戰役」。這就是 「反修」。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中，中共領導人和全國人民的大量時間、精力都花在了這樣的事情上。
「中蘇論戰」自始至終完全是經院哲學式的，討論的問題雲山霧罩，基本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不過儘管如此，大家還是煞有介事、一本正經、甚至廢寢忘食地在思考著、辯論著、爭吵著……大致情況是：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就蘇共中央來信提出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問題需要討論的問題範圍，發出了致蘇共中央的覆信，題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信中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諸多問題提出了25條系統的意見。7月，中共為了化解與蘇共的矛盾，派出了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為首的高級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蘇共會談。但蘇共方面並無消除分歧、恢復團結的誠意，還在會談期間，蘇共中央就於7月14日發表了長達35000字的《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信中對中共中央6月14的25條建議進行了全面反駁，並對中共和中國領導人以及中國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批評與攻擊。於是，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開始了與蘇共的論戰。在與蘇共的論戰中，以中共中央名義一共發表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9篇文章的題目分別是：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與發展（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所以，這樣的「戰役」至少進行了九次——其實，中共對蘇共的批評早在1956年蘇共20大結束後就開始了，當年就發表了兩篇大文章：即4月5日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12月29日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從那以後，類似的文章就沒有斷過。
今天看來，這種看上去是那麽莊重、嚴肅、神聖、煞有介事的「論戰」，彷彿「無事忙」一樣，是如此的荒唐可笑！比如，我們指責「蘇修」最集中、最根本的一點 ——「復辟資本主義」，就純屬無稽之談！因為現實社會主義無論從它發生時所在國的社會歷史條件，還是它在實際發展中的走向，都表明它實際上只是一種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實際上可以說是介乎於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一種過渡性質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復辟」根本無從說起。既然最終結論都是荒謬的，那麽這之前的推論當然是一個謬論套著一個謬論。比如，我們指責蘇共與蘇聯搞「三和」（與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競賽」；爭取向共產主義「和平過渡」），難道在當今世界我們不應該盡量去爭取和平，盡量去避免一旦發生，必然會給整個人類造成毀滅性災難的戰爭嗎？在處理國家間關係時，難道不應該以和平為出發點嗎？比如，我們指責蘇共害怕原子彈，患了恐「核」症，難道核武器、核戰爭不可怕嗎？比如我們指責蘇共搞「全民國家」、「全民黨」，難道「人民民主專政」中的「人民」不是指全體（或絕大多數）人民嗎？如果「人民民主專政」不是代表全體（或絕大多數）人民，那麽請問這樣的政權代表的是哪一部分人呢？非但如此，執政黨還必須要宣傳使全體人民在意識中都認為它是代表全體人民的黨。不然其執政的合法性就會打折扣，執政地位就不穩固。同樣，如果執政黨不是代表全體人民，那麽請問這個黨代表的是哪一部分人呢？如果執政黨只代表一部分人，那這個黨豈不就成了「朋黨」了嗎？「朋黨」是不具備執政資質的。這表明中共實際上已經認識到了執政黨應具有代表人民的性質，既然如此，又去批評「全民國家」、「全民黨」是「修正主義」，這樣的舉動，著實令人費解。
對內防修，最終是要解決接班人問題，這件事情就不僅僅是荒唐，而且非常血腥了。在毛澤東一生中，這大概是最遭人詬病的一件事。因為從後來揭露出的事實來看，毛澤東在這件事上，下手之狠，做得之絕，與宣傳在人們心中的形象反差太大，所以，中共也就竭力掩蓋他的做法。當然毛澤東有他自己的說辭，比如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云云，也有那些為「尊者諱」的人為毛澤東辯解說，很多事其實毛澤東本人並不知道，但絕大多數人還是把這樣的舉動看作是「鏟除異己」，並且也基本上不相信很多事都是林彪、四人幫瞞著毛澤東幹出來的這一說法。
由於台上的這些人大多是搞修正主義的，要想「防修」，就必須要啟用新人，且看毛澤東啟用了一些什麼樣的人。
毛澤東首先啟用了幾個與當事人沒有什麽「瓜葛」的「場外人」。這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資格老、功勞大、地位也高、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有的可能是「身體不好」，有的大概是對自己沒有得到自認為應該得到的職位或級別不滿，有的乾脆就是想避開政治這潭「渾水」等等）長期不幹工作，人們對之頗有微詞，他們有的自己心中還充滿了怨恨之氣，其中一些人甚至早就想整倒一批人自己上臺。毛澤東把這樣一些「人物」抬出來，委以重任，使他們首先能夠有機會整倒自己的「仇人」，出出「惡氣」，然後就心甘情願地為毛澤東當「棍子」、當「槍」。毛澤東與他們在整倒一批現任領導人這一點上結成了牢固的統一戰線（很遺憾，這樣的 「領導幹部」在共產黨的各級都不乏其人，他們的代表就是康生以及林彪，其中應該還包括江青）。毛澤東利用的另一些人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年輕人，這些人有才幹，職位較低但「上進心」極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一個很長時期中，國家沒有實行現代公務員制，幹部的任用與升遷處於無序狀態，並且人治情況非常嚴重。同時，和平年代與戰爭年代不同，升遷因為按部就班而總是顯得緩慢。戰爭時期容易升遷，戰爭越是殘酷，犧牲就越大，各種職位就越容易出現「空缺」（當然，越到上面越困難一些，但相對說來比和平年代還是「快」得多），再加上這時的中國共產黨處於急速「擴張期」，隨著勝利的擴大，黨領導和管理的層與面都在增大，新職位越來越多。所以，這個時候升職的機會就很多，職務上升也很快，甚至跳躍式上升也並不少見。二、三十歲的師長、軍長，方面軍、野戰軍領導人，乃至政治局委員、總書記都很常見。而和平時期就不是這樣了，擴張已經變得相對平緩，一切都開始了循序漸進。一般說來，和平年代的升遷只有四種機會：有極好的業績；上司升遷，留出空缺；上司生病或者死亡；上司犯錯誤。四種機會中，前三種都不容易出現，也來得慢。因為和平時期，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比如天災），一般很難有極好的業績，即使有也很難算到某一個人頭上，往往是大家都有份；此外，上司的升遷也得按部就班、循序漸進；而和平年代由於工作、生活和醫療條件都得到很大改善，人們的健康狀況自然也得到很大改善，生病並且病得無法堅持工作的情況很少出現，人均預期壽命也在延長，病故或自然死亡也都大大減少，不像戰爭年代，幾乎天天都死人。由於實際上實行的是領導職務終生制，因此，對一個幹部來說，生命有多長，任職期限就有多長。所以，在和平年代，只有上司因犯錯誤而降職或撤職，才是隨時都可能發生的能夠使下級升遷的最好機會。政治運動就是這樣的機會，因為每次政治運動本來就是要整掉一批「犯了錯誤」人，並且每次政治運動中又必然再有一批人會犯新的錯誤，而要被趕下臺。也正因為如此，每次政治運都會有相當多的擁護者，都會湧現一批政治打手，這批政治打手以其在這場政治打鬥中的「業績」，最後又成為不同等級的政治新秀。時勢造出了英雄，英雄順應了時勢，時勢又成就了英雄。「文化大革命」中，許多人都得到了這樣的跳躍式上升。他們有的從普通工人或農民，一下子就成了一個省的領導人；也有的人從一個基層幹部（比如，生產大隊的支部書記），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升至國務院副總理這樣的高位；有的人從一般幹部，很快地就奇蹟般地上升為黨的中央副主席；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是所謂的「造反派」。撇開別的因素不說，這些「造反派」的一個共性就是，他們都及時準確並且牢牢地抓住了「搞運動」這樣的「機會」，並且在其中表現出了超乎常人的「才幹」，做出了相當的「業績」。在被稱之為「四人幫」的「江青集團」中，包括江青本人在內的四個主要成員，以及大大小小的骨幹，幾乎都是這樣的人。這種情況使人想起當初希特勒的納粹黨的情況。許多研究表明，納粹黨骨幹分子很多都曾經處於一種邊緣地位，他們有著模糊不清的社會地位。讓·貝希勒（Jean Baechler，法國歷史學家，巴黎大學歷史社會學教授）指出：「所有（納粹）領導人，無一例外，都經歷過實現人生志向的重大挫折。」彼得·默克爾（Peter Meker，美國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發現，在最好鬥的納粹積極份子的經歷中，有一個突出的因素，即童年貧困以及在城市裡往上爬的願望受挫（參見[美]羅蘭·斯特龍伯格《西方現代思想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75-476頁）。無疑，他們都抓住了機會。
1949年以後的中國政治就是在循環往復的政治運動中走過來的。如今「文化大革命」意味著這樣的機會又到了。「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大批人，撤掉一大批人，自然也就給一大批人帶來了希望！於是，一大批野心勃勃的「小人物」就磨拳搽掌，人人爭建奇功。而當時要想立功，就得要在「紅司令」毛澤東的指揮下「上戰場」，去 「戰鬥」——造反、打倒「走資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實現毛澤東希望實現的目標盡其力！這些目標中，最根本的就是去打倒毛澤東想要打倒的那些人！
毛澤東想打倒的人首先是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其原因我們以上已經大致作過介紹。共產黨的幹部都是在激烈的「路線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並且沒有任職期限，所以，在長期的革命生涯和工作過程中，難免得罪一些人，也難免有一些積怨，一旦「犯錯誤」，牆倒眾人推的情況並不少見。彭真擔任領導幹部多年，並且素以「有魄力」著稱，其人緣不如那些「老好人」是可以想見的，現在出了「問題」，儘管也有一些人一時不能理解並抱以同情，但還是頃刻之間就被踩進了泥裡，與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一起，成了「反黨集團」。林彪是這場鬥爭的主將，他也收穫不小，他在幫毛澤東的同時，也順帶收拾掉了自己的兩個死敵：一個是總參謀長羅瑞卿；據林自己說羅總想將林「架空」，並時時刻刻想取林而代之，還有棄林（彪）投賀（龍）的跡象，是「大野心家」。另一個是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由於陸的妻子嚴蔚冰化名「基督山」，幾年來一直向黨中央寫匿名信揭露林的妻子葉群早年的「性醜聞」，夫妻倆被林彪兩口子恨之入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陸定一受到批判。對陸定一宣布的罪行是：「陸定一同志的妻子嚴慰冰，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現已查明，嚴慰冰在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的6年間，連續寫了幾十封反黨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擊毛澤東同志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這些信中充滿了刻骨的反動階級仇恨。大量的材料證明，陸定一同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牽連的。」（參見《共和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1966-1978）》，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25頁）其實嚴慰冰之所以恨葉群，完全是出於女人的小心眼兒。因為葉群早年與陸定一談過戀愛，嚴一直認為葉與陸曾經「有過一腿」。嚴慰冰的舉動使林彪非常難堪和氣憤。在批判陸定一的政治局會議上，林彪先是向與會者散發了一份自己寫的書面證明，證明葉群在與自己結婚時還是「處女」，然後是在發言中對陸破口大罵，並說我手中現在要是有槍，早就一槍把你崩了！林彪在9屆2中全會上想搞倒張春橋，也說張是「陸定一式的人物」（陳伯達語），可見他對陸定一的仇恨。平心而論，嚴慰冰的做法並不妥當，林彪的發怒也在情理之中。筆者在寫作此文的過程中曾一再考慮過在文中提及這樣的一些事情是否妥當，因為這畢竟涉及到個人隱私，同時也擔心糾纏這些問題會影響到文章的嚴肅性。不過幾經思量，最後還是決定照直敘述，首先是這些事情之前已有人提及，雖屬私但早已不隱；其次，也即更重要的是這其中確實有很嚴肅的關係重大的問題需要反思：在曾經的中國，為什麽這些雞零狗碎的苟且之事會對整個國家政治發生如此大的影響？！本來應該非常嚴肅的國家政治為什麼會如此荒唐？！對這樣的問題難道不應該深思嗎！
楊尚昆的最大罪名是在「主席」身邊「安裝竊聽器」（實際上是為毛澤東的談話錄音），搞「特務」活動，這件事確實使毛澤東大為光火。實事求是地說，彭、羅、陸、楊四個人中，至少揪出羅瑞卿和整陸定一都不一定是毛澤東的本意，特別是羅瑞卿，其人對毛澤東那種超常的忠誠是黨內人所共知的，說羅反毛（或反黨），類乎天方夜譚，絕對無人肯信，毛澤東自己也不會信。但毛澤東此時既要藉助林彪就要籠絡林彪，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身不由己、有苦難言（毛澤東只是在其後不久給自己的妻子江青的信中談到了當時的心情。在那封信中他說自己是干了「違心」的事，當了別人藉以「打鬼」的「鍾馗」）。為了實現打倒劉少奇這個「大目標」，也就顧不得這許多了！何況整掉羅瑞卿，鎮鎮軍隊，也沒有什麽壞處。毛澤東對江青說，他當了林彪的「鍾馗」，這話只說了一半，其實他和林彪都有自己的「鬼」 要打，都需要對方的幫助，他們可以說是互為「鍾馗」。 毛澤東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劉少奇」，在這之前，他對林彪是非容忍不可的。對此，久經沙場、詭計多端的林彪也心知肚明。所以他才敢向毛澤東討價還價。不過，毛澤東對此事耿耿於懷，這也為後來的毛、林反目埋下了伏筆。
毛澤東搞掉彭真，有一石二鳥之效：既極大地削弱了劉少奇的力量，又完全鎮住了其餘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大大小小的劉少奇的「代理人」，因為彭真當時在黨內可說是炙手可熱、如日中天：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書記，他是劉少奇的老部下，當時也是劉的得力助手，並且實際上在協助鄧小平主持書記處的工作。身居如此高位的彭真說打倒就打倒，這件事對高級幹部無疑有著巨大的震懾作用。這之後，誰要是再發表反對意見，即使不顧及自己的政治生命，也會對這樣的舉動到底有沒有實際作用產生疑慮。所以，打倒彭真，以儆傚尤，緊接著，就開始了對劉少奇的「處理」。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這很難說。新中國建國之初，毛對劉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等問題就發過責難，這後來直接導致了高崗的「倒劉」活動。八大前後好一些，這時的毛把劉看作為自己的接班人。毛對劉的真正不滿大概始自1962年前後，而對劉徹底失望照一般的說法是在1964年。到這個時候，毛澤東已經認定劉少奇這個人靠不住，在他去世後肯定會像當年赫魯曉夫反斯大林那樣來反他，所以，他在這時就下定了搞掉劉的決心。
就這樣，1966年5月，被稱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這一出當代中國歷史上的大戲，在經過了包括幾個精彩樂章——八屆十中全會、思想文化領域的大批判、四清、《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二月提綱」等等——的一大段序曲（大概從1964年開始，或許應該從1962年算起）之後，終於拉開了大幕，正式開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