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材：從民國到現在(組圖)

發表：2010-11-28 03:40

由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開明國語課本》意象優美，對現在的小學生吸引力絲毫不減。

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本賣斷市了，連出版社都沒貨。同期重印的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穫好評一片。

20個一線語文教師組成的「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關於現行語文教材批判的新書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學者、媒體以及更多是家長們的廣泛討論。

老教材為什麼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兒？

永兒的爸爸對永兒說：「如果有客人來，先要問他尊姓。」明天，對門的徐先生來看永兒的爸爸，永兒說：「徐先生，請問尊姓？」

這是1917年版《商務國語教科書》第117課《請問尊姓》的全文。現在上海市江灣中心小學讀二年級的蔡亮，盯著右下方一臉懵懂的永兒肖像咯咯直笑。書頁在她手中輕快地翻動，《語文》課本反被拋在了一邊。

「如果拿現今的課本與此讀本相比較，知道了什麼才是孩子喜歡的書籍課本。」

「這本書孩子看了幾頁後，甚是喜歡。這更讓我們家長明白好書籍才是孩子的良師益友。」

「目前海外的許多華人家庭和臺灣地區，還以此書來教育孩子。」

噹噹網讀者對這套再版書的評價頗具代表性。

這套顏體字排印，淡墨著畫，一課一圖的教材，是民國初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館長張元濟親自擔任校訂。自1917年問世後的十年裡，總髮行量達到七千多萬冊。

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針「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國文課本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此後的五年裡，僅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葉聖陶、豐子愷、朱自清、呂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熱心於小學課本的編撰，負起「這擔責任的事」。

編得太用心了，小孩怎會不喜歡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務國語教科書》，原名《共和國新國文教科書》，薄薄八小冊，素色封面上乾淨的豎排文字，別無他飾。

陳寧寧五年前從舊書堆裡刨出它們的時候，還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擔任編輯。她1983年從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即從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現在的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所在地，一棟法式洋樓，原是張元濟、顧廷龍等開辦的合眾圖書館。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還收藏了不少民國年間出版的「舊平裝」。

這些當年被當成「新書」蒐羅的古舊書籍，還來不及細加甄別、保護和收藏，「有的亂七八糟堆得一塌糊塗」。但憑著對館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國叢書編目》，陳寧寧從「舊平裝」裡，翻尋出全套1917版《商務國語教科書》。

在這個過程中，還勾連出了開明書店1932年版國語課本，和世界書局1930年版課本。三個版本均插畫精美，陳寧寧兩隻手指掂著黃脆的書角，嘖嘖稱奇，「這種書編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麼會不喜歡。」

為了揀選出幾部合適的老課本再版，當時，她的案頭堆滿了各種蒙學讀本和新式課堂教材。有《三字經》的民國新排本，做成了識字卡片的樣子；也有清末的欽定新式讀本，少不得講經尊孔。

最後選定再版的這三套老課本裡，「最先確定的是葉聖陶和豐子愷一起編寫的開明書局版」。為此陳寧寧還聯繫上豐子愷的女兒，時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任職的豐一吟，「沒想到那麼多年過去，她對這套課本的記憶還很鮮活。」

陳寧寧的老同學吳遵民，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這幾套老教材的價值：現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於去編纂小學課本，既沒有名又沒有利，也沒有人出來邀請，他們很難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師們，編了一個好教材，就滋養了一代人。

由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開明國語課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餘版次。

這套意象優美的課本，選文獨多自然與人、花鳥魚蟲、乃至貓貓狗狗的題材。《田裡的麥熟了》、《一籮麥》、《我被縛住了》……幾乎構成了一組兒童田園詩，也符合1929年《國語課程標準綱要》制定的「選文要蘊涵文學趣味」的要求，「因為少年時期的學生，正是心性活動的時候，讀有興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勝。」

課本經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為「第一部經部審定的小學教科書」。教育部的批語說：「插圖以墨色深淺分別繪出，在我國小學教科書中創一新例，是為特色。」

不用教，一讀就能成誦

開明等三套老課本再版後，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學、上師大第一附屬小學引以為課外讀本。「幾乎不用教，孩子們一讀就能成誦。」高老師舉出佐證：

《綠衣郵差上門來》，「薄薄幾張紙，紙上許多黑螞蟻。螞蟻不做聲，事事說得清。」

貼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個年代小學課本編寫的一個共識。「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著眼於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但是這還不夠。」葉聖陶在《開明課本》的「編輯要旨」裡寫到。

民國時期的語文課本洋溢著開放的精神，有些問題並不設置惟一正確答案，以引導小學生主動探討問題。1932年版的《新選國語讀本》有篇《兩個疑問的信》。課文這樣寫：「平之：先生時常對我們說，進退要守秩序，應對要有禮貌。但是也有人說，秩序，禮貌，是束縛自由的東西。照你看來，究竟應該怎樣呢？」

這樣的問題對一年級小學生來說似乎深了些，但這種尊重小孩子，並鼓勵他們進行討論的平等思想很讓人服氣。尤為可貴的是，有些課文不僅告訴孩子們道理，還會教給他們方法。

最能夠體現當時孩子的神采的，是這樣一篇應用文，出現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書國文讀本》第一冊：

《致某校足球會書》「某校足球會諸君公鑒：經啟者，會自組織以來，只有兩月，素乏練習，無從觀感。久仰貴會熱心體育，成績卓著，原定於本星期六午後三時，擬約貴會諸君，在公共體育場比賽足球，俾得取法大雅，並以聯絡感情；想諸君亦必樂於贊同也。如荷俯允，請先示復為盼。此上，即頌健安。縣立第一高等小學足球會謹啟。」

「這就是當時孩子們的日常應用文，這樣的溫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氣度，讓你情不自禁地讚嘆。」媒體人潘採夫感慨，讀者都是明白人，這樣的課文，對於大國之中的寡民，是多麼稀缺的珍品，對培養我們的獨立思想的小國民，又有著多麼巨大的價值。

小學語文教材有「毒」

現行的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被稱為「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學語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還有蘇教版、北師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重點對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版、江蘇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這三種使用較廣的版本進行分析找錯。這份報告詳盡列舉出了三套教材的種種「毒素」：

母愛和母親形象不健康，要麼苦大仇深要麼道德完美，很少見到有血有肉的、真實生活中的母親。比如蘇教版中的《花瓣飄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櫃臺前的孩子》、北師大版《母親的純淨水》等文中，母親多身體不健康，極度壓抑，或功利心太強。而人教版《日記兩則》和《看電視》、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和《媽媽的愛》等裡，母親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無邏輯。她們多數無視孩子的主體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課本裡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樂的孩子，要麼成人化了，要麼非常態，或在恐懼中成長，比如北師大版《花臉》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養，如北師大版《三個兒子》。他們被教育要「吃苦」，不斷「吃苦」，卻不知道為什麼要「吃苦」。

落後的道德觀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場，比如「孝」、「報恩」、「服從」。種種道德陷阱，在面對尚未完全形成獨立判斷能力的小學生時，具有相當的殺傷力。

Ian是上海中心學校（小學部）的「高材生」，不久前還在全國小學生辯論賽上獲獎。才十一歲的他，對學了五年的課本的感覺是「被洗腦了」。

上個月，20位教育一線的語文教師共同發起和成立了「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和母愛專題研究小組」——「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發布新書《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小學語文教材的問題又一次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

跟課堂教育較勁

二年級學生Sunny的媽媽，曾在一篇《我怎麼想就怎麼說》的課後練習裡，和課堂教育暗暗較勁。

課文講述了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時候，在客人前提反對意見，因為「我怎麼想就怎麼說」。思考題設問：你敢於向客人指出不是嗎？「難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現你的誠實嗎？」Sunny的媽媽針鋒相對，默許女兒違逆標準答案，寫上，「不會，因為媽媽會罵我！」

在事後與老師的交流中，Sunny媽媽坦陳，「因為感覺課本裡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說教，有意挑戰一下。」

紹興稷山中學的語文老師蔡朝陽，與「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的其他成員，對北師大版、蘇教版和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的「母親」概念加以分析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拔高也是一種傷害，就像‘我們都是祖國的孩子，我們都愛祖國媽媽’這樣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國際學校

上海江灣中心小學，有23年語文教齡的王老師感嘆，課堂延伸閱讀和學生自主思考的空間，幾乎被壓縮殆盡。王老師的一對女兒，「儘管語感不錯，但文章不太會寫。」一道世博會的命題作文，姐妹倆的筆墨潑灑在觀禮世博煙花，爭辯煙火的形狀上。「但會寫文章的同學，就能從世博煙花聯想到世界和平。」

這道同題作文，在作家葉開的家裡，則引發了一場教育倫理的討論。女兒喬喬因為沒去過世博會，為寫作文發愁，老師傳授，「實在寫不出可以編」。專程為寫作文去了世博，女兒又為「要不要寫廁所」發愁，因為「寫作文要寫那些漂亮的東西、美好的東西。即使不好的東西，也要寫好的方面。」

徒生出這樣的無奈，父女間甚至達成了如此暗號，「語文考過九十分就是一樁醜聞」。三年前，葉開就注意到小學語文教材的嚴重問題，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應《語文教學與研究》主編曉蘇之約，寫了十二期「語文之痛」專欄。

「我們這一代已經被犧牲掉了」，為了讓女兒能夠多少掙脫這種教育思想，葉開把喬喬送進了協和雙語尚音學校（小學部）。這所建有國際部的學校，「至少能同時奉行兩套價值觀的教育」。

就像絕大多數就讀於國際學校的孩子一樣，喬喬偏愛原版英文課本勝過語文課本，每每看到一個人偷笑。上海中心學校五年級學生Ian比較中英文教材，認為「英文課本突出知識點，而在語文書裡總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訴你一個課文背後的什麼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課本裡的「餐廳」一課，調動起了研究菜譜的興趣，甚至自己在家裡要求配菜、做菜。「而語文課本也可以講燒菜，只是最後要加一個感悟‘我這才體會到媽媽的辛苦’。」Sunny媽媽的話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還有課外書

Ian一結束考試，向媽媽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課外書了嗎？」

喬喬在學習時，會偷偷夾塞一本《波西傑克遜》瞄上幾眼。這讓爸爸葉開感嘆好書的誘惑，但仍難釋懷「抄詞、歸納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費小孩子的時間，二是讓小孩子在語文作業這個問題上學會了陽奉陰違。」

雖然，從2001年語文教材放開以來，領袖的故事有所減少，但是王老師還是對敘述陳毅年少時的《神童》等課文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其實這是‘主題先行’觀念作怪」，葉開如是說。

而另一方面，語文課本中的經典缺失到了貧瘠的地步。蔡朝陽曆數三個版本，也就是泰戈爾的《新月集選》、托爾斯泰的《窮人》和羅大裡的《不肯長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學課本裡，長年沿用著幾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舊文，經典幾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壟斷」。

但在課外又是另一番景象：喬喬讀過全套七本近千萬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遺傳」著「男讀《三國》，女讀《紅樓》」的傳統。Ian唯一一篇可稱喜歡的課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編而來，但《一千零一夜》幾乎在教材中處於完全空白狀態。王老師揣測道：「因為那樣考點只能出一個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夠。」

来源:南都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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