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上班不久，退休的先生從skype上送來了李普伯伯去世的消息。上網一看，悼念的文章已如冬日的晶瑩雪片，紛紛揚揚。無法繼續工作，打開一頁空白的word，寫下這幾行紀念的文字。
第一次見到李普伯伯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五月份，我的父親李銳剛剛平反覆出不久，我和丈夫巴悌忠也從陝西的三線工廠回到了北京。那次是時為四川飯莊的老闆娘（父親他們當年確是如此稱呼）、綽號「機關鎗」的一位老太太作東，請了幾位湖南老鄉為父親接風。有黎澍、於剛、曹瑛，還有李普等四對夫婦。父親和黎澍與李普年輕時在湖南地下黨一起辦過報紙，跟於剛在湖南和延安一起呆過，同曹瑛是解放初期在湖南省委的同事，他們的友誼是年輕時建立的，沒有為黨內鬥爭所玷污，依然純潔。黎澍和李普都沒有去過延安，一直在「白區」工作，我印象中，他們身上官氣不多，特別是黎澍伯伯，完全是一個知識份子學者的模樣。
那天大家真的是高興，我過去從未見過如此開懷的這樣一群老小孩子。父親看著朋友們劫難之後，夫婦相濡以沫，竟然不顧一切地高呼起來：「我要一個老婆，你們幫我找一個老婆啊！」李普伯伯後來真是將此事放在心上，曾想為父親跟於藍牽線。不記得是於藍沒有意思，還是父親覺得大概與演員難以相合，反正沒有下文。
二○○四年李普的夫人瀋容阿姨去世了，父親對我說，追悼會那天他好難過，看到李普趴在瀋容的遺體上說：「瀋容我不哭、我不哭呵。」然後哇哇地嚎啕起來。有一天晚上，李普伯伯突然給父親打來電話：「李銳，我難過啊，我難過啊，我想瀋容啊！」說著、說著在電話那邊嚎啕地幾乎窒息。父親一時慌了手腳，說： 「我們馬上來，我們馬上來啊！」他和玉珍媽媽匆匆上車趕了過去。談了很久，李普伯伯才漸漸平復。
提這兩件事，只是想說，父親和李普伯伯是無話不談的思想上的朋友，也是相互體貼的感情上的朋友，這在共產黨人中彌足珍貴。
我最後一次見到李普伯伯，是今年春天回國出差，父親的老哥們聚會，李普伯伯和他的新老伴兒謝阿姨也去了。李普伯伯席間話語很少，整個兒變了一個人，只是悶頭吃飯。我心裏難過，想讓他高興。因為李普伯伯和瀋容阿姨幾年前送過我一本他們合著的《我們只舉行過一次婚禮》，我很快看完向他們「匯報」我的讀後感時說：「我喜歡瀋容阿姨的文筆，李普伯伯您差遠了，您的文字太呆板。」李普伯伯並無不悅，瀋容阿姨可是高興極了，說：「李普，怎麼樣？我的文字可比你的強！」因此我這次說：「李普伯伯，我看了您最近刊在《爭鳴》上的短文，我真是喜歡，您的文章真是比過去棒多了。您寫您父親的那篇，在鄉間路上，父親對您揮手：你走啊，你自己走好啊！我看了落淚了。」這是實實在在的心裏話。李普伯伯高興地笑了：「南央說我的文章好，南央說我的文章好了！」「哈哈！」我又看到了瀋容阿姨在世時的那個快樂的李普伯伯。只是這歡愉沒有維持多久，他又進入了沉默。
李普伯伯有一句話讓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真正的振聾發聵。那是二○○一年夏天，我和女兒一起去看他們夫婦。聊天間我問：「我知道唐榮枚在美國入了教會，戈揚也很痛苦，她們都覺得自己一輩子走錯了路，浪費了一生。你們怎麼看自己的一生呢？是不是也覺得自己一輩子都白活了呢？」瀋容阿姨想也沒想：「白活了，我一輩子都白活了。白白當了一輩子共產黨的宣傳工具，沒有做過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當時愕然極了，根本沒想到瀋容阿姨會對自己的一生作這樣徹底的否認。但是又感慨她言語間只流露出憤懣而沒有傷感，這讓我釋然。否則我這個問題讓她難過得幾天無法入睡，我該如何擔待得起呢？李普伯伯沒有接腔，我隨即轉向他問道：「李普伯伯您呢？您也和瀋容阿姨一樣嗎？」李普伯伯滿臉通紅，一聲大吼：「共產黨不亡，天理不容！」我真的是如五雷轟頂，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李普伯伯那張如孩童般純真的臉上寫滿了我不能徹底領悟的悲傷、絕望和憤怒。那張孩童般清澈卻又飽含著歲月滄桑的面容，我這一生至此只見過那一次。我一直想把李普伯伯的這句話公之於眾，但是怕給他帶來麻煩。現在他走了，我可以說了，僅此一句話，李普的晚年光彩照人。
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