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甫一結束，「流行曲」便湧入大陸，社會上青年們對流行音樂可謂趨之若鶩，由此引起一場圍繞著流行音樂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論爭。
反對者流行曲的理由何在呢？那就是「腐蝕人們的意志」。討伐者這樣說：
「有些單位為了迎合這種‘時尚’，公然印發一些譁眾取寵、空虛無聊、具有刺激性的作品，拋棄了起碼的原則性和是非標準，讓那些不健康的，乃至低級庸俗、打情罵俏的東西出籠，侵蝕人們的靈魂，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義邦，吉應：《春意濃時須防「霜」》，《人民音樂》1980年第5 期）
「有些青年人在公共場所唱著一些不健康的外來‘流行曲’，邊扭邊唱，旁若無人，敗壞了社會風氣。有人動不動就說這是思想解放。難道我們的音樂向這種‘流行音樂’化過去就是思想解放了嗎？」(施光南：《抒情歌曲創作要走自己的路》《人民音樂》1980年第3期)
「格調不高」，才是流行音樂的根本問題，它雖然有著這樣那樣的優點，如形式短小，容易上口，伴奏活潑等，但「本質是它們那種萎靡頹廢的情調」，也就是說，它總的來說是「不健康的，庸俗的，低級趣味的」。
有人稱，擁抱、接吻，「這四個字主要是作者對愛情的概括。男女之間的愛情生活有擁抱、接吻等等現象，我們怎能在歌曲中單去描寫這種生活現象呢？難道愛情就是為了擁抱、接吻嗎？生活中確有這樣的人，他們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今天和這個擁抱，明天又和那個接吻。有的人玩弄女性，流氓成性，擁抱、接吻成了家常便飯。他們有什麼真正的愛情？我們所說的愛情，應當是男女雙方相親相愛，互相幫助，同心同德搞四化。」(王玉西：《要寫什麼樣的東章？》，《人民音樂》1980年第6期)情人有擁抱和接吻，流氓也有擁抱和接吻，於是，情人與流氓畫上了等號，這樣的邏輯顯然是混亂的，在作者看來，真正的愛情就是「同心同德搞四化」，私人空間的萎縮，私人生活的可憐，公對私的干涉和入侵由此可見一斑。
1979年6月號的《歌曲》雜誌刊登了關於周琪華演唱的《丁香花說我愛你》的爭論。有作者在《丁香花訴說的是什麼情調》中，稱這首歌「比過去的流行歌曲還要‘黃’一點」。關於歌詞中的「我愛你」，作者稱「一般正派人這種詞也很難唱出口。就像找不到對象沒人要似的，略帶低賤，有損於社會主義新型婦女的形象和自尊心」。「試想，如果這首歌，在我們社會主義的工廠、農村、部隊、學校，大家整天都哼著‘哎呀呀，我愛你’，那我們的社會風氣將會是什麼樣子？」 在作者看來，一旦說了「我愛你」，「社會主義新型婦女」形象就受損，自尊就喪失，那種對情感失控的焦慮心理躍然紙上。
有著「擁抱」、「接吻」、「愛」等字眼的腐蝕人們意志的歌曲與「同心同德搞四化」是衝突的，什麼原因呢？生活方式的不同，也是不同社會制度的標誌，唱什麼歌、穿什麼衣服、留什麼髮型是個人的喜愛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在當時的認識中，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活方式腐朽、精神面貌頹唐，情色文化氾濫，犯罪問題嚴重，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人們工作緊張，生活嚴肅，精神振奮，道德高尚。而資本主義世界的大眾文化正是人們精神的迷幻劑和麻醉劑，使人沈迷於這個感官的刺激和享受中，從而喪失改變自身境況的能力。
在1949年後，官方輿論便以社會主義的眼光來打量批判外面的花花綠綠世界。比如說到香港的報紙，「反動報紙的特別便是色情與偵探兩種內容。用色情來麻醉居民的思想，用偵探來建立殖民地統治的威信。這是帝國主義最毒辣的一手，企圖使香港的同胞都變成頹唐的廢人和馴服的羔羊。」(舒翰：《在腐爛的香港》，《中國青年》1949年第20期)可見，什麼樣的文化，對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而什麼樣的生活方式，對應什麼樣的社會制度。那麼，提倡這些讓人聽了如痴如醉的「靡靡之音」與我們的社會政治制度顯然是衝突的。
這番道理在1980年李煥之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確指出，他說：
「流行音樂之所以形成它特定的格調，是某種社會生活情調的反映。所謂‘時代曲’，它只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角。我們需要欣賞一些好的、高尚的外來音樂，它可以開闊我們的精神生活，增長見識，擴大視野。而那些格調不高、宣揚愛情至上、憂傷鬱悶，反映了變態心理，甚至庸俗低級的外來流行音樂，是同我們同心同德奔向四化的社會生活和昂揚健康的社會風氣格格不入的。」(李煥之：《談談「時代曲」及其它》，《人民日報》1980年5月21日)
就連對流行音樂進行辯護的人面對「政治上當然無可指責，但情調纏綿則有消磨鬥志之嫌」的指責似乎也無法辯駁，只得迴避，只是說，「唱《太陽島上》並沒有妨礙誰去寫或去聽隊列歌曲」，可見，在辯護者的意識中，流行音樂的確是消磨人們的鬥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