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記者李文婷編譯報導】上世紀80年，中國開始打開國門發展經濟。國外的企業家、投資者紛紛登陸中國，開辦工廠和通過服務，進軍中國市場；近年來，中國的企業也開始向海外擴展，尋找礦藏和投資機會，中企的高管們也開始了在西方的職業生涯。
駐華洋人篇
你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你的司機猛踩油門。可還是太晚了。騎摩托車的騎士奇蹟蹟般的沒受傷，他自己從地上爬起來，然後大聲辯解說不是他的錯。畢竟，誰不是經常從馬路的死角逆行著衝出來呢？
中國人的安全意識常讓駐華洋人緊張的喘不上氣來。上海一家外企的經理說，：「安全意識真是個問題。你在工廠裡定下了嚴格的安全規定。可是當你的員工一出大門，就面臨著完全不一樣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下，你如果讓一個人開車繫上上安全帶，他們都笑話你。」
不過駐華洋人現在的日子可比上一代人舒服多了。他們不用再蜷縮在酒店，忍受毛澤東時代的食物和服務了。現在他們想要什麼都行，當然價格不菲：法式蛋奶酥和壽司、帶花園的別墅、孩子們的名牌私立學校。（哈羅和德威學院這兩家貴族英國學校在北京都有分校。）
在中國，空氣可能是個改不了的問題，各種檢查也令人厭煩。凌晨4點起來和在美國的總部開電話會議也挺討厭。不過除此之外生活還是很舒服的。而且在中國的業務可能會比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令人興奮。
另一位西方高管高聲笑道：「我們做的很不錯！」他的公司賣各種各樣的機床。當然，他公司的產品設計經常被抄襲。他無奈的說：「他們用激光掃瞄器拷貝我的產品。」但是中國市場的這些機床的需求很大，所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在知識產權上的損失。他說年增長額為15∼-20%。
在過去30年裡，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吸引了大批商人跳上飛機，舉家搬往中國。西方的跨國公司把他們大批最有野心的企業高管派往中國，去尋找新的供應商、建立工廠或是向中國人兜售噴氣發動機和威士忌。
駐外華人篇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被派往國外。中國企業正日益國際化。他們在非洲爭奪石油和銅，在美國和歐洲尋找投資機會。中國企業開始在全球各地設立分公司。自然而然的，他們也開始外派中國的高管來經營這些分公司。
中國外派高管是相對較新的現象，也是中國實力的象徵。過去大批移民逃出中國因為他們在國外能找到更好的生活。他們往往身在異國身無分文，通過智慧和辛勤勞動豐衣足食，然後永遠在海外定居。
而這些新的駐外華人則不同。像他們被派往國外是因為他們工作的中國公司在擴張。他們踏上異國土地時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他們的任務也是暫時的，幾年後就會回國。
雖然在很多方面，駐外華人和駐華洋人的境遇相似，但這兩種人的生活還是有明顯差異的。駐華洋人是從經濟停滯不前的自由民主國家前往經濟高速增長的獨裁專制國家。駐外華人則正好相反。兩種生活都有各自的挑戰。
這篇文章只是嘗試著對比一個在中國的西方人和一個在歐洲的中國人的各自生活。
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文採訪的西方商人都不願意在文章中透露真名。因為太容易冒犯共產黨了，由此引起的後果也會是災難性的。
詹姆士•史密斯（化名）在中國的一家銷售美容品的外企做高管。他感嘆道：「（在中國）規則並不總是透明的。」他的公司通過一個當地的一個銷售網路上門兜售或者向熟人推銷口紅或者洗髮水什麼的。這些銷售員然後再招募其他銷售員。
這種多層次傳銷（也叫直銷）在許多國家受到爭議，尤其在中國。一些官員認為這威脅到了「和諧社會」──這是中國的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的口號，大意是，「一個這樣的社會：共產黨不贊成的事情就很少出現。」直銷公司必須有嚴格的規矩防範詐騙，才被允許經營。例如，他們必須有實體店，好讓不滿的員工和消費者有地方投訴。
史密斯先生說，他的公司很樂意遵守規章制度，但這並不像在西方那樣簡單，因為中國的成文法律對什麼是允許的事物模棱兩可。比如說：僱用學生做兼職銷售員合法嗎？據史密斯先生所瞭解的，這是合法的。但當他的員工走進大學校園招聘時，就遭到了學生家長的強烈抗議，政府也站在家長一邊。很顯然，史密斯先生的公司越過了一條看不見的界線。他思索著說：「我想這是因為孔夫子的影響吧。」中國人非常重視教育，痛恨任何可能把學生從書本吸引開的事情。史密斯先生的公司現在根本就不考慮學生了。
毫不奇怪的，對中國政府來說，政治是另一個敏感話題。外國企業必須容忍──實際上，必須幫助共產黨在他們的公司裡面建立起共產黨的小細胞。然而與此相反的是，公司舉辦的大型集會則被懷疑。直銷公司通常喜歡給銷售人員開集會。在西方的民主社會，這算不了什麼。如果一群熱衷草藥滋補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分享各自滋補的經驗，政府根本就不會在意。但是中國政府把任何不在自己控制下的聚會都看作一種潛在的威脅。如果聚會的人是有組織的而且又熱情洋溢，那就更值得懷疑了。
史密斯說：「每次他的公司想要舉辦某一規模的聚會都要先徵求當地政府同意。我們永遠不知道答案會是什麼。」。如果一個大型集會被允許了，那他基本也能肯定警方一定會派進密探，以確保集會中沒有任何顛覆國家的言論。像其他在華工作的西方高管一樣，他補充說他的公司渴望「與中國政府建立長期的信任關係」。每次當中國政府準備舉辦高規格活動時，這種規矩就更嚴格了。比如說，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或者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世博會期間，當局明確正式通知，任何超過40人以上的聚會都不允許。因為對世博會的任何干擾都會讓中國的統治者覺得丟臉，他們可不喜歡丟面子。
儘管有這些麻煩，史密斯先生說他喜歡在中國工作。他喜歡中國的老百姓，喜歡吃中國菜，他也看到當地人對「老外」的態度越來越好。幾年前，當他和他的中國妻子在她的家鄉逛街，就會被圍觀。現在頂多也就是被多看一眼而已。跨國婚姻不再那麼讓人大驚小怪了。
提起他的銷售隊伍，史密斯先生無比佩服。在美國直銷通常是一個人的第二職業；而在中國，這就是一個人的全職工作。中國人往往有家庭、朋友和同學編織成的巨大關係網，而且中國人也從來都毫不猶豫地使用這些關係。他說：「這簡直就是一種當地的文化。」他們找人幫忙或者在家庭宴會上兜售生意時，從來不會覺得不好意思。他笑著說：「這點可真的幫了我們不少忙。」
說起中國的經濟，當然也幫了史密斯先生不少忙。上一代人，中國人的沉悶的口袋裡空空如也。現在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能支付得起昂貴的化妝品來搭配他們的名牌衣服。史密斯先生引用了他公司的年銷售額增長，那個數字能讓一個大班瞠目。
駐外華人：鬱悶從吃開始
而另一位駐外華人的經歷則不那麼愉快。先從吃的說起，威廉‧蘇，在反覆推敲了合適的表達方式後，說英國餡餅「很干且沒有味道」。他補充說，英國小吃不像30年前那麼槽糕了。但倫敦物價高昂，在國外任職的中國高管，尤其是國有企業的高管，也不像駐華洋人們那樣，有那麼好的工資和補貼。
回到家裡，這些中國的經理們有女佣，電信行業的高管蘇先生笑著說，：「經理們並沒有在家做飯的習慣，在發達國家裡，這些中國高管甚至還得自己刷廁所。」
蘇先生在倫敦的生活比許多其他海外華人更容易些。他的英語非常好，不僅僅是因為他曾經在英國寄宿學校接受教育。（「那像一個監獄，」他說：「那像一個監獄，周圍都是養牛場，距離最近的城鎮要步行45分鐘。」）他還在倫敦皇家學院學習計算機，他更喜歡那裡的學習。
蘇先生曾任中國聯通歐洲分公司的總裁（他現在做自雇諮詢師)。他不僅負責中方在歐洲的運營，也負責在非洲的公司。他說，非洲的海外華人非常思鄉，都很想回國。他的工作主要是為一些歐洲公司服務，這些公司用中國聯通的固定電話線路和手機系統，為顧客提供歐洲和中國之間的國際電話業務。
據他觀察，在西方工作的中企高管們通常都不帶家眷。「他們的薪水中通常都沒有包括孩子的教育和妻子的生活費。」這使他們在國外的日子變得孤獨和鬱悶，除非這些人年輕、單身、英文流利並熱愛交際。
在中國，一位國企高管可是個大人物。服務生和接待員對他畢恭畢敬，警察也讓他三分。但在歐洲，他不過是個穿著西裝的普通中年男人。
作為中國公司在歐洲的主管，蘇先生的收入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工資加上少許生活補貼。他的補貼只比最底層員工多30%。他說，他在倫敦的生活還不錯，只不過因為他有一些投資。他之前開了個小因特網公司，趕在因特網泡沫破滅之前賣掉了。他還有一些地產。如果沒有這些做後盾，他在英國的日子可不會這麼舒服。
西方人到中國去通常是因為他們想去。有些是喜歡中國文化，更多是希望能賺大錢並給他們的簡歷貼金。西方跨國公司覺得在中國插上一腳很有必要，而且因為在中國利益和風險都同樣高深莫測，他們通常會派來最最能幹的員工。沃爾瑪全球採購總監在深圳，匯豐集團行政總裁去年從倫敦搬往香港。在中國的任期有助於西方高管升遷。
對中國的高管來說未必這樣。中國高管，尤其在國有企業，如果你是被培養對象，你就升遷，而培養你的人都在國內。即使僅僅幾年不在國內，也可能意味著人走茶涼，斷送了你升遷的仕途。蘇先生說，如果你是一位中國公司的高管，你被派駐國外，這可能意味著你在國內幹得並不是很好。他補充道，而且如果你在國企工作，你不能拒絕派駐國外工作。
一些年輕的中國白領也許喜歡到國外冒險。有的想瞭解其他文化，學學英文，在阿姆斯特丹去泡吧。有的陷入異國戀，如果能千方百計弄到綠卡，就留在國外。
蘇先生說，女性駐外華人通常比男性過的更好。（也許她們發現國外性別歧視更少，也許在異國戀上更幸運）。而那些不帶家眷的男性外派人員通常都等不及自己的任期結束。
許多外派華人的語言是個問題。蘇先生的一些同事幾乎不懂什麼英文，這很明顯是個障礙。在北京的地鐵裡，英文標識非常多，但是如果你想在倫敦的地鐵裡找到中文字，那祝你好運吧。
在英國的中國公司需要當地的銷售人員向英國客戶銷售產品，但是很難找到本地銷售員。蘇先生說，這些人首先需要對中國有正面的看法，如果他們學過中文就好很多。但是這些人往往能在中國的外企賺到比這多很多的錢。
在西方，只有一樣東西是每個外派人員都喜歡的，那就是空氣。蘇先生說，「空氣乾淨多了，每個人都這麼說。」他繼續說，英國人也非常友好，他們很有禮貌。你走進商店時，不會感到任何人的敵視。「但如果你走進酒吧辯論中國政治，那就很難了。」
西方法律更清晰明瞭
在歐洲工作的另一個好處是企業的規則相對明瞭。蘇先生說：「一切都是透明的，」如果你想申請牌照，你不需要花錢賄賂官員或僱用經紀人，「你只要從網際網路上下載表格，申請就是了。」
企業之間的關係也簡單很多。蘇先生說，公司都認為客戶只從自己喜歡的人那裡下訂單。所以中國公司在餐廳包廂裡花大量時間和金錢賄賂客戶。西方公司也宴請客戶，不過規模不可同日而語。
公司之間的禮儀的差異是一個雷區。如果一個中國供應商作了一個演示，客戶提了很多他不能回答的問題，或者客戶問了很多潛在的問題，供應商就會覺得客戶不喜歡自己，沒戲了。但是如果客戶是個西人，這很可能恰恰是他想得到更多的信息。蘇先生說：「在西方，人們對事不對人。」
蘇先生說，駐外華人的另一個問題是，「在海外，對中國企業的看法是很負面的，」他補充道：「大多數中國人都說這是媒體的責任。」中國品牌在國際上缺乏知名度。在中國每個人都知道中國聯通、聯想或中國銀行，但是大多數歐洲人絞盡腦汁也說不出一個中國品牌來。
更重要的是，西方人往往認為西方公司更好。蘇先生說，即使英國銀行遇到金融危機，他們也認為英國的大銀行比中國銀行更強硬。這種態度使中國公司很難直接向西方消費者銷售。（當然，當基本的事實改變以後，這種刻板的印象也會改變。一旦中國產品的質量改善，西方消費者會注意到。關於這點，問問日本或者韓國商家就行了。）
蘇先生抱怨說，在工業化早的國家，很多基礎設施都很陳舊。倫敦地鐵開通於1863年，這點看都能看出來。火車的空調系統都不好。蘇先生也承認，英國的公共交通系統四通八達，無所不在，但是他說，質量不是非常好。而在中國，一切都恰恰相反。
最後一個讓駐外華人頭疼的是，當你到了一個壓迫工人階級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你卻遇到了一個能四處施展力量的工人階級。歐洲的勞動人民有時候還會罷工，結果沒人清掃街道，交通也停滯。駐外華人對此極為震驚。蘇先生說，儘管在中國有的工廠怠工，但是在公共服務場所沒人罷工，「如果他們罷工，那可就真有麻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