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國家以最佳狀態渡過了此次全球信貸危機？正如據說周恩來在談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時所說的那句話一樣：現在做出判斷還為時過早。那種認為中國是大贏家、而美國和七國集團(G7)其它國家是大輸家的倉促結論，目前看上去已令人生疑。
不錯，中國持續實現了高速增長，而許多負債纍纍的西方經濟體一直步履維艱。因此，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場金融資本「海嘯」已向東方洶湧奔流，同時儘管中國在諾貝爾和平獎及其它外交問題上態度格外強硬，歐洲政客們仍在爭搶著（與中國的）貿易交易。
然而，金融市場的狀況則大不相同。目前上海股市的點位尚不及歷史高點的一半，表現遠遜於金磚四國(Bric)的其它三個成員。更讓人感到意外的是，自從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以美元計算，上海股市的總體回報率還不如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英國富時100指數(FTSE 100)，甚至是日本的東證指數(Topix)。
其中傳遞出的訊息相當明確：在全球範圍內被熟練兜售的「中國故事」，只不過是「新時代」思維的另一個版本——從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到網路熱潮，所有投資癲狂都以這種思維為特徵。
經過了長時間令人失望的低迷之後，以目前的市盈率水平來看，中國股票看上去不再那麼昂貴。但這或許帶有欺騙性。以經過週期性調整的「席勒市盈率」 (Shiller PE，使用了10年平均收益)衡量，即便是現在，中國股市也幾乎與1929年的美國股市一樣昂貴。換言之，目前中國的收益水平很高，可能無法持續。
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對未來感到擔憂。正如我們在本世紀的中國所看到的那樣，利潤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大幅上升，表明勞動力收入所佔比例大幅下滑，這意味著薪資漲幅未能跟上經濟的增長速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則明顯體現出了另一面：消費的貢獻率下滑，而對投資的依賴明顯增強。這些趨勢持續的時間越長，最終逆轉的規模也就越大。
我們此前曾目睹過這一幕——確切地說，是在40年前。上世紀60年代，日本實現了兩位數的年度GDP增速，推動因素是政府指導投資流向子彈頭列車網路等基礎設施項目，並加強重工業發展。在整個60年代，勞動力不斷從鄉村湧入城市，這壓低了薪資水平，並形成了一個盈利能力和投資水平不斷上升的良性循環。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日本勞動力收入佔總增加值的60%。在「日本奇蹟」的那些年，這一比率降至50%，然後在70年代、隨著勞動力市場的收緊，開始了V型復甦。10年後，該比率飆升並穩定在了68%。這些成績是要靠奮力爭取的。如今處於休眠期的日本工會運動，上世紀70年代時正如火如荼。當時企業利潤率受到擠壓，以實際價值計算，日本股市10年間裹足不前。
在城市化進程完成之前，員工們能夠在這張經濟大餅中分得更大的一塊嗎？在日本，他們做到了。197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僅為53%。而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為45%，大致相當於日本1964年的水平。不過，眾所周知，中國的統計數據不太可靠。據估計，未註冊城市移民組成的流動人口在5000萬至1.4億之間。因此，中國的實際城市化率可能已接近日本1970年的水平。
如果中國將重演日本的歷史，那麼下一階段將出現勞資衝突和通脹。避免這種後果的最佳途徑，是大幅收緊目前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但這可能會造成經濟明顯放緩，人民幣可能必須大幅升值——這兩點都是中國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同時，用巴西財長的話來說，中國對廉價貨幣的依賴，在引發一場貿易戰方面正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要走出中國自己鑽入的死胡同沒有什麼好辦法。經濟再平衡是絕對必要的。對於中國統治者——以及那些認為西方衰落將不可避免、而中國崛起亦無法阻擋的投資者而言，這也是一項充滿風險的長期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