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殺整整40年後，瀋元———對絕大多數國人來說仍是個陌生的名字，網上關於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點兒冷清。即使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數學子連林昭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說瀋元了。
我讀過瀋元同學郭羅基的長文《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北京大學反右運動回憶錄》，對他的生平和遭難才有了一點瞭解。瀋元以「叛國投敵」的反革命罪被奪去32歲的年輕生命是在1970年，種下禍根卻是在更年輕時的1957年，甚至更早的1956年。那時他在北大歷史系求學，滿腦子的雄心壯志，要成為 「未來的范文瀾、郭沫若、翦伯讚」，他也確實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學上有過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學者的賞識，憑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瀾的好評。
1956年，他從英國《工人日報》讀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暴虐無情的斯大林原先在他心目中的光環瞬間滑落，震驚之餘，他摘譯了部分內容與同學分享，這是他們課堂上學的《聯共（布）黨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學之間的議論中，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後，郭羅基仍記得他當時的疑問，「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斯大林憑什麼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干了壞事可以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僅僅歸結為個人崇拜，他卻直言根本上還是制度問題。1956年「雙百」方針出籠，正是難得的思想寬鬆的年頭，何況又是私下的議論，他自然沒有什麼顧慮。
1957年春天，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鳴放」，要求黨外提意見，得風氣之先的北大學子，用不著等待邀請，自己就鳴放起來。歷史系宿舍外的鳴放標語以及牆報《准風月談》，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制鳴放，就是瀋元與423號宿舍的同學搞的。「五一九」以後，他雖然也同意林希翎、譚天榮的觀點，卻不同意他們「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在大飯廳前的辯論台上還與他們多次辯論，在老同學眼裡他是標準的左派。說到底，他只想做學問，鑽他的故紙堆。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劃右派時，他還是在劫難逃。
在感嘆命運之神對瀋元的不公時，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嘆一個天才的夭折，賞識他的黎澍認為他遭難的因由來自人妒其才，這些說法也許沒有錯，我更在意的則是自 1957年那場災難降臨以來，包括他身邊的同學、最接近的人們做出的反應。「在對瀋元進行揭發批判時，423號房間原來受他影響的人，都紛紛起來揭發，同他劃清界限。」那些同學當初可都是認同他的觀點，而且是一起出的牆報。他的中學女同學、時在北大東語系的宋詒瑞直接找到郭羅基，要與瀋元劃清界限，把瀋元與她的通信都交給黨組織。如果不是郭冒險把這些信悄悄藏了起來，他們很可能因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倖免的宋詒瑞多年後編了一本紀念瀋元的文集《難以紀念的紀念———一個北大高材生之死》。
成為「右派」，而且是「極右」，這是瀋元短暫一生的轉折點，1957年是他通向1970年之路的起點。事實上，死亡之門1957年即為他打開了。數年之後，瀋元以「摘帽右派」之身成為識才、愛才的黎澍助手，並在《歷史研究》發表多篇有份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轟動，范文瀾說他的文章比自己寫得好。研究機關和大學都在談論這位「右派明星」。歷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發「瀋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了毛澤東那裡，雖被秘書田家英暫時壓下，接著又有人到中宣部告發「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調查之後下了結論，「沒有違反原則的地方」。老實說，有史學才華的瀋元與那個時代並不構成衝突，他既沒有林昭那樣洞穿極權奧秘的思想，成為右派之後也沒有對現實提出批評和質疑，他只想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範圍內做學術研究，而不是挑戰當時的意識形態和現存權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連黎澍也被揪出來了，這片土地幾無才華橫溢的瀋元容身之處。1968年夏天，他化裝成黑人進入蘇聯駐華大使館，表示去蘇的意願，被拒絕收留，過幾天再去，即遭逮捕。隨身所帶的所謂「機密材料」不過是當時的紅衛兵小報（這是郭羅基的說法，與王友琴《文革受難者》所說他進入馬里駐華使館不同。）。
或許有人會說，那些打小報告，舉報他的，在大難臨頭時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華而告發到中宣部乃至毛澤東那裡的人，都是那個鼓勵告密、鼓勵躲在陰暗角落窺視的時代造成的。這樣說誠然沒有錯，問題在於，許多時候，舉報、告密不是來自上級命令和職務行為，完全是自動的、自發的個人行為。即使為了自保，在運動到來時迫於壓力的劃清界限，也並不完全是不可免的。這當中仍有可憑良心選擇的餘地。
記住瀋元他們，記得許多被黑暗無情吞噬的人們，無論是天才洋溢的生命，還是普普通通的受難者，這比簡單地追訴誰是凶手來得重要，也遠比感嘆天才的消亡來得沈重。1981年，在瀋元被殺11年後，遲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瀋元老母的手中，她嚎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這一呼天搶地、撕心裂肺的慟哭，應該永留在歷史當中，時時喚醒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