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陳破空提出的問題，寫了《中國朝野真的不能和解嗎？》，表述的意思非常明朗：都來傳「中共不是中國」這句話，促成大陸三分之一（約4億以上）的人有這個意識，促使政府和軍隊擺脫中共的思想政治組織控制，讓「和為貴」的中國禮教傳統發揮作用，讓人民既反政府專制，又尊重官員職權，自然和解。
知曉「中共不是中國」，特別注意不把中共說成中國，很重要，以至於可以加速我們解體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進程。所以我在文章中特別引用美國《國家評論》管理主編諾丁格爾說的話：「在我的思想和言行中，我一直是把中共和中國嚴格區分的，中共沒有資格代表中國和中國人民，我們一定要分清這個概念……」評論家諾丁格爾作為美國人都把這個問題看得如此重要，使用「中國」這個詞如此小心，不讓中共代表中國和中國人民，可一些讀者卻不以為然地隨便用：「博主不要給大家灌迷魂藥，這等於給人民可能有和解的幻想，可實際上等來的只有屠殺！你這是在變相的幫助TG殺人」 。我說的是「和為貴」的禮教中國的朝野可以和解（特別給出了臺灣的實例），發難者說的不可和解的「中國」還是中共現在奴役的大陸。無區別地反對朝野和解，反對甄別中共和中國，這叫同室操戈。
諾丁格爾能這樣嚴格區別，是西方人訓練有素的客觀辨析，這就隨之避免了閱讀反饋中的主觀情緒。例如有讀者把他跟我同樣敬重蔣經國的敬愛情緒帶入閱讀中，說我「不可以武斷推論蔣經國先生的倆個選擇」。蔣經國在1980年代美國拋棄臺灣和中共以「一國兩制」統戰的情勢下，客觀上有我說的兩個選擇（如果另外的作者觀察視角和分類不同，還可以分出不同的選擇），我只是外在地給予了客觀的分析而已，並不等於說我誣蔑蔣經國要投共，跟中共同素質。而我恰恰推崇蔣經國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能推動臺灣解禁走向民主憲政。主體的客觀辨析，才使西方人開創了議會和法庭的理性辯論，否則議員和律師都很難就事論事。
由於我們的思維模糊，當然主因是大陸政治環境的嚴酷，我們在公開場所的說話時常無法辨析「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我們在自稱中國人的時候，說話鏗鏘激越像開批鬥會，其實就已經在言行中讓中共的黨文化教育影響了我們。我們如果以諾丁格爾所說「中共不是中國」的理智表述來表達觀點，當我們說當今大陸的「中國學院」學習或者「中國某省（某市）」時，以中共替代中國，那麼今日大陸學校或地方的問題，我們就不會言語不清地說成「國民性」的問題。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當我們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比如在海外網站，在沒有敏感詞的過濾的情況下，在我們直接批判中共極權專制的時候，我們不把中共說成中國，跟歷代王朝和現代臺灣相區別；或者不以中國作中共操控的學校、公司、電臺、醫院的定語，我們要表達的意思就會非常清楚，也就不會把批評和批判的矛頭對準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會較多地體現出君子不同而和的禮節，避免小人同而不和的爭執、鬥氣。這樣我們就會比較容易商討問題，不至於將別人說的「能分辨中共在以中國名義毀中國文化」的數億人在家可以罵垮中共，變成「人們可以坐在家裡盡情地罵」來批判，結果弄成讀者和作者意氣用事的「雞對鴨講」。
的確「黨國不分的現象不是幾個文人和專家的警告就可輕易改變的」，但是文人和專家警告卻是責任和良知。可以警告不警告，或者以「空口號、莫名的紙上談兵」來指責別人的警告，這是濫用批評自由來掩飾自己放棄責任的做法。在中共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如果蔣中正不在臺灣開展中國文化復興，不先消除了臺灣地區大陸、日本、臺灣的文化和語言上的重大歧義，蔣經國搞憲政會很難。
突尼西亞和埃及最近變天了，蘇聯和東歐早就變天了，而我們在羨慕的時候卻很少注意到那些地區這樣的一個共性：人民在走向民主之前，都共同尊崇傳統文化；雖有獨裁統治，卻無中華民國的新文化運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大革命。
新文化運動將「民主」和「科學」當成了兩根政治棍棒，共產黨就利用中華民國的信仰、言論和結社等自由搞亂學校、報界和街頭，造成南京和重慶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亂象：蔣中正實行既定的三民主義訓政，卻被當成獨裁統治來抨擊；共產黨在江西和陝北、山西破壞中國傳統婚姻，搞共妻和淫亂，卻說是社會新風。「解放（奴役）」後，在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推行了62年的黨文化教育，以「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為名義，冠以「偉大、光榮、正確」，當成政治部落的圖騰，通過從土改鎮反到迫害法輪功，以暴力和謊言的邪毒方式樹立權威，再通過十年「文革」全面摧毀中華敬天的禮教、敬神的道教、拜佛的佛教，將中國傳統的鄉紳、文士、清官、父母、老師、師父的權威統統摧毀。這樣一路走到今天，「中國」和「中國人」就被共產黨變成了政治花果山和猴子，說話像翻跟頭：
「搞笑啊,和解?羊跟狼求情:你不吃我了行不行?屁民跟獨裁者說:咱們和解吧!狼說:扯淡,不吃你要餓死我啊!獨裁者說:沙茶,沒有你們墊底哪有我的神仙日子?作者捨得把你家產送給我麼?你要捨得送給我1萬美元,獨裁者就捨得放棄手中的億萬財富和傾國權力!」這是我文章後的跟貼，這樣的文字非常個人化。
「並不比你見識低，沒有什麼浮躁，浮躁也不解決問題。浮躁與受奴役有何種直接關係請仔細道來。你怎麼知道看得人粗心？不看全了能批評你嗎？你自己先記住虛心為 好。改改中國人的臭毛病從自己做起，講道理，莫說教，在下在中國學院裡就呆了整整9年，不說在海外的經歷，難道看不懂文章、摘要，不會 WRITTING。」見識高就不浮躁了？人心浮氣躁，必然粗心。從浮躁的前提推粗心，是合乎邏輯的，怎麼成了中國人的臭毛病了？這樣說話的人居然自稱是博士。
可今天這樣說話的「中國人」像春夏枝葉繁茂的大樹上的樹葉，密密麻麻。許多讀書人分不清中共學院和中國學院。臺灣和大陸都有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在臺灣，不受政府和亂黨控制，學校不受黨委紅頭文件的操控，獨立辦學，這是中國學院；在大陸所有的學校都被中共學校黨委或地方宣傳部的掌控，是中共學院。
我接觸過不少臺灣人，沒有哪個是說我上面引述的那種話語，他們說話比較和氣，講禮貌，雖然也比較含糊其辭，但不會在100個字裡從「搞笑」，到「羊、狼、扯淡、餓死、獨裁等」，直扯到「神仙、家產、美元、權力」，全是主觀意象。這就的學校在共產黨操控中和不在操控中的原因（當然還另有原因）。中共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都充斥著老師對學生的訓斥（我身上就帶著這種印跡），學生之間爭辯習性濃烈，所以才有在學院呆了9年的人開口對我開口就說辯論。可是，堆沏著「見識、浮躁、問題、受奴、粗心、批評、虛心、中國人的臭毛病、道理、說教、中國學院、海外經歷、文章、摘要、 WRITING」等詞彙，能講理嗎？
這次埃及廣場革命，第一條口號就是穆巴拉克必須下臺。如今中國大陸是中共極權專制，如果上街示威和廣場集會，把打倒的對象放到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中共領袖身上，不僅是讓中共金蟬脫殼，更會造成遊行和集會者的分裂。中共學校教育和書刊、影視早將我們這些「中國人」培育成「跟著感覺走，翻思想跟頭」的政治猴子，一身「黨文化毛病」，卻說成「國民劣根性」。埃及變天，給「中國反共者」無疑是巨大的鼓舞，可大家說話既沒有臺灣人那種禮貌、也沒有香港人那樣守法，氣沖牛鬥，很容易衝動，要想雲集幾萬人上街共同喊「打倒共產黨」或「解體共產黨」，目前還真是頭痛的大問題。
1989年「中國大學生」上街口號統一是：「擁護中國共產黨」和「反官倒」，這是共產黨鎮壓學生之前學生乃至全民在當時所謂「改革開放」時代的共識。而今這個共識早就破裂了。而今「中國人」說的話語，單就「中國」這個詞，就很不相同，有人說是「中共60年」，有人說的是「五千年的中華」或「中華民國」。上街示威是民眾活動，民眾往往是跟著感情採取行動的，如今「中國人」的感情支離破碎：或見錢眼睛放光，或戀權內心著魔，或供著馬恩列斯周毛的畫像……如此「中國人」在中共極權專制、密探遍天下的今天，要匯聚幾萬人上街著實難。
「中國人」今天恨共，跟恨人糾葛不清。社會和解必須先除中共，分清中國和中共。不把中共說成中國，可謂「中國人」摘除引號回歸神州做中國人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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